北京某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有关“第二届非公募基金会”的报道，其中有一段小标题是“百亿公益愿景缩水至200万”，并将这个“缩水愿景”的知识产权授予华民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为了维权，笔者特此发表声明：“缩水愿景”的知识产权应该属于鄙人，发表的时间和地点是在记者所报道会议前一晚的沙龙上。
　　这又要涉及近来已经说腻了的话题——中国做公益慈善的大环境实在不好。当晚的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基金的保值增值”，二是“税收”。在当前的大环境下，非公募基金会在这两方面都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局面：
　　虽然国际经验证明，国家对公益慈善事业实行税收优惠是这些社会组织得以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从理论上说，公民个人或者企业将钱交给政府办福利事业，或者将钱捐给社会组织做公益慈善，其终极目标都是一样的——对有需要的社会领域或贫弱群体施以援手，帮助其摆脱困境。因此，当公民个人或者企业做出了社会捐款的行为时，就应该从国家得到税收上的说法以资鼓励。从这个意义上说，公益慈善基金会自诞生之日起就应该享有税收优惠，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中国，却不是这样……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虽然现在提倡母乳喂养婴儿，但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国家却要征收奶粉钱，理由当然是要大力支持和发展本国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更深层的政策逻辑则是：母乳来得太容易。因此，必须得经过科学的检验，证明婴儿确系亲生，才能准许母乳喂养。否则以破坏国计民生论处，加倍征收奶粉钱。然而，要获得婴儿亲生的证明，则必须经过一套纷繁复杂的程序和手续，从古代的滴血认亲，到现代的DNA测试，二三年，四五年……等着吧。
　　另一方面，在国际国内的资金市场都呈摇摇晃晃状的今天，慈善公益基金本身的保值增值又陷入困境：放在银行里，看起来是保险，但却是负利息；本金虽不会少，但不能跟CPI见面……自己欺骗自己吧，反正没人会问责。也有些“不安分”的基金会，买股票、买基金、搞收藏……五花八门，各有各的“高招”，但都冒着极大的风险……总不能让公益慈善基金也去“投资”大葱、生姜什么的，让喝咖啡的周立波看笑话。
　　当然，也有运气好的基金会千方百计靠投资挣到了一些钱，但不管是否用来继续充实基金派公益慈善的用场，统统得先上25%的税；而一旦投资失败，基金亏空，那就自己哭天喊地去吧。
　　注意：基于以上恶劣的大环境，笔者受到一些已然存在的做法之启发，在会上向所有的基金会（并非只向华民慈善基金会一家）提出了一个建议：这就是将基金会的原始基金缩小到法律允许的最低限度——在中央政府有关机构登记的以2000万元为限，在地方政府有关机构登记的以200万元为限——这样能把保值增值的压力减到最低，也把缴纳税收的压力减到最低。当要做公益慈善项目时，因为按法律规定，捐款只要不超过应税利润的12%，就可以税前扣除。所以应该到使用时再往基金会注入资金，随时到账，随时使用，毋须结余。实事求是地说，在大环境不变的前提下，这恐怕是一个“性价比”最高，也是最少操心的基金会运作模式。
　　华民慈善基金会创办之初，理事长的确设想过“两年五亿、三年十亿，十年五十亿，二十年一百亿”的伟大愿景，但让25%或更高的累进税给吓回去了。开个玩笑，现在常常有人喊“裸捐”，当然为了体面捐款，底裤还是要保有一条。但一旦把家产全部捐出去之后，发现还要纳税。所以，若无他人相帮，或许还会有彻底“跑光”之虞。
　　最后，还要老实坦白，“缩水愿景”真正的“知识产权”实际上属于某基金会。本来是不该掠人之美的，但把窗户纸点破的是笔者，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就耐压性能而言，学者可能会好一点。如果这家基金会要收回知识产权，保证即刻奉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