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前夕，“用工荒”问题再度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劳动力无限供应不复存在，人口红利消失，刘易斯拐点来临等讨论掀起一个高潮。“用工荒”现象交织着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当今社会一大难题。我们该如何破解这两类就业的困境。
“用工荒”显示我国企业过度依赖年轻人局面已经走到尽头。宏观层面长期劳动力过剩决定着“用工荒”在我国只会呈现一过性特点。
事实上，在西部一些省份的劳动力市场人们近年早已感受到供求关系变化，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感受确实在消失。但纵观近年国内“用工荒”的总体表现，实际都呈现年内一过性特点。春节过后矛盾迅速突出，一段时间后又归于沉寂，不难预计这种特点还会重复。虽然近年我国东部产业已经出现一定的向中西部转移迹象，然而，春节前后我国产业布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此，东部与中西部节后尖锐的用工矛盾，在经市场导向的大量农民工到位后也必将得到舒解。
然而，以上判断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忽视“用工荒”现象及其特点变化所反映出的国内就业市场的深层矛盾。
宏观层面劳动力过剩将长期决定“用工荒”一过性特点
认为就业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要求放宽人口政策，延长退休年龄等观点，从2005年左右起似乎日益得到“用工荒”现象及其特点变化的支持。但这解释不了历年“用工荒”的一过性特点，实际是对“用工荒”现象的误读，正确认识“用工荒”，对我国就业基本形势必须首先有正确判断。
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基本形势问题本身并不很复杂。1957年以来我国耕地减少逾20%，化肥、农药、机械已大量使用。但1957年我国耕地达到峰值时农业劳动力仅1.9亿，2008年增加了3.1亿，这就是中国实实在在收获的所谓“人口红利”。此外，我国目前城镇登记失业者近千万，失业率4%。未登记40、50岁下岗待业者有几千万，城市实际失业率高于10%。即使不考虑农业生产条件变化，与1957年相比目前我国农业第一产业劳动力剩余1亿多;稍微有所考虑，加上城镇下岗，不难估计当前我国城乡剩余劳动力不少于1.5-2亿。如考虑退休年龄对现实中可利用劳动力总量的限制还以几千万计。
此外，从发达国家老龄化与就业关系看，与目前被老龄化教义左右的社会思潮关注的焦点恰恰相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科技发展使发达国家经济不依赖劳动力增长趋势、甚至排斥。当前西欧多国老龄化水平超20%，日本达23%，而这些地区迄今均无劳动力短缺。相反，西欧失业率1980年以来一直在8-10%徘徊;日本失业更是由以往70万人发展到300万以上。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日本老龄化过程中失业加重，与达到人均5000千美元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密切相关。对日本而言，与劳动力价格上升，世界工厂地位难以为继而导致的经济结构转变有关。
中国当前形势某些方面颇类似于日本。然而目前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未来10年我国劳动力总量还将继续增长。对中国仍待彻底转移的以数亿计的农业劳动力而言，无论如何在用工成本提高、国际竞争优势下降、中低端产业规模宏大、印度崛起、人民币升值压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压力等等复杂形势下，今后继续依赖劳动力密集性质的企业转移难度将越来越大。
目前中国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德、日总和的1/6，劳动力相当于三国总和三倍。很多迹象表明发达国家不依赖甚至排斥劳动力增长的经济趋势在逐渐逼近中国，将逐渐明显地制约今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在可预见的年代里，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发生劳动力短缺，相反就业将继续长期是重要而棘手的社会问题之一。这种状态决定“用工荒”在我国将继续长期呈现类似“狼来了”的一过性的不能持续的特点。.
我国就业已经基本市场化，为什么大量剩余劳动力会在市场消失，无论东、中、西部近年均不再呈现明显的劳动力无限供应特点，春节后“用工荒”对社会的冲击也似乎越来越大，就有必要在国内劳动力市场运作方式等方面去寻找答案。
“用工荒”显示我国企业过度依赖年轻人局面已经走到尽头
对劳动力过剩下的“用工荒”，最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用工方式出现了以往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而弃用城、乡40、50岁劳动力的倾向。弃用农民工年龄更低，而35岁以上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近60%，造成了目前大量城镇40、50岁人员每月拿几百元下岗补贴，农村30或35岁劳动力就很少有人问津。这种劳动市场缺乏规制或过度市场化而形成的奢侈用工模式，本身就以大量劳动力过剩为基础。近年的用工荒并不是刘易斯拐点，而是恰好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大量过剩背景，以及在劳动者基本劳动权保障不足。
一个国家劳动力再富裕，劳动市场只依赖年轻人也不可能长久。近年“用工荒”反映的就是企业用工的这种方式矛盾日深，基本到了尽头。在市场作用下，一些企业去年公告的招工年龄由25岁左右已经向后松动，这是必然趋势。
从国际老龄化国家看，中高年龄劳动力总体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有报告指出1980年代日本中小企业吸纳了更多中高年龄劳动力。世界上没有一个达到刘易斯拐点的国家，40、50岁人员像中国这样还在大量下岗。
多数学者口中所谓“人口红利期”不过是以往出生高峰人口进入了劳动年龄，因而是我国剩余劳动力问题最突出，就业压力最大的时期。所幸此期国内外适宜条件推动了经济较快发展，才大大减轻了就业等方面压力。但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所谓中国人口红利或其即将消失等，都是肤浅社会舆论的自我杜撰而已。非专业人士理解“人口红利”只是劳动力廉价而已。但解放前到改革开放前只要有投资我国劳动力无不廉价，印度不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力同样廉价。刘易斯拐点论提示，决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的只是剩余劳动力多寡，与特定人口年龄结构无关。至于国内学者计算认为中国经济27%由“人口红利”贡献，作者已多次指出，是计算中将大量剩余劳动力计入抚养人口所致，属于误算的结果。
转变企业用工方式还有种种矛盾待解决
如果说近年用工荒及其特点变化，基本反映的是上述企业用工方式走到了尽头，在市场力量下并已出现转变迹象，但改造30年来企业久已习惯的用工方式，仍然有许多矛盾需要解决。
例如，总的来讲，解决中年劳动者劳动权的问题，从根本上要求企业形成相对更加固定的用工制度。任何成熟的企业都必须善待员工，延长员工使用期限，才能真正适应今后年轻劳动力短缺形势。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依据劳动法保护劳动者不能被随意解雇;工会要继续改革，以真正能够制衡劳资关系。
特别对保护农民工权益而言，当前谈改善农民工待遇，谈扭转春节前后农民工大迁徙，脱离户籍改革成效必然有限。因此，在我国经济实力较好，发展较为稳定，大量流动人口聚集的大城市，户籍改革首先应该破冰，其途径就是设立适当准入条件对已经稳定融入城市生产、生活的农民工给以城市户籍。
在这些矛盾化解以前，春节后的用工荒很难彻底消失。而农村生活改善、以及年轻人外出就业容易，还可能延长一些年轻人的春节休假时间，加剧节后的用工荒。
此外，在年轻劳动力逐渐短缺形势下，更多雇佣年轻劳动力的企业，必然要付出更多工资福利。那些依赖年轻劳动力拼命工作才能赚取微薄利润的企业，如果无法实现产业升级，就只能面临被淘汰命运。现实中这种企业的多寡及其命运，也将影响今后我国劳动就业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