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来，各种天灾人祸仿佛多了起来。这些灾难性事件不仅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大自然的可怕威力，而且也让我们认识了各种谣言的制造和传播所带来的大众恐慌。特别是当灾难性事件发生时，谣言可以轻易引发大规模的非理性行为，从而影响社会正常的救灾和灾后重建秩序。谣言加剧恐慌，恐慌刺激出新的谣言，导致恶性循环。

操纵性谣言制造和扩散的几个重要环节

　　在西语语境中，“谣言”(rumor)具有名词和动词的双重词性。谣言的形态和作用总是通过传播和扩散过程而成型和发酵。在灾难性事件发生背景下，谣言的生成和传播有一个扩散链条。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传统社会，谣言一般是通过口耳相传，先借助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局部扩散开来，再经由多重社会关系网络的交叠依次传播。但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个扩散链条往往不再遵循由个人、小群体到更大群体的传播模式，而是借助大众媒介由个人认知直接到达社会认知，迅速使特定的话语和行为成为灾难性事件的有机部分。作为目前灾难谣言的突出特点，谣言制造、扩散和影响的共时性使谣言具有了可操纵性，增加了对谣言进行社会控制的难度。

　　以最近由日本地震及核泄漏引发的“谣盐”事件为例，操纵性谣言的制造和扩散呈现出以下几个重要环节。首先是谣言定向。即利用民众对灾难事件的关注和恐慌，从各种谣言中选择“有用”的要素，并将这些要素以显著的方式呈现于公众面前。操纵性谣言需要以人们的知识和推理可以接受的方式，将谣言整合到特定的方向。比如，地震和海啸可能已经摧毁了核电站的防护安全机制，福岛核电站爆炸难以避免核泄漏，而核泄漏必然导致核辐射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其次是谣言涵义的提炼。即将特定谣言中包含的可能后果与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利益关联起来，引导谣言刺激具体化。就像2003年SARS事件中的板蓝根神话一样，这次的操纵性谣言告诉大家，食用碘盐可以防止核辐射，而我国海域也就是碘盐的重要来源可能已经受到核污染。

　　其三是行为示范。即制造局部行为并迅速通过大众媒介广而告之，造成从众效应。人们几乎同时通过手机、互联网等信息工具得到抢购碘盐的信息，并作为“理性”的反应，加入到抢购碘盐的队伍当中。

谣言背后总有“获利者”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公众对信息性社会影响(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的顺从是操纵性谣言得以扩散的主要原因。社会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在下列三种情况下，人们最可能因为信息性社会影响而产生从众行为。

　　当情况暧昧不明时。当你无法确定正确的观念和适当的行为时，你会非常主动地接受别人的影响。你越是不确定，就越是依赖别人的判断。大的灾难性事件，通常伴随着交通、通讯的中断，生活共同体的暂时瓦解，使个人的行为陷于失范状态。这时，我们会视任何可以得到的信息源为救命稻草，不假思索地接受其影响。

　　当状况处于危机时。尽管现代各国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普遍建立了预警、预案制度，但仍然不能完全有效地处理那些偶然和新型的要素。个人也一样，已有的“知识库存”不能通过类别化对新的环境加以处理，结果就会采取他人的意见。

　　当别人是专家时。一个人越是有专业知识，他的指引在不确定性的状况中就越有价值。且不说，“专家”本身也有精细的专业分工，即使是真正的专家，也无法在突发的不确定环境下即时、准确地做出判断。不仅如此，在遇到操纵性因素的时候，我们甚至对专家的真假也难以分辨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当代社会谣言的制造和扩散的过程中，信息媒介总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同谋”。

如果说谣言的传播大多带有非理性的特点，操纵性的谣言及其扩散就是一种理性行为了。操纵性谣言通常具有明确的目的，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是经济的。在2008年的拉萨事件中，我们明确地看到了以美国CNN为首的西方媒体制造和传播谣言的政治用心。而在这次“谣盐”事件中，经济利益则是主要动力。尽管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指出这次谣言的有组织的幕后推手，但他们将是“谣盐”事件的主要获利者这一点则是无可置疑的。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信息产业、盐业企业、股票市场可谓广义的赢家。

对于谣言制造和传播的社会后果的评估，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采取何种方式实施控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不能以操纵信息的方式消除谣言。以一种操纵性信息遏制另一种操纵性信息无异于饮鸩止渴，将在更大程度上损害社会的权威机制和信任结构。

作者简介：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