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GUCCI等知名公司和品牌的质疑和控诉，凸显了全社会对外资、外企和外来品牌越来越客观、平和，以及开始挑剔的态度，人们越来越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超国民待遇”，越来越要求所有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和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不管内资、外资还是合资，都必须在同一个监管体制和法制框架内，承担起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会的责任

GUCCI绝非头一个，更不像是最后一个

    最近一段时间，几家在中国的世界著名企业相继爆出丑闻，落入舆论的漩涡：沃尔玛在重庆的门店销售假冒的“绿色”猪肉，被责令停业整顿15天，罚款269万元；意大利奢侈品牌古驰（GUCCI）在深圳的旗舰店则遭到员工愤怒控诉……

    今年9月，5名曾在这家店工作的离职员工在网上发了一封“致古驰最高管理层的公开信”，揭出深圳GUCCI旗舰店种种不合法、不合理的做法。据说，员工在那里上班，需要遵守的行为守则多达100多项，有些明显过分，如上班期间喝水必须申请，上洗手间必须得到许可且限定在5分钟以内；店员发生小过失，两次累积成一个口头警告，一年受到4个口头警告，就被解雇——连孕妇当班时吃苹果也要记小过失，同样8次解雇。

    更荒唐的是，员工下班后需留下来清点货品，直到点清为止，不算加班，甚至还有“打过下班卡后，再加班”的做法。如果有东西被盗，全体员工要连带赔偿，按货物原价，平均分摊，即使当天没当班的员工也不能“幸免”。

    因为这种种苛刻规则，辞职员工说：“GUCCI也许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但是却长满了虱子。”

    要是往前追溯，可以看到更多对于知名跨国公司的“血汗工厂”指控，如苹果、ZARA、耐克、可口可乐等等，GUCCI绝非头一个，更不像是最后一个。

    GUCCI是个“大牌”，理应注重形象，在其诞生地似乎很少有类似丑闻，为何到了中国就不在意羽毛，还蜕变得如此之快？到底是公司的问题，员工的问题，文化差异的问题，还是监管环境的问题？为了搞清楚GUCCI的问题，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员工控诉的内容。

真正的问题是劳动力市场秩序的普遍缺失

    古驰搞的“打完下班卡，再加班”的潜规则，如确有其事，那就像沃尔玛出售假冒的“绿色”猪肉，属于明显欺诈行为，如此不讲诚信，侵犯员工合法权益，违反《劳动法》，必须严厉追责。

    至于关门之后清点货物，弄得员工凌晨才能回家，既有剥削员工额外劳动之嫌，也可能存在管理问题。按照GUCCI总公司的说法，正常情况下，1小时可以做完清点，似乎工作量不很大，那么，深圳旗舰店清点到凌晨，到底是因为门店货物太多，还是销售火爆、场面混乱，还是员工销售中时常出错，结果货不对账？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门店管理都有问题。

    员工守则繁琐，这可以理解为奢侈品牌有自己的“腔调”，而员工习惯于“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彼此不相适应。但像上洗手间要请假，倒也可以理解：在制造业的装配流水线上，不能随便离岗是基本要求；GUCCI门店要求每个员工钉死在岗位上，有可能是出于服务质量和品牌形象的考虑，但未能跟员工作良好沟通，获得理解，这是一个缺憾。

    门店丢失货物要求员工分摊赔偿，不能说绝对不合理，因为做贵重商品销售，就要负起相应的责任。让大家分摊，道理很简单，一是找不到具体责任人，只好人人有份；二是挑动员工彼此“监视”，杜绝漏洞。这是中国传统的“十家连坐”监管办法的意大利翻版，没有多少新意。但要求不当班的员工也同样分摊，那就过分了——为什么不搞全公司连同总裁一起“连坐”？

    据说，GUCCI的商品都买了保险，凡有丢失都会报警，公司可以获得保险赔偿——在此情况下还要员工赔钱，于是员工们愤愤不平。其实，买保险是公司降低风险的经营行为，保费进入企业成本，赔偿自然为企业所得。不过理赔多了，来年保费上调，企业将增加开支。让员工赔钱带有惩罚性质，不能因为买了保险，丢了东西就不追究责任——这在企业管理上是说不通的。

    笔者不厌其烦地将员工的控诉作一一梳理，不是为了提出劳资仲裁意见，只是为了理清头绪，提出一些建议。实际上，今天中国劳动者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GUCCI，不是沃尔玛、苹果、可口可乐，不是具体哪一家洋企业的不良行为，而是劳动力市场秩序的普遍缺失。去年富士康因为员工接连自杀，成为众矢之的，但工厂内迁之后，应聘者依然成千上万，其选择富士康的最主要原因，居然是“公司能按时发工资，福利和工厂环境好点”——那岂不是在说，企业普遍存在违规，而其他企业违规行为更多，比富士康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论哪种形式的“超国民待遇”都应该取消

    企业违规的普遍化，同监管不到位有很大关系。员工强烈反映GUCCI在加班工资上涉嫌违反《劳动法》，但深圳有关方面至今没个明确说法，对将拖欠加班工资合理化的“综合工时”计算法，态度暧昧，还以深圳门店员工属于“劳务派遣工”为由，推诿查处之责。监管不到位、不得力，甚至工作起来不情不愿，是难以约束企业的；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处罚不重，企业违规成本不高，就容易“恃宠而骄”，对监管更加不当回事。

    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已经大不一样，我们仍然需要外来投资，但不再如饥似渴，仍然需要学习国外管理经验，但不再盲目崇拜；中国的员工仍然愿意进外企，但不再受宠若惊，仍然希望有更好的收入，但不再委曲求全，仍然期待有维权组织替自己出头，但自己也不再无所作为；中国的消费者仍然追求品牌，但不再不问来由，仍然喜欢炫耀，但对被血汗浸透的产品不再麻木不仁。

    在这样的形势下，公众对GUCCI等知名公司和品牌的质疑和控诉，凸显了全社会对外资、外企和外来品牌越来越客观、平和，以及开始挑剔的态度，人们越来越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超国民待遇”，越来越要求所有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和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不管内资、外资还是合资，都必须在同一个监管体制和法制框架内，承担起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会的责任，越来越明确地要求从立法、执法、舆论到劳动者和消费者，共同努力，营造能够促使企业规范经营、承担责任、爱惜形象的整体环境。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是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的要求。

作者简介：作者为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