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熵”的概念及其理论，物质做功的过程中，无论用何种技术，总会有一部分能量成为无效的能量而沉淀下来，但好的技术可以减少“沉淀能量”。从这个视角思考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时，应该坚持立足“中国特色”，看看什么是我们社会还没有释放出来的特殊能量，什么样的能量是我们特有的，怎样才能用好这些能量

    熵，是个物理学概念，描述热量转化的效率。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某物质在做功的过程中，总能量不变，但有一部分能量会“无效”地沉淀下来，比方煤燃烧中产生的二氧化碳。

    这个概念，后来被引用到了信息学、社会学等领域。笔者试着以这个特殊的视角分析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竟然也产生了丰富的联想。

三次巨大的能量释放与转化

    中国摆脱计划经济束缚、走向市场经济的突破口，应该是农村的“包产到户”。农村生产力大释放造就了城市饭桌的丰富，是最好的示范——中国人不能不思考，到底是什么魔力，让向来短缺的农产品突然多起来了？

    答案很简单：当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与他付出的辛勤直接挂钩时，积极性自然就高涨。于是，相同的问题——城市工业与商业的生产力如何解放，也有了清楚的答案：情况虽比农村复杂一些，但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一致的，就是尽可能地使生产者的责任与利益的关系变得密切。最初，实行奖金激励，使“多劳多得”的概念具体化；之后，改革逐步深化，计件考核、承包经营、厂长负责制等办法在国企一一试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好转、酝酿起飞时，这些破冰之举意义重大。概括地说，这是一次人的能量的大释放。中国亿万劳动者长期被压抑了的生产积极性，喷薄而出，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能。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特别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渐渐形成，中国社会第二次巨大的能量释放已是顺理成章。这一次，主要是资本能量——包括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能量的大释放。其主要手段，既包括利用国际通行的股票等市场对社会资源作有效开发；也有中国计划经济转轨时的特殊措施，即充分吸收民间资本参与国企和集体企业的转制；同时大胆引进各种国际资本促进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奇迹，在这一个时期已开始为世界瞩目。

    第三次巨大的能量释放与转化的时间跨度，大概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延续到本世纪的前10年。沿海发达地区，比如上海，开始早些，内陆地区则晚些。这一次，是土地及土地上的建筑物等的价值发现与利用，主要形式包括土地批租、旧住宅区和工厂改造、住房制度改革和大规模基本建设形成的机会等。这一过程也带来了若干副作用，但无法否认，这是造就中国经济、财富爆发性增长的一大机遇。像上海这样庞大而历史包袱沉重的城市，能够脱胎换骨般地大发展，确实得益于这一进程。

正视沉淀下来的“无效的能量”

    现在，我们开始进入“熵”的观察视角。

    按照“熵”的概念及其理论，物质做功的过程中，无论用何种技术，总会有一部分能量成为无效的能量而沉淀下来，技术的先进与落后，可以决定沉淀能量的“多与少”，但不能决定“有与无”。在实际体验中，我们发现，所谓沉淀下来的能量，常常是让人头疼的东西，比如石油、煤燃烧对大气的污染。因此，我们需要努力的，首先是完善技术，让沉淀的能量尽可能少些，比如能源，就应该让它充分地燃烧；其次，要对沉淀的能量特别是对人类有害的物质作适当处理。

    在促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次能量大释放大转化中，是否也沉淀了一些让我们头疼的东西呢？答案是肯定的，这正是我们现在强调科学发展观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人的能量的大释放，给社会留下的问题，主要是价值观念的冲击——原有的社会观念渐渐打破，而新的共识远未形成。

    第二次资本能量的大释放，积淀的危险，是贫富差距急速扩展，还扩大了失去共同价值观的负面影响，比如使“诚信”、“善良”等传统的社会道德明显滑坡。

    第三次土地房屋等能量的大释放，更强化了前面已经产生的问题，并且引发经济过热的危险，搅起了房地产业的泡沫等等。

    以“熵”的视角看，这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好的技术可以减少“沉淀能量”。那么，首先我们在技术操作上有没有值得重视的教训可以汲取？想清楚了，对今后的稳健发展有利。其次，在正视问题的基础上，我们一定能找到解决或者弱化上述种种“沉淀”带来的问题的途径。信心非常重要，充满信心的具体操作更加重要。

    以上讨论的三次能量的大释放，均有显著的“中国特色”；而我们从这个视角思考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时，应该坚持立足“中国特色”，看看什么是我们社会还没有释放出来的特殊能量，什么样的能量是我们特有的，怎样才能用好这些能量。

    这样的思考是有前瞻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