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民社会转型呢，我想现在中国面临着这样几个转型和重建。一方面政治家重建当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制度，这是政治家应该干的事情。第二个百姓要重建自己的家园，就是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家园或者是生态家园。整个社会的公民要重建的是公民社会。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只有国和家，就是国、家之间应该有个“社会”，但是咱们中国发展到现在基本上才有一个半开放的经济社会，中国在国和家之间一直没有做大社会，从家直接到国，从国如果败坏了、崩溃了，所有的家也都崩溃了，中间没有一个社会调节。我们为什么转型到公民社会，其实国应该小，家也应该弱化，最后整个公民社会应该被做大，公民社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形态，不依赖“国”，也不依赖“家”，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是我核心的一个观点。

　　另外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着重想谈的就是信仰在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人现在有没有信仰呢？其实我们现在所有从国到家所有的信仰，都是信仰金钱，信仰财神爷，整个国家建立在经济之上，整个国建立在经济之上，整个家也建立在经济之上，经济、金钱成为我们的唯一的精神寄托，如果我们不依赖这个，我们不知道其他的依赖什么来解决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中国古代社会建立什么之上的呢？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自然经济之上，也建立在道德之上，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德治国”的极品，隋唐之后所有的官员考试都是考道德和文章，如果道德和问文章不行你无法进入官僚体系，从皇帝和官员都严格接受道德的熏陶，骨子里面都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古代无论是武官或者是文官向皇帝直谏的时候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这都是儒家的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但是现在的社会道德方面无论是国还是家都非常的弱化，我们现在国家道德是什么？国家道德的范本是什么？

对公民社会西方信仰战胜中国道德

　　回过头来讲，西方的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公民社会，信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们现在谈的就是顶层设计，最近我研究翻阅古希腊神话的时候发现，西方的顶层设计第一个脚手架建立在奥林匹克山上，是经过形而上的方式来建立形而下的道德。中国的道德为什么走向失败，中国的道德是现实主义的，没有形而上力量。西方的第一次道德建设是希腊神话。尽管是神话，但里面的信仰、道德、文化、准则、守则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包括进去了，它的第一个脚手架建在在奥林匹克山上，他培养的是神圣的英雄人格。英雄有牺牲精神，救助弱势，到了中世纪就是骑士精神。中国更多的培养的是君子人格，君子人格到了汉、唐或者是到了近现代之后，更多的发展是一种舍生取义的精神。

　　西方道德的第二个脚手架是基督教，通过教堂和天国。宗教为什么了不得？咱们讲要用美育来代宗教其实是不行的，宗教其实是包含了美育、道德教育，所有的教育基本上在宗教的文本里面都涉及到了，我们美誉无法取代宗教教育，宗教的教育是神圣的教育，有些准则是神圣的你不可侵犯。

　　比如说在古代神是神圣的，在古希腊时代所有的城邦信仰的神是神圣的，即使像苏格拉底这样的智者，如果侵犯了神也要被判死刑。古希腊的神话里面，宙斯无论怎么样，他的权力不允许破坏自己的家庭，他可以在外面沾花惹草，但是他所有的权力都不能超过他的老婆婚姻之神赫拉，这是神圣的原则，里面没有规定，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条规定，这就是他的“潜规则”，就是家庭神圣不可侵犯。

　　还有誓言是神圣不可侵犯，你如果发誓了，你如果有誓言永远不可改变。比如哈迪斯抢了季节女神的女儿，吃了阴府里的食物。宙斯组织议会，让其他的众神一起研究这个事情，研究的结果是让季节女神的女儿在地下住几个月，然后陪着他的母亲，这就是规则不可以改变，但是可以通过众神议会的方式来决定结果。这样一些细节的东西都说明了欧洲文明应该是有很多的方式，誓言、议会、妥协、准则都应该包含进去了。

　　但是早期的信仰，因为神有很多的弱点，所以神慢慢的退隐了。后来到古希腊时候，公民社会和城邦制度提升上来了。我分析古希腊的神话过程和中国当代公民社会是一致的，“天空之神”乌拉诺斯是“父王”时代，因为盖亚的诅咒，乌拉诺思被推翻了。到了宙斯时代，有一个宙斯，每个人分管一摊，关键的时候由宙斯出面来解决很多的问题。宙斯时代结束之后，宙斯慢慢的退隐进入了英雄时代。《荷马史诗》上传讲的是伊利亚特，英雄和美人，下一传讲的是英雄回家，现在美国大片还没超出这个范畴。英雄回家当国王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各个村庄去，把雅典所有的村庄说服他们，进入城邦里面成为公民。答应他们几个条件，第一个你们进去之后你们的议会还是存在的，第二个你们在城邦里面享受公民权，所有重大的事情都是通过协商的方式，公民民主的方式来实现，所以古希腊时代，从英雄时代到公民时代，完成一个转变，转变过程当中英雄起了巨大的作用，不是大家去进城当城里人，而是说我有公民权利，这方面权利已经谈好，我再成为城邦的公民，英雄起了很多作用。

中国精英没有信仰怕失去财富地位

　　中国现在从英雄时代和神的时代转化到公民时代，中间也需要英雄，我写了一篇文章当代中国是公民社会吗？不是，是准公民社会。

　　准公民社会就是与我们的信仰有关系。改变准公民社会需要英雄。但是没有英雄，中央领导人都是君子人格，他们都是先贤君子，在古代是个美好的人格，但是在现在社会和全球时代，君子人格如果没有英雄人格的话，很难引导公民社会。要不我们呼唤英雄自上而下的改革，要不就依靠我们公民自己的力量来改变。我们看到南非许多国家改变就是由知识精英和宗教领袖参与其中，为什么呢？宗教有大量的信众，大量的人支持你，而且宗教使人无所畏惧，我们现在的社会精英由于没有信仰，无论是信仰基督教还是佛教，我们在信仰上面有缺失，所以我们是畏惧的，我们害怕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全民的启蒙和公民意识的增加，还有就是知识精英有信仰，否则的话公民社会是非常难建立的。

　　关于信仰我多说两句，信仰是几个层面，一种是我们仰视一种形而上的东西，这是仰望；第二是相信神圣的力量，信众之间互信。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互信度非常的低，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如果有真正的信仰，群体的人长期在一起交流，他们就有互信了。信仰第三个要素就是有道德底线，比如说摩西十诫、猪八戒的“八戒”，我们现在说有些人没有道德的底线，主要原因也是没有信仰。

中国社会面临“一根藤”的结构

　　第二个话题就是讲村庄的转型，我觉得从上而下的转型是政治转型，另外具体到每一个细胞，一个个的细胞就是村庄的转型，如果每个村庄实现转型，中国就实现了转型。中国底层转型也很重要。中国古代是二元结构，国和家是二元结构，皇帝是个大家长，家族是个小家长，他们也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们价值体系是垂直的天地君亲师和，还有道德仁义礼智信，国和家超稳定结构。中国当代社会是一根藤模式，现在经济社会还是一根藤，这个藤上面就是一个个的瓜，这个瓜就是省一级、县一级，乡一级的村支书，每一级都有自己的利益，都要把自己作大。古代直到清朝到县一级政府国家就结束了，老百姓要养5个县级领导就了不得了。现在国的力量一直渗透到村庄，为什么有乌坎这样的事件，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力量一直到了你的村庄前面了。文革的时候是政策力量到了你的村庄，现在经济社会是一个开发的力量、发展的力量，发展的是国的力量，把国做大，是整个国被他们做大，是整个一根藤上，抽取民力、智力、财力，所有的生态都围绕这根藤把这个瓜做大，现在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是自然生态和这个巨大的藤之间的矛盾。

　　像我老家村庄，160个人，有将近100个人在外面，全国各地包括北京，无法融入城市，也无法回到村庄，就这样全国数以亿计的人，将来既无法融入城市，又无法融入村庄的时候，这个社会是比较可怕的。所以中国转型应该从底层考虑，我能想到的就是中国的转型，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从县一级开始，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县一级，你村庄民主选举是没有意义的，包括印度村庄选举也是摆设，选举应该是县一级的选举，公选县长可以是当地本土的精英通过民选可以提升。第二种是外面的力量，比如说我想回到老家去参选县长，我是企业家如果有几个亿，我一下子可以回去，把当地的经济给带动，实现我的政治理想，这样大量的精英会从城市下沉到农村里面，而且他们的权利很难腐败，真正的人大代表来限制他们的权利，这是我能想到的。改革除此之外要不就是从上而下，要不就是从基层，如果从县一级改革的话，对中央也不会形成一个大的震动。

国家要从追求利益变为追求价值

　　关于转型的话我总结一下，几个方面。中国的转型，一个要从半开放的社会到开放的社会中国转型，现在中国是一个半开放社会，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开放。

　　信仰应该归信仰、经济归经济、文化归文化，政治不应该有信仰，是有信念和政治理念，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信仰是马克思主义，但是错了，信仰的是人民，所以这种信仰是没有意义的。不能把所有的领域都归于一体化来管理和管制，不能用传统管制的模式来发展公民社会，国家要从追求利益改变为追求价值，中国的传统社会之所以没落，一直没有发现价值，自由和民主的价值一直没有发现。中国传统的自由和民主这两个概念，和我们当代自由和民主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古代自由是自然当中的自由，而当代的自由是在社会活动中的。古代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的为老百姓来作主，而不是说你来拆我的房子。古代几乎没有这样的案例，而是主张正义，所以说县官和省官你必须要主持正义，如果不主持正义我可以拦你的轿，或者是到大堂去击鼓，现在不行，现在社会道德不如传统的古代社会，我不知道是不是倒退。

　　上一次李克强到桐城去，参观了六尺巷。我们吴家人和张家就上书打官司，说这个地是我的，这个地是我的，然后张家就叫朝廷来了，朝廷来了说不要争了。张家宰相之家退了三尺，我们吴家也退了三尺有了一个六尺巷，现在还有可能吗？不可能的。古代你如果要做一个自然民你会过得很好，你要是做贾宝玉有精神追求，那就无法实现，那就是悲剧。所以古代社会是价值追求，一到现代社会古代那些价值元素都会崩溃。中国必须建立在普世价值这样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