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开发是在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向工业化过渡的进程中展开的，其开发机制特色鲜明。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是沿着一条比较劣势的轨迹进行的，这条路径的明显局限是忽视了要素相对价格，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及相应轻工业发展的滞后，没有将禀赋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利用起来。

改革开放后，以劳动密集型为典型特征的乡镇企业的崛起以及外资的进入，使得中国开始重新评价原有的发展战略，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赶超战略因此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改革开放的增长经验来看，制度变革和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为产业结构变动和劳动力资源的开发注入了活力，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有效利用，为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和国际分工地位的确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劳动力资源开发是在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向工业化过渡的进程中展开的，其开发机制也具有鲜明的特色。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则紧紧伴随着这一改革过程，但是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剩余劳动力无法大量转移。城镇传统的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开始打破，通过实行劳动部门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中国劳动力市场得以建立。这一阶段统包统配制度仍占主导地位，劳动力市场规模及市场化程度很低。

第二阶段，1984~1992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搞活国有企业成为整个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向前推进，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合同制从试点到全面推开。户籍制度有松有紧，农村剩余劳动力陆续向城镇转移，人才交流市场初步出现，扩大了劳动力市场的作用范围，推动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社会保障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开始探索，1986年在国有企业中开始建立失业保险制度。

第三阶段，1992~1996年。明确提出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市场机制被更多地引入劳动就业领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成为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社会保障市场化改革取向明确，制度覆盖范围扩大，社会化程度提高。

第四阶段，1996年至今。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分流标志着存量劳动力所处的就业体制从根本上被市场化。户籍制度发生较大的变迁，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地实现大量转移。社会保障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

沿着制度变革和经济增长的历史逻辑，我国劳动力流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改革前，由于重工业偏向的工业化战略和人口数量失控，农村人口的比重大，再加上中国农民人均耕地占有量偏低，从而形成了“工业产出高份额”和“农业就业高份额”的反常现象。这意味着国家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远远没有同步增加农村人口的就业机会，同时工业部门内部累积起日益严重的就业不足和隐性失业。为了不致使失业表面化，国家一方面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向工业和城市，另一方面在国有部门超额吸收员工，形成了据估计占全部职工人数20%~30%的在职剩余劳动力。

改革开放提供了劳动力流动的环境，为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开启了大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经历了大致两个阶段，即“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阶段和“离土又离乡”的民工潮阶段。

沿着制度变革和经济增长的历史逻辑，中国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即80年代离土不离乡的“乡-镇转移”，90年代的“乡-镇、乡-城复合式转移”，以及第二代农民工“离乡离土”的转移。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乡-镇转移”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就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心定位在小城镇建设和农村多种行业的大力发展上，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崛起正是得益于国家政策的这种明确定位。与此同时，国家对于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是“离土不离乡”，要求劳动力大部分就地向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转移。其间，乡镇企业的成长是沿着两条并行的路径展开的，即1985年以后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和乡镇个体私营企业的迅速崛起，两条路径的代表分别是以集体企业发展带动就业的“苏南模式”和以个体企业发展带动就业的“温州模式”。乡镇企业的两种发展模式在产权机制上尽管存在质的差别，但是在劳动力资源的开发方式上却是相同的，都是经由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就地吸收剩余劳动力，农民工的就业状态典型地表现为“亦工亦农”。因此，80年代（准确地说是1988年以前）“离土不离乡”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地域上��即农民工转移局限于本地的“乡-镇转移”。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乡-城复合式转移”

90年代，国家在继续执行“离土不离乡”政策的基础上，对劳动力流动范围的限制逐步取消，同时，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放松和劳动力服务体系的规范也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激励。其间，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了“乡-镇转移”和由乡村向大中城市转移并举的复合转移模式，农民工的跨区流动是这一时期、过程的主要特色。

农村劳动力流动具体分为两个阶段：

��90年代初中期“乡-镇转移”趋势的继续和“乡-城转移”势头的兴起

延续80年代中期的迅猛发展势头，进入90年代后，乡镇企业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局面，1990~1996年间，劳动力“乡-镇转移”的年均规模仍然高达700万。在这段时期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逐步确立，非国有经济成分在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大中城市中发展迅速，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的成长和城市发展对劳动力提出了需求，制造加工、建筑、邮电运输、零售餐饮、生活服务等二、三产业的上百个行业对农民工敞开了大门。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不满足于土地回报的农民，开始到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寻找赚钱的机会，跨省区、跨县市的外出务工浪潮��“民工潮”逐渐形成，农民工群体也因此产生。数据显示，1989~1991年间，农民进城务工数量年均规模不到1000万，1992年农民工数量迅速增加到4600万，1994年为6000万。与“乡-镇转移”的显著区别是，这些“乡-城转移”的农民工不再倾向于暂时居住，他们中很多人在城市居住的时间不断延长，另外，农民工举家迁移的趋势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

��90年代后半期“乡-镇转移”的受阻和“乡-城转移”潮流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改制和技术装备升级使得剩余劳动力“乡-镇转移”受阻，除了乡镇私营企业外，乡镇集体和个体企业呈现出较为显著的下降趋势，乡镇企业总体吸收就业的能力趋于饱和，就业规模基本稳定在1.2亿~1.3亿左右。与此同时，沿江沿海地区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和区域城市经济的繁荣对农民工进城产生了持续的拉动力，农民工大量涌向城市是这一时期的鲜明特征。

（三）第二代农民工的转移前景：“离土又离乡”

与普遍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的第一代农民工比较起来，“第二代农民工”不仅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水平，而且，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使其具有“市民化”的强烈愿望。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因其对土地的“情结”而认同“离土不离乡”的农民身份的话，那么，“第二代农民工”由于对城市较高的认同感而更希望摆脱农民身份。

2000年以来，随着小城镇户口的放开和大中城市落户政策改革的持续推进，“第二代农民工”离土又离乡的愿望正在变成现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城乡一体化也因此得以深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