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大军的主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看来，这群在个性、行为、思想、文化程度上都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群体，却在当下面临“不愿再成为农民但一时又难以成为市民”的尴尬。如何让其适应并加以平衡已经是社会急需思索的问题。  “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大军的主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看来，这群在个性、行为、思想、文化程度上都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群体，却在当下面临“不愿再成为农民但一时又难以成为市民”的尴尬。如何让其适应并加以平衡已经是社会急需思索的问题。

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会

《中国经营报》：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你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会给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李培林：1980年以后出生的1亿多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大军的主力，并走上社会和历史的舞台，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们仍将是支撑我国持续快速发展的基本力量。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中国社会变迁中快速形成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人群。

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等诸多方面，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换句通俗话说，今日拖着拉杆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是当年扛着蛇皮袋进城的老一代农民工，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愿再成为农民但同时又难以成为市民，这是一个尴尬的“两难处境”。然而，他们是用脊梁扛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人。

《中国经营报》：今年的富士康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广泛讨论，这一流动劳动力蓄水池显然越来越不稳定，你如何看待相关的讨论?

李培林：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他们对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评价也提高了，有更强的维权意识，对未来也有了更高的预期。

但在现实当中，他们面对各种融入城市生活中的障碍非常悲观，更难以忍受一些企业缺乏人文关怀的恶劣劳动关系。

一方面，社会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另一方面社会却没能给他们应有的认同和福利，这无疑会形成矛盾。我认为应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社会，这是避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地区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关键。

中国的发展到了为农民工改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的时候了，政府应当使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帮助和引导企业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从源头上遏制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发生劳资冲突，实现政府、企业、农民工共赢的局面。

政府要监督企业落实《劳动合同法》的具体要求，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这样才有利于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形成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和节能减排的倒逼机制。要建立多方参与的对话沟通机制，避免新生代农民工积压不满情绪。

从一些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加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更主动地运用集体停工、反抗、找媒体帮助等多种方法来进行抗议。富士康事件和南海本田停工事件后，广东省已经在研究制定让停工合法化的程序和规则，我觉得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

《中国经营报》：前段时间社会上热议收入分配问题，而农民工是目前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弱势群体，你认为农民工收入应该如何平衡?

李培林：根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收入不公平”的比例超过50%，他们认为，这种不公平不仅表现在收入上，还表现在“工作与就业机会”和“城乡居民之间享有的权利”上。新生代城市工人对收入差距不公平的感知最为强烈，他们当中有78%的人认为收入差距很不公平或者不大公平。总体而言，老一代农民工对社会不公平的感知是最弱的，这大概与他们原来艰苦的农耕劳作经历和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有关。

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说到底还是由劳动力供求关系、人力资本和工资谈判机制决定的。在我看来，要改善农民工的工资待遇，不能仅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政府应当在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方面进行更有效的投入，要特别注重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

提高技能不是都去操作电脑，拧螺丝钉也是技能。为什么德国生产的吃饭刀叉全世界有名?这就是技能，小产品也有大技能。新生代农民工年纪轻，受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也更容易接受新知识技能，其技术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潜力。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技术素质，这也是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的转变。

未来20年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推动我们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在大量农村劳动力存在的同时，城市又出现比较严重的招工难现象，这种现象从2004年出现，今后将会成为常规性现象。在劳动市场上中国未来会遇到一个情况，即在维持较高失业率的同时会出现这种结构性劳动力短缺，而这种短缺会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谈判地位，以及他们对自己权力维权的渴望，劳动者关系的冲突可能会有所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