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先生因病去世，我不胜悲痛。陆先生是我国继费孝通先生之后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社会学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名誉会长，去世时任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院长。他自1978年发表第一篇农业改革的论文以来，沿着“改革——三农”和“社会结构及其转型”两条主线，从事“社会现代化”研究35年，创立了唯实主义社会学理论。代表性著作有《当代中国农村和当代中国农民》（1991）、《三农论》（2002）、《三农新论》（2005）、《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主编）（2004）、《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主编）（2004）、《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主编）（2010）、《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主编）（2013）等。

在近60年的学术人生中，尤其是近35年的学术研究历程中，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政治自觉”精神，力求学术与政治贴近；与此同时，他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为了追求真理，具有从不迎合、从不迁就、从不妥协的勇气。

下面举几个例子。

1

1985年9月，他写了《当前农村的形势和几个有关哲学问题的思考》一文，指出近一两年来，我们对包产到户改革以后形势估计“有些过头”。认为单靠一个政策、一个运动若干年解决长期贫困落后的农村农业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当前“我们确实面临着严峻的问题”。

到了年底，粮棉生产的形势不幸为陆学艺先生所言中。这一年，全国粮食减产7%，棉花减产33%。这是农业实行包产到户后连续大增产后的第一次大减产。当然除了粮棉生产减产外，乡镇企业、工业、流通业发展迅速，农业中的牧业、渔业、蔬菜、水果还在大幅增产，农村经济形势还是一片大好。对此，学术界和决策层认识和看法，出现分歧。当时的主流意见认为，农业生产经过6年连续高速增长后，减速转入常规增长是正常的，粮棉减产，是计划调整的结果，不必大惊小怪。

陆学艺先生怀疑这个“常规增长论”是否正确。当时他在山东陵县蹲点。这一年春节过后，他回到陵县，对这个问题作了认真调查，在德州地委和陵县分别召开了几次干部座谈会，又走访了一些乡镇农村。总的感觉是，上上下下对农业生产形势较为乐观，一些惠农政策都在往回收，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受到挫伤。据此，1986年3月份，他写了《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1985年减产，“既非是计划安排的结果，也不是自然灾害等偶然因素造成，而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具体来说，有11大因素。除上面那一篇文章提到的以外，还有耕地减少，水利工程失修，土地肥力减退，生态环境恶化，自上而下地不重视农业，农业物质基础受到损坏等等。其中两条：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严重削弱和农民生产积极性尤其是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受到挫伤，是最主要的。这两条说到底，又是上上下下“轻农”、忽视农业的结果。因此，这是一个信号。如果再不加以重视，农业发展可能从此又转入停滞徘徊的局面。

陆学艺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他认为有些领导同志以为农业靠政策就行了，所以在实践中，只给政策，而不投资，实际上是“轻农”。

文章出来后，他先送给《人民日报》农村部和新华社，请他们在内刊发表。但《人民日报》农村部的负责同志打电话来说：现在改革派眼中农村改革形势大好，你把它说得这么坏，不好办。陆学艺先生说：农村真的有问题了，不是我说坏了。他们还不发。新华社那边也不敢发。没办法，文章最后登在中国社科院《要报》1986年5月15日、17日和19日3期上。文章发表后，引起决策层注意，但反映不一。有人批评这篇文章散布农业悲观论；但邓小平同志肯定了这篇文章。

邓小平同志6月10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指出：“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现在粮食增长较慢。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位置上，总的目标始终不要离开本世纪末达到年产9600亿斤粮食的盘子。”（《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9页）

小平同志这篇讲话传达后，农研中心、农业部、水利部等5个部门迅速做出了反应，提出了解决农业问题的8项措施。但非常遗憾，由于当时种种原因，这些措施都没有有效实施，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纸空文。

1987年后，陆学艺先生继续关注着农业生产形势的变化，继续批评“常规增长论”和“轻农”思想，呼吁中央决策者和有关部门回到重视农业农村的正确道路上来。

这一年的五六月份，陆学艺带着这个问题到河南、安徽、江苏、上海等粮棉主产省市的农村，进行调查。他同当地农村工作的同志和基层干部，以及部分农民群众座谈，了解粮棉生产的实际情况，听取他们的建议与意见。特别是安徽无为的农民反映，现在种田太难了，追肥买不到尿素；天旱买不到柴油。苏南的农民反映，田不可不种，但不可多种，更不能精种。因为多种精种，要赔本，不划算。大连农委的同志说，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张的。这些话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用“震惊”一词形容也未必过分。

回来后，他立即写了《当前的农村形势和粮食问题》一文，批驳所谓“常规增长论”。他以调查得来的资料充分说明，粮棉生产面临种种难题，农民种田积极性下降，农业正在进入一个徘徊期。

他以粮食问题为例，分析其严重程度以及症结所在。他认为，现在（1987年）的粮食问题，一方面是粮食消费、粮食需求是在稳定地增长；另一方面粮食生产、粮食供给却是波动的，不能稳定地增长。这就是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和基本粮情。

他在这篇文章中，用十分尖锐的措辞，对农业主管部门错误估计农业生产形势，无视农民意见，挫伤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的认识、态度和政策提出批评： 

“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后农业高速发展的事实，做了不全面的总结，过分强调了实行责任制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

“我们对于农业和粮食的形势是估计得过于乐观了。对于一时出现的卖粮难、储粮难、转化难的实质，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与分析……缺乏经验，采取了一些不当的措施（如降价、限购，实际就是限产等）。”

“我们有些同志把一小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的典型，误以为是农民普遍富了。于是，财政部门提高农业税、增加税种；农业银行提高对农业贷款的利息；商业部门降低粮棉等收购价格，提高农业工业品的价格；教育、卫生、民政等部门增加对农民的集资数额等等。各方纷至沓来，多少只手伸向农村，致使已有所缩小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又扩大了，使已有所减轻的农民的负担又加重了。这就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直接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篇文章以其鲜明的学术立场，尖锐的批评指向和难以辩驳的事实，在当时农经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十分遗憾的是，农业主管部门仍然相信所谓向“常规增长”回归的必要性，坚持“照老办法办”、“硬着头皮挺”，在轻农的轨道上运行。

然而，反映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所具有的真理性，是不以长官的意志为转移的。让“常规增长论”难堪的是，1988年粮食产量继续下行，减少300亿斤，减幅为3-4%。这一减幅虽不及1985年大，但国家和农民粮食库存比那时少了，而人口比那时多了5600多万。这一减一加，使得1988年粮食减产后的经济社会形势，要比1985年严峻得多。据当时数据显示，全国各地粮价大幅上涨，并带动强购、抢购、囤粮的苗头出现，生活日用品市场价格也随之上涨。粮食正在成为引爆社会不稳定局面的导火索。

陆学艺先生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更加强烈地呼吁有关部门，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减轻农民负担，理顺农产品价格，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虽然他很不满意农业主管部门无视现实，无所作为，但还是愿意作一只“啼血的杜鹃”，“不信春风唤不回”。

多年的呼吁，终于有了回应。1989年10月24日，江泽民同志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即邀约陆学艺先生等几位农业和农村经济专家，在中南海座谈当前的农业问题。这次会议以后，11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再次强调了农业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全党、全国动员起来，集中力量办好农业。这一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在中央领导下，各地组织农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又增加了对农业生产的贷款，大力发展农用工业，还提高了棉花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几项措施一下来，农业徘徊的局面，立马有了好转。

这充分证明，陆学艺先生的观点，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2

1996年元旦刚过，中国社科院举行一年一度的工作会议。

年度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无非是总结去年的工作成绩，部署今年的工作任务，中间夹杂着讨论发言之类的。

会议进行到第二天中午，常务副院长王忍之召集6大片的召集人，到他的办公室开会。说下午的会议，李铁映同志要参加，并发表讲话。

当时，李铁映同志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任中国社科院院长。

王忍之副院长说：“铁映同志要求大家先讲，他听一下意见再讲。大家每人讲10分钟，讲什么，你们自己定。但要实事求是，言之有物。不要光讲成绩，不讲问题；也不要只讲问题。”

下午，大会开始后，各片召集人分别发言。陆学艺先生代表政法社会片，最后讲。他讲了一通院里一年来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后，把发言的重点放在职工普遍感觉到的一些突出问题上。他说：“……中国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自然科学的问题，而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许多问题，理论上说不清楚，政策就制定不好。例如……住房问题。我当所长，最头疼的是两件事：‘评职称，分房子’。这两件事中又属分房子最难。院里给5套房子，我们有20个人要，严重不足啊。……住房在我国，到底是一种商品呢？还是一种福利？不清楚。理论上不清楚，政策就难以明确。……”

“住房问题，最近中央有文件，按这个文件办就好了。”李铁映同志忍不住插话说。

陆学艺先生说：“你说的那个文件我看了，但是不灵啊！”

会场一阵骚动。

李铁映同志说：“这个文件征求过你们的意见，起草时，社科院也有人参加了。”

他问坐在身旁的社科院的其他领导和同志，“那这文件究竟灵不灵？”有同志回答说：“灵的，灵的。”但又补充说：“但是，执行起来有困难。”这个“但是”，又让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时，李铁映同志对陆学艺说：

“你说不灵，那你搞个灵的给我看看！”

会场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大家都默不作声，看着陆学艺先生如何应对。坐在主席台上的其他领导也不知该怎么缓和这个局面。

陆学艺先生此前从没有涉猎过房地产研究，但以其高远的心性，在这一“突发事态”面前，他只能选择“接招”。于是说：

“我们社会学所可以搞，但是这么大一个课题要很多钱的。”

“要多少？”铁映同志问。

“这，我得回去算算，然后再给您报告。”

“好，尽快打报告上来。”李院长又补充了一句：“你搞得不灵，我可是不给你钱的。”

会后，陆学艺先生冷静下来，觉得房改，他是有些想法，说说可以，但要挑头做一个比中央文件更“灵”的方案来，谈何容易！他感到巨大的压力。

第二天，他去请示分管政法社会片的副院长汝信同志。汝信同志未等他把话说完，就把他挡了回去：  “你都立了军令状了，退是不行了。”

不过，汝信副院长答应提供支持，催着院里把5万元课题经费，尽快拨下来。

陆学艺先生无法，只好破釜沉舟。

他在所里，来了个全所总动员，把几个骨干和懂房地产的人集中起来一起研究。先是收集各种文件和资料，然后访问请教房地产专家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员。

所里一位老同志张仙桥同志，曾经担任过住房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对房地产比较熟悉，他把80年代以来的住房和地产文献资料都找来了。

时任中国房地产公司总经理的孟晓苏同志，是陆先生的老朋友，听说陆先生接了一个“挠头的活儿”，也很支持。他亲自过来座谈了几次，把当前住房现状、问题和改革的设想，都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了。孟总的意见，对陆先生启发很大。

除此之外，陆学艺先生还分组并亲自带一组到外地房改有成绩的县市进行调查。他那一组，就到了北京密云县和福建厦门市。其它几个组，有到上海的，也有到成都的。

调查告一段落后，接着就是开研讨会研究，集体出谋划策，理出思路来。

在他看来，住房应是一种商品，同时又具有生活福利的性质。当前的突出问题，是把住房完全看做是一种生活福利，住房的体制就是福利体制。结果，导致了城镇住房的极端短缺。因此，改革的主思路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住房分配体制改革，并大力发展房地产业。

他认为，住是人民群众生活最基本的需求。而且，住房是一种商品，房地产业是经济增长点。中国人有很浓厚的建房置地的传统观念，农民富了，就是建房，城镇居民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房子不仅是生活之所需，而且还具有社会保障的功用，具有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他通过调查发现，在农村，每户有那么一亩半左右的耕地使用权，农村就稳定了；城镇如果通过住房体制改革，使每户居民也有一间半房，大部分居民成了有产者，人心也就稳定了，社会也就稳定了。

思路形成后，进入写作阶段。先是李春玲写第一稿；接着让张其仔写。景天魁和李培林也参与其中的章节写作。郑也夫也对这个问题，写了一稿。

6月中旬，所有的初稿和资料汇集到陆学艺先生处。他闭门谢客，亲自操刀，在这些稿件的基础上，写出了4万多字的第二稿《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和必要条件——建立城镇住房新体制的基本思路和对策研究》。经过讨论，课题组认可了这一稿，经过修改和删减，又写出了一篇近2万字的正式报告和一份近1万字的摘要本。这两份报告一起送到了李铁映同志那里。摘要稿1996年7月24日、25日分两期在院《要报》上发表。

8月初，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看到《要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觉得很好，就批给李铁映同志阅。

李铁映同志认真阅示了，也很满意，他又在此件上接着批上这么一段：

“镕基同志，这个报告是我让他们做的。他们所提的建议，我们正在研究中。准备请社会学所成立一个住房研究室，继续进行研究，并培养人才。”

朱镕基同志又批：“请陈锦华同志阅。”当时陈锦华同志是国家计委主任。

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批示，表明赞同或肯定陆学艺先生文中的主要观点。事后，这些观点有不少见诸于中央房改文件之中，对推动新一轮住房体制改革，起了积极作用。

因这一篇文章，让中央领导，尤其是李铁映同志，对陆学艺先生另眼相看。在接下来的住房体制改革会议上，陆学艺先生都获邀出席并被点名发言。在后来更大的课题的人选中，李铁映同志也都首先想到了陆学艺。

李院长光明磊落，元帅风度，唯才是举，这让陆学艺先生感到幸运。

3

1998年5月，李铁映同志有感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明显变化，想全面了解一下这一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于是，他找到陆学艺先生，要他承担这个课题研究。

陆学艺先生早在此前十多年即已开始研究这一课题。得知院领导要求做这样的大课题，并决定让他来主持，很高兴，答应立即着手调查研究。

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这项课题的第一个成果，以《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简称《阶层》）的书名，于2001年12月10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在书中，作者依据职业分类为基础，以三种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首次将社会阶层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该书第一次印刷，5000本，一上市就被一抢而光。当年12月份和2002年1月份，各加印了一万本，同样很快就卖完了。其畅销程度，被人誉为“一时洛阳纸贵，进入了机场书亭，求一书而不可得，直至此书出了盗版，上了书摊”。

与此同时，《阶层》在学界引发了一场风波。一种是叫好声。有人甚至认为这本书是社会结构转型中“层化派”的代表作，它对于学术界的贡献，几可与厉以宁的“股份制改革”和吴敬琏的“市场经济理论”相提并论。 

但另一种声音，则是严厉的批评。批评者从政治上断定，“陆学艺的‘十阶层划分’把私人企业家说成是新阶层，掩盖了劳资矛盾！”“陆学艺把西方社会学的方法简单地搬到中国来，否认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人的社会地位，以所谓的职业划分，掩盖了社会关系的本质，客观上导致了精英主义者忽视工农基本群众利益各种奇谈怪论！”“这种划分，提高了‘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地位，‘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只是附庸，同时贬低了工农地位……”

面对批评的压力，陆学艺表示：“这本书（如果）有问题，责任在我，我负全部责任。不但与院领导无关，也与出版社的同志和课题组的其它同志无关。”

陆学艺先生将全部责任和风险，都承担下来。要坚持真理，就得有人付出代价。他不可能将这么重大的责任和风险，推诿于他人，推诿责任，不是他做人的品格；他也不准备逃避，不准备为此作出违心的检讨，逃避也不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学者之所为。在他看来，为这个课题组一百多人三年多来的艰辛探索所得来的宝贵结论，作一点个人的牺牲，是值得的。

事实上，随着时间推移，风波渐渐平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受到了学界认可，可以说，《报告》已成为中国社会学史上的经典。在《报告》之后，陆学艺又相继主持完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两本书，构成了“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的三部曲，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报告》成功是有原因的。首先，《报告》紧扣时代亟需解决的任务，从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出发，是它成功的背景性因素。其次，《报告》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从实际出发，原创地提出了以职业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并把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分为十个社会阶层和五个等级。不管这十大阶层概括如何，但它在现实上是有充分实际材料作依据的，在理论上避免了全盘照抄西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在学术上具有原创性。从实际出发，是许多人的口头禅，但落实到行动上和研究上并不容易。第三，《报告》作为陆学艺“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体系的第一部作品，它有高远的眼光和战略的考虑。

从需要出发，从实际出发，从未来和战略构想出发，是陆学艺《报告》成功的方法论奥秘，也是他整个学术的特征之一。

这几个事例表明，求真不容易，求真就要承担风险，求真需要勇气。今天我们纪念陆学艺先生，不但要学习他的研究成果和治学方法，更要学习他“唯实的境界，求真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