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吃透两头”
“三农”这个概念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项理论创新。据
自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在众多令人钦佩的三农研究者中，陆学艺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原本是学哲学的，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读研究生，后来又留所工作。1978年他开始由哲学领域走向三农研究，中国社科院领导认为人才难得，特别支持他专门从事农村问题研究。1983年至1986年，他在山东陵县作长期实地蹲点调查，并兼任中共陵县县委副书记。1985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后改为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一年后，升任所长。尽管陆学艺的工作岗位在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多次变化，但有两点他始终坚持着，一是研究工作他没放下，二是三农问题他没放下。当然，陆学艺研究三农的角度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有所变化。大体而言，他是从哲学研究到经济学研究而走向社会学研究，相应地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也经过了从农业到农民和农村的发展过程。可以说，陆学艺是改革以来对中国三农问题进行全景式、多角度研究的学者，他的三农研究生动地展现了二十余年来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不平凡的发展历史。
陆学艺在三农研究中的卓著成就和他丰富的学术经历，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二、向农民学习
农民是中国社会特殊的群体。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部队。毛泽东曾说，“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社会”，他很乐意被称为农民伯伯的“小学生”；不过他未免有些极端，在强调农民伟大的时候，却认为“知识分子往往是可笑的”。其实在中国还是有不少知识分子关注农民，了解农民的，陆学艺就是其中一位。
陆学艺在中学时代就立志做一个农民问题专家。1956年，他在中学毕业时的一篇作文中这样写道：“我将通过什么样的活动来给人带来益处呢？带给人以什么样的益处呢？当我在高中毕业前夕，我已抉择定了，我立志要在党和前辈们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成为一个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在那个人人奋发向上的年代，陆学艺确定“给人带来益处”的人生目标也许不算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考虑到中国当时推动工业化发展的热潮，他“成为一个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的理想确实显得与众不同。在这篇文章中，他继续写道：“我生长在农村，农民同胞的喜怒哀乐，我是深有感受的。我参加过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曾经同那些贫雇农一起，拿着崭新的土地证，渡过那些狂欢的日子，但是我也亲眼看着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并没有因此而摆脱贫困，甚至还有挨饿受冻的——这真是给我一个重大的刺激，这不是说明我们的责任吗？”[2]作为农民的儿子和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陆学艺在后来的三农研究中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忧农之忧、乐农之乐，数十年“痴心不改” ，至今仍在为三农发展问题而处心积虑。
陆学艺不仅对农民充满感情，对三农研究充满热情，而且怀有对农民的理性尊重。他曾教导他的学生，“农村、农民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决不能坐在书斋里空想，在书斋里是想不出办法来的。一定要走出书斋，到农民那里去总结经验，向他们学习。”[3]向农民学习，并不是陆学艺的一种谦虚，而是他一贯的研究和工作方法。1979年，包产到户还是理论界的禁区，安徽的农民自发地搞了起来，遭到了批评。陆学艺知道了这种情况后，首先想到的是要和农民谈谈。他到安徽肥西县走家串户，农民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为什么证明了能够大增产的办法不让搞？”[4]陆学艺觉得农民的话理直气壮，根据农民的反映，他写出了《包产到户应当重新研究》这篇旗帜鲜明支持农民首创精神的文章。这篇文章震动了当时学界和政界，陆学艺由此“一鸣惊人”。事后，他说他的成果只不过是把农民实践中涌现出来的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成为理论的东西而已。陆学艺常常从与农民的交谈发现新思想，他也常常用农民的话语来表达思想。譬如，在说明80年代末农民种田积极性下降的原因时，他引用一位农民告诉他的对联：“高价化肥我不买，平价粮食我不卖”，横批“请政府原谅”[5]。翻看陆学艺80年代的文章，随处可见农民生动活泼的话语，理论的文章也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陆学艺90年代以后的文章有了更多的理性，然而就本人而言，还是更喜欢他80年代的文章，读起来就好象跟随作者来到了田头垄间。
三、从调查出发
无论做什么工作，研究或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从什么出发、从何处入手的问题。唯物主义反对从本本出发或从主观臆想出发等唯心主义路线，鲜明地提出，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陆学艺三农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特点。从实际出发，不仅是一个思想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行动问题。在陆学艺看来，要真正从实际出发，就必须从社会调查入手，就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社会实践中去，搜集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陆学艺经常问，“农村的情况怎样？8.7亿农民的生产生活怎样？农民在做什么？想什么？”[6]，他的三农研究其实就是通过调查回答这些问题的结果。如一位编辑（谢曙光）所言，1978年那场曾率先在哲学界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正由哲学界而及至整个思想理论界、多数哲学社会工作者还在从理论上进行全面的探讨之时，陆学艺却已由理论而实践，深入到安徽、山东、甘肃等地，对当时这些地区少数农村悄然兴起的后来引发一场全国农村深刻变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实地考察，连续在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的内部资料上发表了一系列调查报告和建议[7]。从1978年冬天到1983年秋，陆学艺利用社科院给他的优惠工作条件，平均每年大约有一半时间在全国各地农村调查。1983年至1986年，他在山东陵县作长期实地蹲点调查，承担县级政府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1985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原挂靠哲学所的山东陵县调查研究点也随着迁至农经所。1987年，陆学艺调任社会学所后，他不仅自己坚持亲自从事社会调查，也组织研究者针对重要的社会问题联合进行社会调查，集体攻关。1988年起他作为主要的组织者参与了《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1990年至1991年他组织课题组对大寨等13个村的社会结构进行了调查，提出了著名的农民分化八个阶层的理论；1999年至2002年他组织课题组对中国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其初步成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陆学艺的调查活动显然远不止列举的这些，事实上二十余年来，社会调查已经成了他的职业习惯。
陆学艺的社会调查，在80年代大量的是典型调查，90年代以后由于调查规模很大而采用了很多问卷调查，但陆学艺本人还是钟情于蹲点典型调查。他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根植于中国的传统和历史，只有生活在农民之中，才可能有深入的认识。他领导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获取了全国近2万个样本，但他念念不忘的是要象80年代一样带着课题组成员找一个乡镇蹲点调查。在中国农村研究史上，毛泽东“解剖麻雀”式的典型调查方法有着深远的影响。虽然陆学艺没有说明是否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但陆学艺的蹲点调查类似于毛泽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社会调查，而且陆学艺也像毛泽东一样喜欢开调查会。毛泽东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陆学艺对中国三农问题是有深入的调查的，因而他是有“发言权”的。
四、“反弹琵琶”
陆学艺的理论非常平实，但他的观点常常出人意料。譬如，关于粮食问题，当粮食丰收、大家精神松懈时，他警告“今年粮食大丰收，明年不要又掉下来”[8]；当国内外为“谁来养活中国”担忧时，陆学艺满怀信心地说：“……中国的粮食供给是不会有大问题的。靠中国的农民养活中国，是有把握的，中国的农民是靠得住的”[9]。这些与众不同的观点，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在于作者辨证的思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要求从全面、发展和联系的角度来认识问题。陆学艺是经过哲学的专业训练的，自然非常明白辩证法的妙用。
陆学艺认为三农是矛盾的统一体，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三农研究的任务是“既分析这三者的关系，也研究这三者各自要解决的问题”[10]。在80年代，农业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经常引用邓小平的一句话来说明对农业的关切：“农业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在农业之中，他最关心粮食，认为“粮食仍是大局问题，不可掉以轻心”[11]。然而，他认为，“农业生产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农民；一个是物，农业生产资料。问题的两个方面，决定的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是农民。可以说农业的上帝是农民，8亿农民有了生产积极性，农业的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农业就好了”[12]。他强调必须重视农民的物质利益，必须减轻农民的负担，以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陆学艺还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期三农问题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到90年代末，中国粮食连年丰收，而农村问题却日益尖锐。陆学艺敏锐地注意到中国三农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问题的重点发生了变化。他指出，“中国的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还没有解决。……8亿农民的问题，广大农村的问题，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今后必须要解决的最大的经济社会问题。”[13]对新问题的这种新论述，显示了陆学艺“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他依然走在中国三农研究的前沿。
陆学艺是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角度来研究三农问题的，他很早便认识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三位一体，必须进行综合研究，应该说这是相当有见地的。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他逐渐认识到就三农谈三农不能解决问题，中国三农问题主要不在三农本身，解决的办法必须到三农之外去寻找。他曾举例说，“军事上常常有这样成功的战例，某一个军事目标，正面强攻拿不下来，而采取迂回，从侧面，从后面进攻，反而容易攻克。农业徘徊反复的问题，农村中的诸多问题，久解不决，怎么办呢？也可以采取迂回战术，或者叫反弹琵琶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14]他认为，三农问题的另一面是工业和城市问题，双方构成密切联系的一对矛盾，三农问题久拖不决，是因为双方互相割裂而形成的二元结构，导致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15]的困境。他提出“反弹琵琶”的策略是，通过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大力加速城市化进程和调整社会结构来促进三农的发展。这种“反弹琵琶”方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应用，是从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出发来把握问题和解决问题，也算是陆学艺离开哲学后在三农领域对哲学的一种丰富和发展吧。
五、为政策而作
从陆学艺在改革开放前夕发表第一篇三农研究的论文，至今已经二十五年了。二十多年来，他从未懈怠地从事三农研究，涉及了中国三农领域的方方面面，在每一方面都有其独到的发现。当然，任何研究者都有其关注重点，在笔者看来，陆学艺三农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包产到户、农民分化和城乡一体化。包产到户主要是关于农业发展的理论，农民分化主要是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城乡一体化主要是关于农村发展的理论，三者紧密结合，构成了陆学艺三农理论体系的主干。现在的研究者对陆学艺的这些理论已经不觉得新鲜了，因为他和他的同事们总结的这些理论在社会科学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一些甚至写入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教科书。
然而，陆学艺的志趣不仅仅是创建理论，他更在乎的是自己的研究能否在现实中发挥作用，是否有助于中国三农的发展。纵观他的三农研究，大量的是关于三农发展的政策研究。他的文章很少有纯理论的论述，大都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做出的具体分析，并且最后总是归纳出几点政策建议。他从不隐瞒自己从事三农研究的政策意图，他鲜明提出“吃透两头”（一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农村政策，另一头是农民的创造经验和农民的要求），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基本精神，把农民的创造总结出来，把农民的要求反映出来，由此形成新的更合适的农村政策。他向农民学习、从调查出发以及采用“反弹琵琶”的辨证分析方法，无不是为了求得中国三农问题的真解，无不是为了能够提出更好的政策建议。陆学艺希望自己的政策建议能够被党和政府采纳，但他并不媚上，事实上，他的研究大多走在当时政策的前面，有不少还是与当时领导人的意图相左的顶牛之作。陆艺学在政策研究中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因为他相信党和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代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的；他相信政府与农民这“两头”之间是统一的，而政策是“两头”之间的桥梁。就此而言，陆学艺“吃透两头”的政策研究，是党的基本精神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而他本人则乐意以学者的身份做党和国家农村政策的参谋、兼作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陆艺学“吃透两头”的学问是卓有成效的，他的很多建议都被党和政府所采纳，对中国三农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他本人从“两头”得到了很多——党和政府给予了他荣誉和良好的研究条件，人民给予了他信任和尊敬。1986年他被国家科委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8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90年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1993年、1998年当选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199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回忆起自己的研究经历，陆学艺特别感谢党和政府的栽培以及人民的信任，而他“两头”之间的学问，诠释的正是一个党培养起来的、为人民所尊敬的学者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陆学艺应该感到欣慰，因为过去二十余年中国三农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在党和前辈们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成为一个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 。
注释：
[1][10][13] 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3] 转自吴怀连：《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9-230、237页。
[4] 陆学艺：《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5][6][7][12] 陆学艺：《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73、411、456、334页。
[8][9][11][14][15] 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4、464、45、130、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