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的离去，十分突然。此前几天，他一直连续出席学术和研讨活动。

5月13日早上，平时身体很好的陆学艺在北京家里心脏病突发，送到海军总医院已无生命迹象，终年80岁。而两天前的5月11日，他还出席了《吴敬琏文集》首发座谈会，直言“中国的社会科学太落后了”。据在现场的时代周报记者说，当时的陆还显得“硬朗健谈”。5月10日，他参加了公安部召集的座谈会，跟新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讨论户籍改革，“讨论了半天也没有拿出大的意见。”5月4日，他出席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三农”研讨会，有与会者对他的低调大为赞叹：陆学艺坐在较靠边的位置上，三个小时下来，许多年轻于他的人率先发言，而陆一直静静地听与记。

陆学艺长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但看起来身体硬朗。对于年轻人夸他“身体好”，有时他会用浓重的无锡口音幽上一默：“抽烟抽的！”可惜这次，这位中国社会学界的泰斗还是未能过心脏病这一关。

作为著名社会学家、农村问题专家、中国社会学会原会长，学界口口相传的是陆学艺的谦虚，对后学的鼓励和提携。学者于建嵘说，“我在学术上从他那里受益很多。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人品风范，都对他非常敬佩。他是非常善良的人，对于三农问题，对于农村和农业有着一般学者无法企及的观察。”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则称：“老陆是我们这代社会学者的精神导师。他关切这个社会与民生，富有正义感，即使在面对某种压力的时候，他也勇于坚持。”

由于陆学艺的突然离去，社会学界原本计划筹办的纪念其八十诞辰、全面回顾其学术成就的活动，有可能改为追思会。

1933年8月，陆学艺出生于江苏无锡，1950年参军当兵，1956年考取了北京工学院激光光学专业（现北京理工大学）。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他的兴趣与众不同，第二年转到了北大哲学系。1962年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毕业后留在社科院。

陆学艺早年的研究重点是“三农问题”。他曾解释自己转行的原因：“我是农村出生的，看到农民吃不饱饭，心里就不明白。当时的口号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我们跟着党走，党又是先进的，1960年为什么还会饿肚子呢？我就想弄明白这个问题，这是我学习和研究的动力。我一辈子都关心三农问题，一有机会就下乡。”

1978年后，通过对安徽、甘肃、江苏等地的调查，陆学艺后来写了《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是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最早的文章。他的观点通过内部要报，得到了中央支持。

1982年，陆学艺又提出，农村单靠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单兵突进远远不够，必须进行县级体制综合改革。第二年，他“下乡”搞试点的想法得到了时任社科院院长马洪、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支持，到山东陵县蹲点，并兼任县委副书记。他说，“如果说我对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问题有点认识和发言权的话，都是从这三年蹲点开始打的基础。”

根据在农村基层几年的观察，陆学艺写了《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一文，在决策层引起的反应不一。有人赞同，据称邓小平曾在其文集中不点名提及此文；但也有人认为其在散布农业悲观论。1987年2月，陆学艺被任命为社会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由此进入了社会学界，研究重心也转为对中国社会阶层的系列调查研究。

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于2002年出版，把社会群体划分为十大阶层，观点被各界纷纷引用，但在当时这种“政治不正确”的提法也引起了很大争议，被认为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悖。两年后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则分析了十个阶层是如何由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演变而来，而且将往哪里变，以及将来阶层结构发展变化的前景等。

“中国社会阶层研究”三部曲的第三本《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面对的是社会学研究最核心的结构问题，耗时长达四年多。陆学艺指出，政府、市场、社会应该三方面齐头并进，但中国社会结构调整滞后经济结构至少15年左右。他建议，社会建设应从三方面切入，首先是社会体制改革，包括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改革等。其次是加大对社会建设的投入。第三是加强社会管理。

2012年，陆学艺获得首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评委会认为，陆学艺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家庭承包制实践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农村形势的判断，显示了他的学术勇气和社会担当，对社会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先后组织了“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和“中国百村调查”等大型调查活动，开创并长期组织社会形势年度报告的研究与编写。他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研究、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的研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扩大社会学在中国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谢寿光认为，陆学艺不仅在当代的中国社会学学者中是佼佼者，他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方面的学术贡献，不亚于老一辈学者费孝通。

据悉，“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系列的第四本《中国社会阶层关系》即将出版。但是，它的作者已经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