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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老师的担忧和期许
王春光
2013-05-25

跟随老师26年,经历的事情难以一一道来。老师突然离去,对我的冲击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他虽然走了,但我并没有感到他走远了,他似乎还在与我交流,还在跟我讨论他所想所思所虑的问题。在与他的交流中,我发现,最近十多年,他最关心的议题有三,即社会建设、城市化和农村问题,也就是说,这三方面是他最忧思的,也是他最有期许的。

 

对社会建设的忧思和期许

 

中央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对老师来说,是多么大的鼓舞。他多次地说,中央重视社会建设,意味着社会学的春天到来了。他说,改革开放后中央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心,因此,经济学由此得到大发展,我们社科院从原来的一个经济学研究所中分出5个相关的研究所,经济学的研究队伍得到了迅速壮大。社会学研究虽然从1979年获得恢复,但在人才队伍、学生招收规模以及经费投入上等等,远不如经济学科。现在中央终于重视社会建设了,因此也该是社会学大发展的春天了。为此,他联络一些知名学者向中央领导人写信,希望让社会学学科有更大的发展,由此获得了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的批示。与此同时,他带领子弟兵,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建设研究和实践,开展大规模的深入调查,举办月坛会,召开学术研讨会,发表文章,出版专著,建研究和实验基地,就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鼓与呼那样,为推进中国社会建设鼓与呼。

 

事实与他的愿望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社会学研究的春天还在酝酿之中。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社会建设,更多的领导干部关心的还是招商引资、经济增长。但是,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污染恶化,社会矛盾多发,贪污腐败严重,等等社会问题,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没有获得有效的缓解,原因是社会建设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老师看来,现在的经济问题不只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与社会不发达、社会建设滞后直接有关。当然,在他看来,社会建设之所以落后,与对它的研究落后有关,而研究落后是因为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太弱。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没有获得与自然科学研究同等的重视,社会科学研究氛围还有待改善。除此之外,社会建设并不像经济建设那样很快出政绩,但是,对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却有着最基础性的作用和价值。因此,他去世前的十多年时间孜孜不倦地进行社会建设研究,其为国为民担忧之心,昭然可知了。

 

对城市化的担忧和期许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呼吁户籍制度改革,改革农民工制度,破除“一国两策”的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他认为,农民工制度早不符合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要求,对农民工是非常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对我国城市化发展是最大的束缚,不利于我国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变迁。农民工制度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把城市化当作经济建设,而没有看到城市化更是一个社会建设过程。把城市化当作经济建设过程,带来的问题是,把农民工只当作劳动力,而忽视了他们的“社会人”属性。因此,只想到农民工为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而不给予他们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把城市化当作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不是当作吸纳农村人口的过程,各地推行的城市化,只考虑如何把城市面积做得越大越好,农地征得越多越有好,而对失地农民、进城的流动人口,都没有给予平等的市民待遇和生活空间,由此诸如强征强拆、失地上访、维权抗争等各种社会矛盾频繁发生。

 

老师担心的是,如果不从社会建设角度去看待城市化,那么,城市化不但不会促进社会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会更加严重,反过来会损害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他认为,应该把城市化当作社会建设过程,也就是说,要改变过去那种只重视物的城市化而忽视了人的城市化的做法,强调人的城市化应该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才会走稳,才会可持续。

 

对农村的忧虑和期许

 

最近,老师多次对我说,农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农村越来越留不住人了。他家请的阿姨来自西部某农村地区,该阿姨的姐妹都进城从事家政服务,农村留不住人了,大家都想着往城里走,在农村混不下去了。事实正如此。我们在不少农村地区调查,就深深感受,老师对农村衰败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我们在西部某地农村调查,发现那里农村生活着的都是老人、少数小孩和少数的中年单身汉。那里的老人告诉我们说,以前外出务工的是那些青壮年男人,而现在中青年女人和大多数孩子都纷纷逃离农村。据我们调查,当地农村的离婚现象越来越普遍。有村民说,以前一般是男的提出离婚,而且离婚很少,而今都是女的提出离婚,离婚越来越平常,甚至有的女的为了离婚而愿意给男方经济补偿,更有女的是不辞而别,跟人私奔,再也不回来了。她们都是在外出务工中发生这样的变化。在外出中她们发现,农村不再是她们留恋的家园,她们的男人不再是她们的依靠。

 

老师一直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问题,如果说,粮食“九连增”,解决的是农业生产问题,但是,粮价太低了,粮食丰富并没有解决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的发展问题。当村庄留不住人,特别是留不住一些中青年人,那么,村庄肯定是有问题的。老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呼唤农村第二次改革,或者说城乡第二次综合改革,但是,这样的改革迟迟没有来临。

 

老师看来,不论是城市化问题还是农村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建设问题。只有用社会建设的理念、视角,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化问题、农村发展问题,也才能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稳定和坚实的社会基础。

 

当然,老师的想法很深远,忧思很深刻,期许很高远,并不是我力能所逮的。这里介绍的并不一定很全面和准确。他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分忧,为民排难,想的都是事关注国家繁荣、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的事情。事实上,他是一个乐观派,他自称是对现实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并说,在他看来,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所以,他经常以乐观的态度和看法鼓励我们。但是,他并不是盲目乐观,而是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抱有强烈的期许。因此,我不自量力地在这里以自己有限的理解能力,将他的一些所思所想,作简单的介绍,以示对他的怀念。当然,任何怀念文章都是借着逝者的名义写给活着的人看的。我写这样的小文章,首先是希望通过对老师的所思所想去激励自己,沿着他的期许去努力,同时,也盼望他所忧虑的问题能早日获得解决,他所期许的美好未来能更快地来临。只有这样,才能告慰一生为国为民孜孜以求、奋斗不息的老师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