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他的贡献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农村改革方面，一是在社会建设方面。众所周知，中国的体制改革肇始于农村改革。早在1978年夏季，老陆就写了《关于加速发展我国农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的建议》，受到关注；1979年，他赴安徽等地调研写成《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一文，对于当年的农村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于农村改革这方面，我知道的并不多，没有发言权。我和老陆认识，是在他进入社会学界以后。1987年，老陆从中国社科院农村所调到社会学所，翌年担任社会学所所长兼党委书记，从此开始了他在社会学界的“摸爬滚打”。
老陆的学术风格是“走一线、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转到社会学界后，这种风格更是如鱼得水，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实证研究及追求社会事实的方法极为契合。老陆的社会学完全没有学院派的学究气，而是多了一些本土气息。他领导社会学所的工作后，首先大力提倡和开拓农村社会调查，例如，开创了“中国百县调查”事业。这一项目从1988年开始，先后历时13年，并出版了百县调查成果100余部，创造了中国县域调查的辉煌业绩。
在中国社会学历史上，以县为单位的社会调查，发端于社会学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一度受挫，局面困难重重。直到邓小平“九二南巡”之后，忽如一夜春风来，改革之花几乎一夜之间绽放在祖国大地。今天反思，改革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峰回路转、再创辉煌，除了邓小平的影响力和个人魅力，有两重因素不可忽视：第一，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改革的期盼与支持；第二，许多默默工作的有志者对于改革事业的积极推进。在今天看来，老陆组织的一次又一次“渔场会议”，就是社会学界的一些有志者对于改革事业的积极参与。所谓渔场，是指北京海淀区西侧的一个养鱼场，那里的鱼捞出来就可以下厨，味道鲜美。老陆常常召集大家到那里讨论体制改革中遇到的难题。当时讨论的范围，几乎涵盖了我国改革进程中的方方面面，诸如“破三铁”（即“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问题、就业体制改革问题、住房体制改革问题、养老体制改革问题、国有企业转制问题、单位制变革问题。
当时的“渔场会议”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目标，讨论问题不是为了学术发表，没有任何报酬，也不一定能形成什么政策建议之类的“奏折”。它之所以能够吸引一大批社会学界乃至跨学科的学者、年轻人，除了参与者的一腔改革热忱，与老陆的人格魅力也是密不可分的。成功的改革一定是多数人的事业，而不是少数人的功业。改革事业的推进，需要社会各界长期积淀；改革事业的成功，是无数志士仁人共同奋斗的结果。无数泓涓涓细流，汇集成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洪流，老陆就是其中的奉献者之一。
老陆深知，身处改革时代的中国社会学要研究大问题。从社会学角度看，什么是中国社会的大问题呢？应该说，首当其冲的是阶层问题。阶层涉及中国社会各群体的切身利益和经济地位，某一项改革措施能否顺利得以推进，很大程度上要看这项改革对于社会上各个利益群体、阶层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只有分析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格局，才能够理解改革的力度、分寸、推动力、阻力和难度等等。任何一项改革措施，要想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就必须作出阶层的利益剖析。如果改革的措施仅仅使得少数人获利，而造成多数人的利益受损，这样的改革一定有方向性错误，也往往会以失败告终。虽然社会上的多数人不一定能够参与到改革的决策过程中来，但是，老百姓会“用脚投票”。
老陆研究中国社会阶层，是从社会调查开始的。他组织社会学所开展全国规模的问卷调研，掌握了关于社会分层状况的第一手数据。他一次又一次组织所里的课题组，探索中国社会分层的框架，并提出了“十阶层模型”。在社会分层方面，这一模型是中国社会学界颇有影响的理论。
由此开始，老陆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探索。现代化、改革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社会学现代化理论的一大主题。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变迁证明，现代化的最终实现是根基于社会结构转型的完成。当前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说到底，都与社会结构转型关系密切。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从社会结构看，城乡社会结构转型没有完成，户籍农民、农民工仍然占据中国人口的多数。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终成功，只能建立在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社会主体的社会结构之上。为此，老陆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论著。
自然而然，怎样实现农民、农民工身份的转变，成为老陆社会学研究的又一主题。2012年10月，清华大学成立社会科学学院，我邀老陆来捧场。他在致辞中谈到了农民工问题，演讲之风趣，分析问题之精辟，令所有与会者记忆深刻。老陆说，他早年学哲学，听
感谢老陆一生的奉献，他的精神永存。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原载：《中国改革》2013年第6期，网上发布时经作者同意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