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3日中午12点多，在贵州剑河，因建三板溪水电站而改名为仰阿莎湖（原清水江）的沿岸深山中的一个村子里，已经停电2天，靠蓄电池还维持电源的手机突然传来李炜的短信：“陆学艺老师今晨于北京病逝，不胜哀痛。”这怎么可能？5月7日还和宗剑电话约定，5月17日安顺见面时要向他核实一下正在手上写着的今年8月31日陆老师生日纪念文章中涉及的一些早年细节，宗剑告诉我，上周他和陆老师一块吃饭，老头子精神好得很，后天他要参加陆老师《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一书的发布会。我9日离开家时，书桌上还放着下乡回来要接着写的与陆老师相关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以上提到的，高鸽老师去年6月在温州百村调查协调会交待给我的任务，今年5月底之前交稿；另一篇是6月底山东百村调查新一轮启动会上的发言稿，半个月前高鸽老师在电话中叮嘱一定要好好准备，这是陆老师点的名。
我一下子僵直地站在路上，大脑一片空白。手机响起，是春光的电话，春光哽咽着：“我们刚把陆老师送到海军总医院的安息室。”电话提示来电，是宗剑的，不忍让他说出口，抢先告诉宗剑“我知道了。”电话两端，我们泣不成声。
烈日当头，空落的村庄一片死寂，我窘坐路边。懂事的学生小夏说她先去告诉昨夜约定，专程从地里回家等候我们的村妇女主任，推后半小时访谈。访谈前给李炜回一短信“知，无法言语”。之后三天，我们的调研在风雨交加与时断时续的来电中继续进行。我想，完成调研任务，是陆老师所希望的。之后，19日如期在八宝山为陆老师送行。返筑20日上完课后至22日凌晨，我一遍又一遍翻看中国社会学网站滚动悼念陆老师平台上不断增多的文字，从中，去沐浴陆老师给予这个社会的温暖、慈祥和无边无际的大爱；去寻找这棵大树倒掉后在知识阶层中突然增多的关于理性担当和韧性坚守双重难题下自我反思的潮动；去感受一如他往常般博大、深邃，饱含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担忧和期许，看着我们的双眼．．．．．．就这样，让情感和思想宣泄．．．．．．40多个小时后，我才得以继续书写。因为在潜意识中我害怕一个魔咒，这是一个朋友知道我去北京向陆老师告别时电话中说的：“我们这个民族很奇怪，往往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就会有一个精神性的人物突然离去。”确实，为此我也该加快写作的速度，将我所知道的陆老师如实地讲述出来。
一、“百村调查”课题引出的缘分
初见陆老师，是在2001年进京参加百村调查课题正式启动后的第一次学术研讨和工作协调会上，但在此之前，我与他有过两次未曾谋面的交集。第一次是1984年，为承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一个重要课题，专程赴京到“发展组”接受相关培训，其中的学习材料就有陆老师与王小强最早合作的《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关于甘肃省包产到户问题的考察报告》，可惜当时只见到王小强，陆老师则因奉派到山东陵县挂职调研兼县委副书记而失之交臂。第二次是2000年，陆老师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大课题在贵州选点调查，结果选中了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带队负责人之一的王春光通过宗剑的介绍，将我融进了这个大团队，我有幸为之作了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本不足道，但就因此机缘，才有了后来承接“百村调查”课题，并终于得以走近和亲炙陆老师学人风范和教诲的诸多机会。
那次为期40多天调查结束后，我执笔写出了一份4万多字的专题报告，成为陆老师主编、于200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的诸多实证基础材料的一部分。此书出版后虽一度被停印，但作为第一本以实证调查作支撑的反映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及阶层变动的大型综合报告，本书的研究结果及其所发出的警示，还是在思想界、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持续的关注。针对此，陆老师多次说过：“我们就像一只早上打鸣的鸡，叫早了让人讨厌，叫晚了却是失职。早作准备，再钻研打鸣的合适时间，是社科研究人员需要具备的一种特殊素质。”
就在镇宁课题调查结束后，春光无意中说起，由陆老师主持的另一个大型国情调查项目——“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也正准备开始启动，问我会不会感兴趣，如果有兴趣，也可考虑申报一个村。
中国百村调查，是继陆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主持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协调的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之后又一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大型调查研究项目，其目的是为了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研究，特别是为了加深对正在处于激烈变迁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和研究。和“阶层”项目一样，百村调查的村级子课题没有经费，但安顺师专上世纪80年代参加过发展组课题的老人马力主承接。由此，一个以青年教师为主的“中国百村调查——九溪村”课题组成立了。申报书很快获批，课题也边找钱资助边开始实施。2001年11月，百村调查第二次研讨、工作会议上，陆老师听完我们的课题进展汇报后，表扬道：“21世纪了，还有学生老师50多人自己打着背包进村调查的，这就是一种精神。我知道发达地区找钱做课题不难，但西部地区就是大问题了。你们有了一个好的开头，要坚持做下去。”当场点王春光的名，要他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
这次工作会上，陆老师关于将村庄研究从“资料性的学术专著”定位于“学术性的资料专著”的学术指向，使我们的结题报告提炼出与“农村社会公共空间”密切相关的“乡民社会”的“专题研究”意识；陆老师关于“关注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的细节”的思想，成为我们结题报告以“材料详实”著称的内在品质；陆老师倡导的“中央”团队与地方院校团队合作的调研模式，迄今已持续了13年；而这次研讨工作会形成的研究机制，即在总课题学术和组织平台上，各子课题团队间的深度互动、研讨模式，还促成了2012年温州百村工作会议上商定、温州党校百村课题组开题前到贵州安顺与原“九溪村”课题组进行交流的动议。
“屯堡乡民社会”作为中国百村调查正式调查启动后的第一个报告，总课题组审核通过后，我们却没有经费出版。陆老师从仅开一次全国性课题协调会就要花几万块，而在陆老师计划中至少每两年就要开一次全国性的课题研讨会和工作会的35万元总课题经费中，拿出经费补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屯堡乡民社会》并高兴地为书写了序。这对于地处西南边隅一个地方师专的无名小辈们来说，其鼓励与鞭策是难以言表的。陆老师出钱是要办大事的，他说，你们的研究仅仅才是开始，要盯住这个点，20年、30年地坚持下去。有一次谈到乡村研究中社会学与人类学互补的研究视角时，我说《屯堡乡民社会》还真让人类学界的不少学者视为一本很好的民族志。陆老师说这就对了，你说费老的《江村经济》是社会学还是人类学？陆老师真敢比，我想以后我们对深入实际调查后写出的“报告”的自信，就是这样让陆老师给“浇灌”出来的。
二、贵州“社会建设研究”议题的提出
2009年11月在休宁召开的“中国农村发展模式研讨会暨中国百村调查第三次工作会”结束的前一天下午，春光告诉我陆老师要我晚上8点钟准时到他房间，找我谈话。晚饭时陆老师又亲自告诉我，8点钟他要跟我谈话，让春光“陪着”。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由于这次谈话份量太重，回到自己的房间，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回过神来，一个多小时后，才猛醒过来，应将陆老师的“托付”记下。这几天翻开那晚后来补记的“谈话记录”，更加体会到陆老师的良苦用心：
“孙兆霞，我找你和王春光来是想给你说，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在下面一呆很长时间了。你在贵州找一个县，带一批人，扎扎实实做调研，现在只做村不行了，视野不够。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中央、下边都在说需要搞社会建设，但不调研，不知道现在的社会，现在的政府是怎么和市场打交道，怎么运行的。怎么搞社会建设？这是中国下一步的大问题，很急迫，你们要考虑这个事。
社会建设怎么做？以县为突破口，做出一个××县社会发展规划，就象孙兆霞应该知道的上世纪80年代，每个地方都要搞经济发展规划一样。否则社会怎么协调，怎么制定政策。像现在，政府和许多‘社会学家’们搞一点医保、社保、民间组织，就是社会建设？太离谱了。
我赞成费孝通的中国化理论。社会学在中国现在既没有理论，也没有实践，中国社会怎么办的事情，不从实际出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社会政策也好，城乡统筹发展也好，社会建设也好，社会规划也好，都可以统起来研究，都是一回事，角度不同而已。
这次到徽州，看到徽商走的路，想想很不行。走一条官商结合的路，红顶商人，到最后政治搞不好，经济更搞不好。要总结一下这条路的不合理之处。”
最后，陆老师说：“1979年以来，全国我只有3个省还没有去调研了，贵州是一个，乘着现在还跑得动，找个机会去看一看。”
陆老师布置的“作业”可不好完成。陆老师要求在政府、科研机构、基层三者的整合平台上做事，但现存体制和机制的情况却是三者不仅很“隔”，而且渐行渐远。但如果不难，陆老师会这么焦虑和担忧吗。
积极谋划，协调了半年多，主旨是让陆老师来做这个“缝合者”，帮我们搭平台。2010年7月，陆老师来到贵州。具体有3件事，第一，给省相关部门领导做“城乡统筹与社会建设”报告；第二，参加《吉昌契约文书汇编》首发式；第三，在安顺下村调研。7月27日，全国社会学年会一结束，陆老师一行即从哈尔滨直飞贵阳。晚饭由贵州省委统战部、贵州大学做东。才进屋坐下，陆老师问行程安排，一听就急了，批评我说“孙兆霞你不知道呀，新到一个地方不调查就让我讲话怎么行呢，贵阳的报告从安顺回来后再作吧”。但涉及这么多部门的事不是说改就能改的，统战部长提出一个方案，请省委政研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几位业务领导马上到场给陆老师介绍贵州情况，然后陆老师再决定“报告”怎么讲。
随即赶来的几位专家领导对陆老师著作、思想“非常熟”，进门不约而同都说这次能为陆老师服务是他们的荣幸。一人问四人答，晚上近11点才结束，又约好第二天一早他们陪同陆老师到贵阳的一个城郊村，一个产业村考察。
下午按原计划作报告。这次报告的主要观点是：当下中国国情是经济建设一条腿长，社会建设一条腿短，社会发展水平滞后15-30年。以城乡统筹发展为平台，在社会建设的目标下，探索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方式。这个报告给我的最大问题意识，是贵州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发达省区的前提下，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怎样才是合理的？以社会建设为目标，摈弃社会控制目标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可否为贵州经济跨越式发展开辟出一条创新之路？我们2010年启动的新一轮贵州研究，正是沿着这条思路展开行进的。
7月29日，参加吉昌屯村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资出版的《吉昌契约文书汇编》一书首发式。这个首发式由安顺市委宣传部、大西桥镇吉昌村、贵州民族学院、贵州省屯堡研究会主办，也是“西南多民族和谐共生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实践考察环节。有50余位海内外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知名学者参加。村民们不但自发将已毁公路修通，让大客车能进村，还组织村里地戏队、花灯队、山歌队、屯堡服装展示队，200多人欢迎专家。陆老师问村里的组织者，这会不会给老乡们造成负担。老乡告诉他，每年过年，“抬汪公”规模比这大好多倍，周围两三万人来参加，仅村内自发参与搞服务的就有300-400人，加上 “搞活动”的，有2000多人。村民们都希望专家们了解他们的屯堡文化有多好，向外面宣传宣传，给政府提点建议，早日将乡村旅游发展起来，这次来的大专家这么多，他们过去想都不敢想。后来听好几个陆老师的学生讲，陆老师对吉昌村的“人气”很感慨，对屯堡文化能保留下来很重视，让他们一定要到屯堡看一看。
接下来，是陆老师亲自点的要到关岭县顶云乡，当年土地承包最早的桃家寨看一看.。当时“阳光道”与“独木桥”之争的“贵州经验”发源地即是这里。在村里，陆老师给当年按手印，今天还健在的5位老农一一敬了烟，接下来的座谈却只能在房前的坝子里进行，因为几位老乡家都没有盖新房，村里有几幢新房都是分了家，又外出打工的年轻一辈的农户家盖的。进到一户房屋低矮破旧的农户家，见火坑上还吊着几块熏肉，陆老师说，7月份还有肉，说明饭是能吃饱了。接着又去看农户家积累的粮食，好几千斤，老乡说粮食大家都差不多，也不多卖，存蓄是这些年的习惯了。
在回安顺的路上，陆老师给陪同的安顺市委宣传部长和我说，要研究为什么当年在全国赫赫有名的顶云公社到后来却没有了内在发展的动力和资源。你们修了纪念碑，还留下当年丰收的样品粮，但更要反思发展的瓶颈在哪里。
之后，市委宣传部长恳请陆老师给安顺市县处级以上干部作了一场报告，报告会后，市里要给陆老师讲课费，陆老师说你们支持我调研就不错了，钱是不能收的。
陆老师返京后，他交代搭建“扎下去”调研的平台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与春光传来传去的方案也经常会听听陆老师的意见。那一段，陆老师的很大精力放在成都城乡统筹发展的调研课题上，只要一有新报告出来，都要让高鸽老师和胡建国（陆老师在北工大的院长助理）传给我，还交待调查材料只要我们用得上，通通给。只是我们的调研还没开始，也就没去弄这些材料，但对陆老师的这种“实用”、“开放”的团队建构精髓及团队工作拓展的内在机理的领悟，无疑成为我们即将展开的大跨度团队合作的标杆。
三、贵州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相关性研究的准备
2011年3月，贵州民院成立了“中国西部社会建设调查研究暨实验中心”，陆老师托付给我们的“西部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终于有了一个小小的平台。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我们注意到：贵州的扶贫工作已经逐渐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11个连片特殊困难区域的扶贫攻坚计划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出台的消息也频频曝光，西部社会建设调研的“破题”能否从扶贫开发领域开始呢？
2011年6月，我和卢云辉（贵州民大）来到北京，陆老师在工会大厦的临时办公室接见了我们，从下午3点半一直谈到傍晚7点多。临离开前，陆老师解释说，这一周在这儿关闭起来做一件保密性的工作，你们从贵州跑来，不见不行呵，但不能留你们吃饭。
这次与陆老师的谈话，奠定了迄今为止我们在贵州所做研究的基础。
第一，确定了以扶贫开发30多年的当地农村经济、社会、生态实践为重点调查内容，从社会建设的角度分析当地农村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政府行政问题。陆老师指出，扶贫开发的主要资源来自于财政，执行主要载体在行政，要认真研究县级党政机构在扶贫开发中如何运作的问题。这也是县域研究的突破口。
第二，确定了将扶贫与社会建设放在一块研究，从而审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社会基础问题。陆老师指出，要搞清楚西部贫困地方城镇化水平低，劳动力大量外出，人均土地占有量少，生态脆弱，市场经济极不发达的条件下，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在经济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文化传承的关系有什么时代特征？
第三，确定了社会建设实验推进的路径选择问题。我告诉陆老师，我们团队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资源，是成员之一的毛刚强博士是10多年前中国第一批进入NGO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10多年来坚持不懈，而且“本土化”的理论探索和社区社会工作的实践创新不断，是国内第一家专业性、职业化的、以乡村治理和城市社区建设为主要工作领域的省级社团——贵州社区建设与乡村治理促进会——的负责人。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以社区社会建设和乡村治理为路径，开展扶贫开发模式创新行动研究，开发了较为专业的工具和方法，也有丰富的地方经验。陆老师指出，这样的探索，资源来源应立即转轨，要从国际转向国内，主动与政府合作、在政府那里找资源。
第四，确定了陆老师的具体支持项目：①陆老师出任即将开始的“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研究项目的首席顾问。②陆老师出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与贵州民族大学（时为贵州民族学院）合作成立的贵州民族学院“中国西部社会建设调查研究暨实验中心”首席顾问。③陆老师2010年承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将提供“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拓展子项目，支持“中国西部社会建设调查研究暨实验中心”在具备资金条件的情况下实施。④陆老师支持贵州团队到正在运行的成都城乡统筹，北京大兴，太仓实验区等实地考察调研。⑤贵州团队参加2011年下半年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学术研讨会等等。后来，陆老师还成为贵州民族大学的“候鸟型”专家。
从以上框架可见，陆老师是竭尽全力，在支持即将起航的新一轮贵州研究。
四、难忘的一次聚会
还在2010年陆老师在吉昌村时，问到我安顺学院和“九溪村”课题组还跟村里有没有联系？九溪村的情况怎么样？我告诉他，他问的问题跟钱理群老师近年每次来贵州问的一样。陆老师想了想说，“你下次到北京，让我跟老钱见个面”。因此，那天离开工会大厦之前约定，七、八个与贵州相关的人3天之后聚一聚，陆老师专门叮嘱一定要叫上方明。
按方明的说法，陆老师是当年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紧密合作伙伴。“见面”果然从“发展组”的往事昔人说起。陆老师对方明说，上次他们在杜老（杜润生）生日聚会上见面，时间太紧，好多事都来不及问。近期，白南生去世了，邓英淘也癌症晚期．．．．．．想一想，发展组的研究平台、组织机理，其实对当下中国还是一笔该好好总结、珍惜的财富。
他们的话题，从土地承包制之初“阳光道”与“独木桥”之争，到发展组1981年滁县地区调查之前陆老师与王小强合作的甘肃调查；从发展组每年全国性调研计划的战略性布局，到陆老师山东陵县“调研”挂职之后对社会学矢志不移的坚守；从发展组以独立研究，参与1982-1986年中央连续5个有关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号“战略性文件”起草的政策生成机制，到陈锡文、陆老师等已步入老年的一群人，至今还在为中国三农问题、土地问题、粮食问题的操劳与忧虑．．．．．．谈到他们当年的年轻与热情，方明说起第一次与罗小朋见面，30多小时通宵达旦的交谈；也说起1975年夏，钱老师与方明一同前往河南程庄农民大学“拜访”，中途遇水灾而与发展组创始人“失之交臂”的经历。但钱老师说，他与发展组始终“有缘”，他要为方明正在写的发展组回忆录《潮聚潮散》写序。
这顿午饭没有喝酒，却吃了长达4个多小时。陆、钱二老，加上方明的“知情”链接，时而谈笑风生，时而似要拍案而起。既放松，又智慧，让我们几位后学尽情目睹了老师们相聚时的畅快。而说得最多的，还是贵州。因为这是一群关注贵州的“自愿者”，要商讨下一步怎么做贵州的事。
陆老师问起1984年发展组在贵州进行的大型调查，我告诉陆老师，《富饶的贫困》田野调查点之一的镇宁县六马乡就是“阶层调查”时我带队去的乡，与15年前书上描述的状况相比，改观不大，春光当时概括为“贫困性遗传”，但近几年外出打工人员剧增，家庭收入应有所增加。陆老师、方明、钱老师都说该写一本30年改革后贵州农村变迁的新书了。讨论到《富饶的贫困》中对贵州形象的著名表达、“捧着金饭碗讨饭吃”及形成机理——“幼稚社会系统的恶性循环论”，我回忆起1987年白南风、方明来贵州与贵州学者就该书进行座谈，贵州学者同意“论断”，但批评“机理”，认为此分析将贵州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当时作者之一的白南风一下子就愣住了。陆老师听了哈哈大笑，但立即又说，今天的贵州山门大开了，放在全局上看，经济排位全国倒数一、二，可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一样不少，瓮安事件问题暴露深刻，真是需要好好研究。
随着这个话题，方明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到今天，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是该有一个突破口式的交集点了，这个点放在贵州来探索，有条件。近几年，经济学界有朋友在酝酿用中国宏观经济转型的经验范式去冲刺诺贝尔经济学奖，我的意见是，还缺乏社会学视角，“社会”这关过不了，很难说经济改革是成功的。反过来，孙兆霞你们研究社会，也应有经济学的学者一起调研，一起讨论。陆老师说，是呵，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但研究平台是社会，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也是社会。发达地区现在搞社会建设，可以通过经济反哺社会的方式进行，可你贵州，经济上那么困难，搞社会建设是要花钱的，能不能考虑从中央财政支持贵州发展的份额中挤出一块？方明说，当年发展组就提出过建立贫困地区发展基金，基金使用也不是纯经济目标，而是综合性的，后来演变为国家扶贫办这一块，再后来就更限于产业上的目标了。
钱老师说，我还是07年到贵州讲的那个意见（2007年，钱老师受邀到贵州省图书馆，“贵州发展论坛”上作了“乡村需要我们，我们需要乡村”的报告），乡村研究要跟乡村建设实践结合起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那批老先生们的实践，就是在探索中国农村怎样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当然，今天中国农村的情况比那时候复杂得多，特别在贵州，还有生态环境的保护、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可持续问题。你们在这一块有很好的基础，边实践，边摸索，贵州的经验就可能变为中国的经验、世界的经验。钱老师还说，十八大之前，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很热闹，各种观点争论不休，你们不要管这些，埋头做好自己的事，中国需要一批埋头实干、搞懂国情、落地生根的年轻人。
对我而言，这次难忘的聚会，既是一次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思想碰撞，又是一次关于贵州乃至中国三十年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五、力推学界与政界互动的武陵山研究
在陆老师的策划、安排和指导、直接参与下，从2010年到2013年，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广州中山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大学、安顺学院、贵州省委统战部、贵州省扶贫办的20余位科研人员，组成联合课题组，聘请陆学艺、汤敏、孙方明三位先生分别作为课题社会学、经济学、政策咨询的首席顾问，先后完成了3项研究。
第一项研究是，2011年7月至12月，由贵州省委统战部搭建平台，以贵州民族学院中国西部社会建设调查研究暨实验中心为学术协调机构，组建课题研究团队进行的“武陵山区（贵州）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研究”。
7月末，我给陆老师打电话汇报到松桃等四个县调研的情况，初步发现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原因和外出打工人口居多，扶贫开发的产业化目标正在向“强人”、“公司”转移，但由于整个市场系统和技术系统的脆弱性，在贫困地区实施的产业项目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圈钱”、“圈地”取向凸显，而社会已经没有力量来阻止这种趋势。并告诉陆老师，为增强报告结论的客观性，准备9月份实施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大约过了一个星期，陆老师电话告诉我，他准备将原定于10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学术研讨会”搬到贵州来开，这样就可以把扶贫开发的问题好好讨论一下。陆老师还说钱的问题成都肯定不能给了，他另外想办法解决一部分，贵州解决一部分，让我跟省委统战部和学校领导商量是否可行。
这个考虑对贵州当然是一个好消息。接下来的2个月时间，我们边调研，边筹备会议。陆老师的定位是，这个研讨会是三方参与的：一是学界，要将学界对三农问题、城乡统筹、社会转型、扶贫开发有研究的学者请来；二是要将贵州党政相关政策研究部门的领导和研究人员请来；三是要将地方领导和干部请来，大家坐下来研究一下问题。陆老师的名字非常有感召力，上名单的参会者一听是陆老师提议要开的这样一个内容的会，没有推辞的。
会议框架按陆老师早先预定的方案操作。2011年10月25-27日，“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暨武陵山区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学术会议”在贵阳花溪国宾馆召开。30多位三农问题及发展问题专家，贵州铜仁、重庆、南京、成都、太仓、天津等地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探索点的领导及专家，“武陵山课题组”团队人员，对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专题都发了言。汤敏指出，“将社会建设与扶贫开发相结合，可能是未来社会发展，特别是贫困地区发展的方向”。陆老师在会上提出了扶贫开发中，明确社会建设为主要任务，是理性的选择，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符合国际经验，符合中国的国情。
大会结束后，武陵山课题组又留下来用一天半时间接着讨论总报告的撰写问题。陆老师是中午11:00多飞机，上午还想参加我们讨论。高鸽老师说，太累了，哪怕在车上，也得让他出去“看风景”。这样，李建军（贵州社会学会会长、安顺学院院长）安排原“九溪村课题组”成员吕燕平从安顺过来，陪着陆老师到青岩“观光”后顺路上机场。
2011年11月底，以《分享共赢·和谐共生——武陵山区（贵州）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研究》命名的课题总报告及一个简要报告，一个对策报告写出来了，我给高鸽老师打电话问怎么寄，高鸽老师告诉我陆老师从贵州回来后身体不太好，又到东北调研才回来，手上积了太多的事，近期可能没时间看你们的报告，不过还是让我亲自问问陆老师。陆老师一接我电话，听说报告完成了，说好快啊，赶快寄过来吧。报告寄给陆老师，不到一周就反馈了意见。除了充分肯定报告的问题意识之外，提了三条修改意见。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事，与研究体制、机制的创新直接相关。一些提法我们一开始还有些顾虑，怕因真实的尖锐而造成敏感，例如矿产资源开发的利益归属问题，政府机构的“政绩”遮蔽问题，权钱合谋的形成机理及社会后果问题等，但陆老师和省委统战部的领导都说，不说实话你们的调研还有什么意义？还费这么大力气干嘛？
2011年的这套报告指出，在武陵山片区，“农民真老，农村真散，农业真脆弱”的新三农问题已经取代“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老三农问题，农村社会基础坍塌，社会公共性缺失，从而使农村丧失了发展的内生性资源，产业扶贫也就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因此，提出扶贫开发必须以社会建设为前提，以乡村社会公共性重建，培养、发掘农村组织，是扶贫开发的首要任务的观点。2011年12月，贵州省委统战部分别收到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和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同志对这套报告的批示，指出调研报告对推动武陵山区扶贫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项研究是，2012年初，国发2012[2]号文件将贵州确定为全国11个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示范区。为使武陵山片区（贵州）扶贫开发研究从发现问题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转化，贵州省人大农委、贵州省扶贫办搭建平台，聘请上一课题组研究人员，就“社会建设与武陵山区（贵州）扶贫开发模式创新”进行深入调研。
2012年11月，课题组完成13万字《构筑发展的社会基础——贵州扶贫开发模式创新研究》大报告及简要报告，对策报告。研究报告指出，目前产业扶贫为主导的扶贫方式形成了“政绩至上”——“强人圈地”——“社会分化”——“形式主义”的隐形恶性循环，同时也在动摇和瓦解党的执政基础，消解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甚至有可能将贫困问题转化为国家与贫困群体的矛盾问题，形成难以逆转的结构性经济、社会难题。因此，产业扶贫要走出目前的困境，打破恶性循环，就需要政府主导，重构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通过社会建设，达到产业扶贫的目的，并进一步实现发展的普惠和社会的和谐，实现分享共赢、脱贫致富。
这次报告完成后，同样立即寄给了陆老师，因为省人大也将课题立项为2012年省委重大问题研究课题，课题验收有一个过程，加之高鸽老师说陆老师才从太仓回来，十八大刚结束，几乎每天都有会议要开，而且陆老师几份手稿同时在写，课题要集中等等，让我要有点耐心，也就没有急于盼望陆老师的反馈意见。谁知10来天后的一天傍晚，陆老师给我来电话，一开头就说“孙兆霞，我刚看完你们的报告，你们可是积了大德了。扶贫开发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局外人是无法知道的，局内人也是糊涂的，把土地都集中，弄走了，这不是断了农民返乡的后路吗？．．．．．”我越听越感觉陆老师的沉重和忧虑是看完13万字的大报告得出来的。这两年，课题立项单位都要求我们要写好小报告，领导们没时间看大报告，于是忍不住，问了一句，“陆老师，大报告您也看了？”陆老师说，你们的东西我都是要全看的！话语中，流露着对我提问题的“远”的批评。我随即把陆老师电话的内容转给课题组同仁，大家都很兴奋，觉得半年多的全力投入是值得的。
对《武陵山区（贵州）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模式创新研究》报告，陆老师在评估意见中写到，“课题组在十八大之前将五个建设相协调的重要思想贯彻到扶贫开发模式创新研究中，无疑有着超前的眼光，报告建立在深入调查基础上，提出的建议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为我国扶贫开发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新思路。值得正在开展扶贫开发实践的地区的领导干部好好的研读和借鉴”。
这个评估意见，无疑坚定了我们要推进报告影响力的意识。之后，参加省预防和惩治腐败办公室召开的反腐败专家调研会，我代表课题组就“扶贫开发是我省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应该关注的重大新领域与重大新问题”为题发言，后又形成专题报告递交省纪委。2013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要报研究报告]同时刊载了这份报告的修订稿。这亦即是前面提到的第三项研究报告。
六、鼓励理论研究向政策关怀方向拓展
2012年6月，在温州党校召开的百村调查工作协调会上，陆老师点名要我结合百村调查，讲讲近几年在贵州调研的情况。我主要讲了从之前的百村调查等主要关注学术和“问题”的调查研究正转向关注问题——学术——政策的贯通式调研，特别是从2011年的“武陵山”调研之后，2012年5月又进行注重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相衔接的武陵山第二个项目的调研。有一个重要体会是：这一类针对现实状况和政策实施的项目，与党政部门合作调研，能深得下去，容易得到综合性的、全方位的真实情况，增加换位思考的视角，提出的“对策”更具有可行性。这些“经验”积累，也改变过去我们对县、乡干部较为负面的一些看法。扶贫开发中政府行为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些年体制、机制造成的“政绩观”压力和能力不足、方法缺失类深层次问题。发言中陆老师插话说，“县乡不少党政干部还是很有水平的，他们熟悉情况，很多问题看得透，调查中多听听他们的意见，有好处”。当时想，陆老师当年到山东调研兼任县委副书记的经历真能让他“入地三尺”。
会议期间陆老师一直很忙，全国来的专家学者，温州市的领导、专家会后络绎不绝的找他，可我还有一件“大事”还未向他汇报。会议结束前一天，陆老师说明天上机场的路上谈吧，温州机场不大，候机时还可以接着谈。
第二天如约，向陆老师汇报。还在2011年武陵山课题调研时，就按2010年在北京陆老师强调的做社区发展社会行动的政策探索实践，要将资源来源向国内转向，向政府争取，（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一年多时间在贵州几个点上做工作，最近终于看见了曙光。2012年3月贵阳市乌当区在全市创新社会管理的框架内，同意与我们团队合作，由党政主推社区社会工作组织的孵化、培育、利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和工具，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我兴致勃勃，一路给陆老师介绍这块工作准备怎样从城市推向农村，怎样从贵阳推向全省，怎样在这种实践中总结出政府与社会合作搭建平台的机理，还要写出操作性的工具书．．．．．．。陆老师坐在副驾驶位置一声不响的听，听我说完后，他说了很多，记得的有这么几条，社会建设中很重要的一块是社会体制创新，你们不但要做，还要总结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瓶颈问题，新的设计与老的结构有什么错位。但是这件事很难，认准了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过也有希望，民政部最近正在考虑给社会组织松松绑的事情，广东省的社会建设规划也把民间公益性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内容列了进去。
从2012年12月贵阳市乌当区成立蔚蓝社工服务社至今，我们的团队在政策研究的实践层面积极的进行探索，将国际发展项目中使用的方法、工具进行本土化的创新修正，借用到扶贫开发的社会基础重建、乡村旅游开发的社区基础重建及郊区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开展了贵阳市乌当区、花溪区、黔东南州剑河的社区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项目。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团队主要成员之一的毛刚强博士还被中国扶贫基金会聘为“四川420芦山地震灾后重建需求评估报告”的专家，以他为主撰写的评估报告及灾后重建方案，突出了灾后重建要以社区重建、社会建设为先导的理念，发布之后受到广泛好评。
七、百村调查在贵州的第二轮启动
2012年，百村调查全国协调会在温州党校召开，而百村调查展期为“十二五”重点课题是议题之一。发言中，我们提出了百村调查需要建立国家级平台，提供学术资源、资金资源、政策资源作为坚实保障，并施之以省级平台或区域平台的组织、实施功能，形成新型研究机制的建议。
半年后，高鸽老师通知我们，百村调查已经获批为自“十二五”开始的国家重大项目滚动课题，你们可以申报了。随即，原九溪村课题团队和后来的武陵山课题团队整合力量，按建省级中观平台的方案设计，申报的5个村，全获总课题组批准。高鸽老师转告，在课题审批会上陆老师说：“贵州破例了，告诉孙兆霞她们，好好做。”课题审批会还建议在这一批课题基础上，加上《屯堡乡民社会》，就可以做一个贵州省级层面的农村社会转型的整体性研究。最近春光告诉我，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在贵州做调查，之后王小强、白南风写了《富饶的贫困》，三十年过去了，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变迁，贵州农村，西部农村，中国农村，应该要有一本立足于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新报告了，这正是陆老师想要我们做的。陆老师走之前的半个月，高鸽老师来电话通知说，6月中旬，“百村”在山东大学开研讨会，陆老师点名要你发言，讲讲新一轮百村贵州怎么做的考虑。
说实话，做这批课题，底气不足的还是课题经费没保障的问题。但陆老师在，打死也不会向他提这个问题。陆老师做的几件大事：中国百县市调查，中国阶层研究，中国百村调查，中国社会建设研究，都是白手起家做起来的。这正是他坚韧、坚守、不惧、勇往直前精神的写照。现在陆老师走了，从大家对他的怀念文章中，知道三天前他还在一个会议上疾呼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太落后了。
他这最后一呼，让我们心痛不已。
2013年6月19日至22日，“新型城镇化与村落发展暨中国百村调查”研讨会在陆老师走后的一个月如期在山东大学召开，我按之前的安排，在会上作了发言。在此，谨将发言稿中的相关要点概括如下，借以表达我们对陆老师遗愿的一点小小的回应和纪念。
第一，百村课题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标志，一种学术风骨，一种责任担当，陆老师永远是这个课题的灵魂。
第二，百村调查在贵州的题旨，即对中国农村社会自主性生成及变迁机理的解读。不同区域的城乡结构、民族结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统一学术平台上，用团队可持续成长的研究方法，进行类型化的村庄研究，自然包含了本土化的取向。我们理解，这即是对陆老师提出的学术和学科建设本土化期待的一种回应。
第三，在“先下去搞清楚社会”的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以农村发展的对策建议为研究的重要归宿点，并践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政策研究行动探索，闯出一条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之路。
我想，当陆老师的事业变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时，可以告慰于他的或许是这样一句话——“陆老师永远与我们同在！”
初稿：2013年5月1日至5月8日
续初稿：2013年5月23至6月4日
修改：2013年6月8日至12日、6月24日至27日、7月9日至7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