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陆学艺老所长追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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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广言厅
汪小熙（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今天是
今天，我们全所职工又汇聚一堂，在这里举行陆学艺老所长追思会。参加今天会议的不仅有我们全所的在职职工，而且有部分离退休老同志的代表，还有我们的访问学者、国际友人，特
首先，请全体起立。让我们共同向陆老师的遗像默哀！
默哀毕。
我是1988年回国到社会学所上班的。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里只有三位博士，他们分别是苏国勋、
那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已连续7年将陵县作为县级调查点。这个点最早设在山东黄河边上，过去一直种粮食，农民有了种植选择权以后就开始种棉花，因为当时棉花价格比粮食价格高很多，所以农民的生活很快就得到改善。后来，由于棉花价格的下降，陵县作为改变农村面貌观察点的意义才不太突出。
我回国的时候，老陆已经挂职当完了三年陵县县委副书记，正在组织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就将陵县选择为调查试点县。我去陵县之前，
在夏天和秋天，陵县调研点的条件还不算太差，有乒乓球室、有图书馆——里面有各种图书和杂志等。但冬天和初春就难以坚守。尤其是在冬天的晚上，得生炉子。生炉子就得封火，晚上要把火用湿煤糊在上面，上面弄一个眼，这样，到第二天早晨时仍然有火苗。但如果火封不好，或者把火封灭了，第二天早晨就得用木头重新点那个炉子，屋里会弄得乌烟瘴气的。
在长期的调研后，我就问自己，要将调研的重点聚焦到什么地方呢？
我在巴黎学了那么多年，回来到这个农村的、泥泞与土雾交替的地方，要调查了解些什么问题呢？
我在那里坚持了一年，这一年对我来说有脱胎换骨的变化。在国外做学问强调一种理念，强调说要了解社会，书写社会，分析社会和解决社会问题。而分析社会的主要依据，就是用数量关系去描述我们的社会。但中国的数据——到现在我们知道很多数据仍然是不清楚的，我就想搞清楚。于是我在陵县跑遍了50多个村庄，走访了大大小小的政府机构。作为一个留学国外的人，或者刚从学校进入社会的学人，我自己的经验是，除需要明确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外，重点还需要准确描述、刻画与解剖我们研究的对象。只有将自己转变为社会这个对象世界的一员去体验的时候，经验的感悟才可能转变为内化的知识。应该说，我们自己生活的世界在发生变化，我们感悟的变化与实际发生的变化肯定有距离，只有将感悟的变化无限接近真实发生的变化才不至于判断失误。我给自己确定的、在县级政府与县级区域调查的一个重点，就是搞清楚每一个数据的出处与来由。
有一次与老陆座谈时，老陆提及这样一个事情：看陵县的文字汇报或文件，经常会在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就时写上了这样一句话：说农村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在短短的几年间，就使农民的生活水平翻了28倍。老陆觉得难以置信，他感觉实际变化没有这么多。他说虽然有变化，但变化也应该用更准确的数据来表述。
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后来我在调查中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地区人均纯收入的概念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人均分配收入概念是有差异的。后者不包括自留地的收入，而前者从理论上说都包括了，再加上未扣除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差距、以及没有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所以，表面看起来增长的倍数很大。
我当时写第一篇文章，就是在新形势下怎么样度量农民的生活水平。根据我在陵县调查的资料，使用了一些标准化的概念，诸如人均口粮、收入、生活费、营养、以及卡路里等变量，从不同侧面来反映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当时老陆还建议说要特别注意自由市场价格的变化。我们都知道，
但老陆却并不这样看。他不随声附和，他先去陵县调查，然后又去其它地方验证，最后写了《农村形势非常严峻》这篇文章。老陆敏锐地认识到“问题很大”，并尖锐指出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实施之后，农业投入少了，水利也没有人修了，各种基础设施也报废了等原因所造成的。
应该说，老陆是最早一批搞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调查的专家，而且是在理论上进行阐发的，因为那时候联产承包是一个禁区，研究这个问题要冒着很大的风险。
我1988年回国，1993年任社会学所副所长，当时才30多岁，在社会学所这么长时间，跟他共事很多年，经过了很多坎坎坷坷，这些风风雨雨的故事一下子说不完，因为发言的很多，就先说这么多吧。
张厚义（社会学所研究员）：
我与
第一件事，组织队伍，要有人做事。当年，这方面的专业研究人员极少。我们商定：以农村室为基本阵地，在共同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学的旗帜下，通过各种学术活动，联络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同仁，组织起一支研究“三农”问题的较为固定的队伍。
首先，组织小型座谈会，在所会议室召开。我们确定会议主题后，提前用电话邀请，会期一天，提供一份盒饭。最长的一次开了三天。1990年初，在人民大学后面的渔场招待所，邀请到会30多人（外地20人）。座谈“改革后的农村与农民问题”。一间会议室，坐得满满的，烟雾缭绕，慷慨激昂，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言。晚间，
其次，组织农村社会学研究会。在筹办之初，郭书田（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找到我们，提出由他任会长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会由中国农村经济学会管辖转到中国社会学会名下，由社会学所主办。我们乐于接受。在共同协商研究会的领导机构时，
再次，招收研究生。“上大人，孔夫子，化三千，七十士”。在录取的博士生中，有些由我面试，他明确要求面试内容为：道德、文章。还有与《中国农民》杂志的合作。90年代初中期，这是一本很有影响的、唯一的农民刊物。我们一起组织过“农民工”、“禹作敏现象”等专题座谈、讨论。1996年8月，我们合作与内蒙古临河市政府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三农”问题讨论会。
第二件事，有事可做，要把事做好。申请课题。1989年4月，我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批准。本项目以
1991年8月，日本早稻田大学柿崎京一教授等4人与陆学艺教授等合作，商定到山东省莱芜市房干村进行住村调查。这是一个小山村，151户，557人。他们回去后，我们继续调查研究，写成《房干村的变迁》。房干作物的特点是生姜。一次，我仍在村里转了一圈后，陆教授提出要看看姜窑，村干部领着我们上了后山高坡上，看了一座姜窑，由此才知道，生姜是储存一年后才出售的。
行仁庄，是百村调查的第一村。这是
在总结研究室的工作时，我提出，现在我们院的研究体制很像以前人民公社体制，它是“三级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队为基础”，我们也是“三级所有（院、所、室），室为基础”。具体的科研活动，很多是在室里进行组织的。他听后，很有同感。
我从陆学艺从认识以后，这么多年，虽然是不能朝夕相处，但是心心相印的，很多事情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受益终身。从陆老师过世以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么一个人怎么走得这么快，好多事情能做，可以做的都没有做完了，太可惜了。希望我们后世人，我们的学生继续做下去。
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所前所长）：
陆学艺大学毕业以后考到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那时候大学毕业读研究生的人很少。1978年我也考到哲学所做研究生，真正开始认识老陆，是因为他在哲学所报告他在安徽做了一个农村改革问题的情况。后来院里也请他演讲，他讲农村包产到户，就是后来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老陆的报告打开了我的眼界，我这个人本科、硕士都是读的哲学，我没有想到研究哲学的也能干具体的改革、政策等方面的事情。从那之后我就很关注老陆的研究。简单说，我是在老陆的吸引下、指引下，跟他一步步的从哲学转到了社会学。
今天，我们悼念和纪念陆学艺，要继承他的真实和选择。这两天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陆学艺学术之路》。因为老陆多次和我谈到了社会学的学术路线问题。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路线这个词很重，我也是历来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重，我也不知道是否能够很恰当的运用这个词，我希望不要把它往政治上做很多的联想。但是确实，老陆在谈到一些人和一些人的作品时，多次跟我说过学术路线问题。老陆的意思是费老在创建我们所时有一个学术路线，老陆认为他是很自觉的坚持和继续发扬费老的学术路线。
费孝通先生有一个论断，中国社会学一定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社会学，陆学艺典范式地实践了这条学术路线，而且日臻完美。陆学艺的学问是散发着中国泥土芳香的，展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真学问。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酷爱社会调查，60多年来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山水水。他对中国农民想什么、中国发展症结在哪里，始终保持最灵敏的感觉，总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他常常比别人少则早3、5年，多则早10年以上做出判断，他提出的很多真知灼见，在当时常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1979年他提出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形式，1982年提出搞县级政治体制改革，1993年提出改革农村问题，关键不在农村，而在城市，要加速推进城市化，等等。
老陆的真学问是怎么来的？是靠鲜明的学术路线得到的。老陆的这条植根于中国土壤的学术路线，确实有着很深厚的根源和特点。
陆学艺1933年出生在无锡。在1931年的时候，苏南一批学者就组织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我就在想陆学艺为什么在高中的时候就立志做农业经济学家。这个研究会的负责人薛暮桥就是无锡人，陈翰笙大概就是那里的人，这个研究会从1931年起就做了很多的工作。 老陆念中学的时候，应该是40年代中后期了，他上中学断断续续的，可能延续的时间比较长，我相信这也是对他的影响，我也想问一下老陆的哥哥，他当初是否读过这类书。
老陆一生所坚持的就是这样一种植根于中国土壤的学术路线，他无时无刻不抓住任何机会来做农村调查，做社会调查。这方面情况所有同志都很了解，我就不多说了。
植根于中国土壤的学术路线，他的目标指向是什么？是个什么学问？费老也好、老陆也好，都非常明确，他指向的就是社会学的中国化，或者中国社会学。
费老自己就说过，吴文藻先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为什么回国以后那么坚决的提出社会学必须中国化。费老也一样，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也一生坚持社会学中国化，中国社会学。这里面不仅仅存在民族感情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学者内在的具有强烈的救国救民的意愿，而是他们出于对社会学的本质认识。他们看明白了社会学学科的科学性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它的普遍性也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普通性。
费老几次回忆，他在1930年到燕京大学请吴文藻先生用中文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当时在课堂上，风行的用英文讲授，很多人认为吴文藻这样一个喝了洋墨水的人，用中文讲述西方的社会很奇怪。但是费老说，80年前，有人用中国语言讲述西方社会思想史，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在中国的大学里吹响了学术改革的号角，对这件事评价很高。中国将来真的崛起了，我们贡献给世界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学，不是单用概念牙牙学语式的套在中国事例上的社会学，它是要由我们独立的创造。
陆学艺和我多次谈过洋八股的问题，他认为现在党八股不严重，很少有人操中央领导人的话，但是操洋八股很风行，而且打着规范的旗号，堂而皇之的横行中国，这跟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格格不入的。
费老倡导的、做出典范的学术路线，是操着中国语言、运用中国概念，面对中国问题，提出适合中国的方案，得到对中国有用的结果，促进中国社会和谐的富民学、强国学，这才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可能给中国社会学带来新的内容，带来新的气象。
这个学术路线问题，对中国学术的发展是个根本性的方向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间，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激烈的争论，什么中学与西学的争论，新学与旧学的争论等等。吴文藻、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倡导的社会学中国化，在当时不是主流。但是费老终其一生、矢志不渝，坚持下来，陆学艺也终其一生坚持下来了。我们怎么办？是延续发扬，还是改变，甚至抛弃，值得我们深思。
到底怎么看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普通性与特殊性，到底怎么看中国社会学的本质和特点，到底怎样做一个走向崛起中国中的社会学学者。我们拿什么样的成果回报人民，展示给世人，怎么定位、怎样作为，是我们在学习和继承陆学艺精神和品德的时候应该深思的。
陈光金（社会学所副所长）：
刚才
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在调查研究中要同时具备两种思维。一是学术思维。我们去调查时，总是要围绕着我们的学术问题去收集资料，思考现实。二是地方思维，或者说现实思维。去地方调查，不能单纯考虑调查者自己的研究目的，不能只是为了到地方挖掘材料，回来之后写一篇文章和写一本书，更重要的是通过调研发现和思考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然后找适当时机，与当地党政领导一起座谈，认认真真地把思考结果以及相关的建议，报告给当地党政领导，帮助当地党政领导发现他们可能没有发现的问题，以及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子。
我们会看到，
他这样一种调研风格和模式告诉我们，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包括在我们的抽样调查中，不应该做一锤子买卖，而应该努力与地方建立一种比较长期的、友好的、合作的、互利的关系，这样才能够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更多的便利。
20年来，我跟随陆老师做过不少实地调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感觉到，在调研中，当我们思考地方的问题或者帮助解决地方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脱离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办法的筹谋，一定要放眼整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从而使得一个地方的问题的解决，不仅仅具有地方性，也具有国家发展前瞻性或未来启示的意义。
这样一种调研模式，这样一种努力帮着地方解决问题的良苦用心和努力，还有一个重要的效果，就是能够真正引起地方党政领导的兴趣，甚至接受调查者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这些办法是具有开拓性或者探索性的，这种开拓性和探索性背后还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实践逻辑和动力机制，也就是让地方领导感觉到，这样或那样解决当地问题，可能是在创造一种既具有当地意义又具有全国意义的经验，这就是一种可能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政绩实践。
在这个意义上，
唐钧（社会学所研究员、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陆老师就这么走了，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杨团出差去了，走之前跟我通了一个电话，说有这么一个会，说希望我来也代表她在这儿做一个发言。
我跟陆老师认识还是比较早的，那时候是搞社会学的大辞典，最早是那时候认识的。他一直对我非常好，我到香港去上学回来以后，他就跟我说到社科院来吧，到社会学所来吧，当时没有机会。
我原来在民政部的一个研究所，1998年的时候，政府机构改革，那个研究所给撤了，正好趁这个机会，我也不想当公务员，所以就趁这个机会逃跑了，陆老师就很高兴的接受了我，接着杨团也来了。
陆老师一直有一个想法，要搞一个社会保障研究所，我们来了就开始组建这个研究所，然后我们又把它改为社会政策研究所，一直坚持到现在。
刚才景老师说学术路线的问题，确实是这样，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有很多人对我们在社会学所研究政策好像不是太理解，但是陆老师一直是给我们最坚定的支持。
陆老师有一个很大的想法，想把社会学做大，能够制衡经济学，因为在我们国家经济学确实力量太强大了，在很多决策方面，可能经济理性要远远大于人文关怀，我们现在的很多政策，在经济理性的考虑远远大于人文关怀。
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我看到陆老师做了阶级阶层的研究，陆老师到了北工大以后做社会建设的研究，他始终在研究中国的问题，他始终是一种问题倾向的，或者讲是解决问题的行动倾向的研究方式。
陆老师很希望我参加他的研究团队，我当时主要考虑，在社会保障这个领域当中，大部分的人其实也都是学经济学、学保险学的，所以如果我不在里边搀和，经济理性的东西会太多，人文关怀的东西就太少了，所以我一直很犹豫、很矛盾，特别想跟陆老师做事，可能自己对自己估价太高了，但是我觉得若从那边退出来，很多问题会更大，所以想下一次、下一次。突然听到陆老师走了，真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现在我们能够做的，也就是说延续着刚才景老师说的，费孝通先生以及陆老师的学术路线，我们要继续的走下去。陆老师当年的设想，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实现。但是从当前的形势来看，还是经济理性太多，人文关怀太少。所以我们社会学还是要发挥社会学的力量，能够把这种偏向纠正过来。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现在走的路线是发达国家所走的路线，如果我们完全按照这条路线走下去，可能10年、20年、30年以后，我们就会走到发达国家今天的窘境，所以我们社会学的责任还是非常大的。从现在的情况看，陆老师的设想不是完全没有实现，但是好像又有一点偏。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点做好，可能是对陆老师一个最大的纪念，谢谢大家！
我跟陆老师曾经很长时间住在干面胡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家属院，大约从2001年开始到2010年经常可以在大院里碰到。他有饭后散步的习惯，所以，在他搬走之前，我们经常可以相遇交谈。甚至于他家来了熟知的客人，也会让我去陪酒。这么长时间的交流，虽然我不是陆老师的学生，但是我是除他的学生之外与他接触比较多的，也是在私域跟他谈话比较多的。甚至于有时候也会聊些家事。这些交往的经历与交谈中得到的教诲，都是我回忆中非常宝贵的人生财富，需要仔细体会和总结。
我现在要说的，是我在陆老师去世后写新闻通稿的时候想到一句话：陆老师是我们可亲可爱可敬的老师。
说他可亲，因为他跟你接触的时候是很亲近的，而且是随时准备帮你成长的。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可以证明的。我是1995年考到社科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读博士的。1996年我参加了民政部某机构组织的“百名博士百村行”活动。陆老师是其中的专家。在那个调研活动中，我得了二等奖，后来在国务院紫光阁里，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姜春云的接见。当时，雷洁琼老师和陆学艺老师也在座。记得那次颁奖的时候，是雷洁琼老师给我颁的奖，因为雷老那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所以中央电视台专门就此播出了新闻。
完了以后举办方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的时候陆老师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就说，研究生院选派我到地方去挂职训练，可我觉得博士生读书的机会只有三年，有些不舍。陆老师就说，书当然要读，但主要还是了解社会。对读社会学的博士生来说，主要还应该是了解中国社会，同时再继续读书。陆老师说他就在山东陵县做过县委副书记，借此也了解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陆老师还说挂职锻炼这个机会是了解社会的最好渠道。他还说他当时就在做县委副书记的时候，了解了当地社会的真正构成、老百姓的生活，县委县政府的决策程序、预算内、预算外资金的使用等问题。他说你可要抓住这个机会去锻炼啊。当时我还请教他说，研究生院给安排的挂职职位是市长助理和县委副书记，我选那个好呢？陆老师说你不要做市长助理，一定要做县委副书记，因为县委副书记接触到基层的机会更多。
记得在那次座谈会结束的时候，举办方还安排晚宴。吃饭的时候，
在挂职出发之前一个秋后的下午，我去社会学研究所向我的导师李培林告辞。
说到陆老师的可爱，更多的体现在他对老百姓的爱，对中国的爱，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的爱。跟陆老师一起做调查的日子，绝大多数合作者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数字感。每当吃晚饭的时候，他就会拉开话匣子，对社会发展变化进行他所独特的评述，我那时给他的学生们悄悄说，以后将这样的评述集结成书，可以起名为《陆眼看世界》结集出版。陆老师说到闪光处，大家都会开怀大笑。往往一顿饭会吃很长时间，既像上课，又如讨论。不管是谁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他都能够说得头头是道，清楚明白，营造出宽松可爱的氛围。有次席间，他微笑着批评某个学生说，你看樊平总是拿笔记本记，你就听，能记下大家讨论的内容吗？然后陆老师重复着他经常告诫大家的那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当然，
另外，陆老师还是一位学术上包容性很强的学者。对一些跟自己观点不一样表述，他也兼容并蓄。当然，陆老师基于对中国社会认识所形成的看法，也很难改变。他坚守自己的主张。他跟社会学界有些人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我自己的想法跟他也不一样。我认为中产阶级的壮大，有可能会对中国社会未来形成群体压力或压力集团。陆老师说我说的有道理，但是他认为中产阶级的扩大是社会的稳定器，中国社会建设的主要方向，就是做大做强中产阶级。陆老师要我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陆老师也非常看重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老师的文章。有一次他跟我说，在清华大学，孙立平老师是最有思想、最富有社会关怀感、也是最能够抓住时代脉搏而发声的人。说孙立平老师看问题看的准、写作风格也很吸引人、对社会学前沿问题把握的很好，还要我以后要多注意读孙立平老师的文章。
说陆老师可敬，是因为他积极向上、对生活和工作充满信心、能够将一腔热血化为硬汉作风。有时候，在上班的路上，我会与他一起碰巧同行。向东出干面胡同、南下朝阳门南小街，进东总部，一路上他都会兴致勃勃地讲居住在沿路的那些学界名人，说起沧桑巨变与国家兴衰。他与我曾经聊起过钱钟书和杨绛，说从1962年起他们就住干面胡同的家属院里，说那样著名的人的居住面积也还不到80平米。他还与我聊到金岳霖、罗尔纲、吴世昌、沈有鼎、张政、贺麟、胡厚宣、杨向奎、叶秀山、梁思成、林徽因等，如数家珍。有一次，在去社会科学院上班的路上，途径东总部胡同的时候，他指着一个灰头土脸、破旧斑驳的大门说，这就是马寅初先生的故居。于是，站在车来车往的尘土中，他开始讲马寅初的经历，说马寅初是很少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随声附和、并且拒不做检讨的人，说马寅初也是很少那种即使宦海失意也能够从容应对生活而仍然著书立说的人。那时我就记住了东总部胡同32号的大门。但陆老师低沉地说，现在的开发商只认钱，政府部门要买地，这个小院恐怕要保不住了！那时，我看到陆老师这个可敬的老头儿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怅然的失意！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
在我调到社会学所主管《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工作后，
正因为以上所说的那些，我觉得
我准备了一个PPT，但是今天没有设备，我简单说一下。我原来准备的PPT题目是《中国社会心理学队伍建设的重要推手》。我想从我的专业角度谈谈跟陆老师的多年的接触和他对这个学科的重要贡献。
我先简单介绍社会心理学科的发展历史背景。心理学学科在建国之后，1952年跟社会学一样在全国高校被取缔了。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的心理学发展是很有成绩的，蔡元培都是在世界上第一个德国实验室学习过，大家知道的孙本文也写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
1952年心理学被取消以后，就剩一个中院心理所，但他们很少做社会心理学，是以动物实验研究为主的。1978年开始在北大、浙大恢复心理系，浙大恢复一个工业心理学，北大恢复的也是比较偏实验的心理学。而且心理系由于实验设备的限制，一届一般都招20个人左右，像北大有一届20个毕业生，19个出了国，所以说国内的人才奇缺。
我们所建立社会心理学研究室，在全国是第一个。1986年成立一个室，1982年成立一个中国心理学会，挂靠在社科院，当时哲学所陈元晖研究员担任会长，宋家鼎是秘书长。还出版《社会心理研究》作为会刊。有了这个班底以后，老陆接手这个所以后，特别重视推动社会心理学的建设。
1988年前后徐凤姝老师从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任上退休以后，李庆善老师接手。当时研究室里面有学中文的、外语的、教育的，真的学心理学出身的人比较少，而且课题也好多年都没有，还负担着学会管理和两个学术期刊，学科建设上有一定的问题。
当时恰好就碰到一个机遇。1988年，香港大学心理系杨中芳博士单枪匹马一个人跑到中国大陆来推动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她来培训学生。当时是通过私人关系在广州办了一个14个学生的暑期班，我正好也在那个班上，学员中还有中山大学的李伟民。本来1989年还想继续办，已经完成了招生。但是那时候条件不允许就停办了。那一年我把杨中芳带到沈原家去了，一起谋划中国社会心理学怎么发展，能不能继续办培训班。当时沈原就跟老陆商量，老陆说你们就好好干，我来支持你们，不要担心。
1989年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接触海外的学者非常有风险，特别是杨中芳打算把他的老师杨国枢介绍到中国大陆来授课，难度就更大。
1990年夏天杨国枢第一次来大陆的时候，咱们所就接待了。我记得在光华宾馆，所里给安排，请他们吃饭。1991年在研究生院举办了社会心理学研讨班，请两岸学者做了系列讲座。1992年正式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又办了六年。所里出了很多的力，前后接待了十七位港台老师来讲课。
从1992年办到1997年，办了两轮12门博士生课程的社会心理学高级的暑期班，在全国招生。到最后有31个人完成了三个暑期的学习，每个暑期6周。有17个人是两年的，50个人是一年的，一共有98人，177人次，其中有52人陆续获得博士学位，因为当时在中国没有社会心理学博士点。社会心理学恢复重建，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港台老师的资源。
我们所很多人都参加了暑期培训，比如张宛丽、石秀印、沈杰、李炜、陈午晴、徐冰、马春华、李原、王兵、王俊秀、应小萍、刘萃侠、方军，好多人都参加过我们暑期的学习。1993年、1994年老陆还特别来到在山海关和呼和浩特举办的暑期班看望老师和学员，给大家讲话。给大家介绍中国社会发展的形势，鼓励大家为发展中国的社会心理学作出努力。
后来在2010年我们开过一个“社会心理学20年回顾学术讨论会暨庆贺杨国枢先生80年华诞师生联谊会”。那次来的很多人。港台的老师十几个人都来了，陆老师冒着暴雨也去香山饭店见了这些老朋友，并且在会上给大家讲话。
为什么当时港台这么多人能克服各种困难到大陆来讲课，包括他们有一些台独倾向的老师，是都受到的杨国枢、杨中芳和老陆的感召。
当时办这个班困难到什么程度？我记得老师们从台湾寄了一些教材，其实就是社会科学统计方法的教材，给我们做教材用。我和克斌跑马路对面的海关一共跑了14次才把所有手续办下来。所有的考试考卷寄给台湾的老师都要经过审查才能邮寄。
当时杨国枢先生第一次到大陆来特别想去北大看看，他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到北大上大学，结果1949年之前全家去了台湾。但是，当时心理学各个系的老师和领导，都觉得接待这位台湾的学者有困难。但是老陆就在这个事情上旗帜特别鲜明，他觉得一定要开展中国的社会学心理研究，而且要把这个队伍培养起来。所以，他总是热情接待杨国枢先生，并成为好朋友。这个办班模式，后来在台湾被称作“杨国枢模式”。从1990年以后，台湾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与大陆学术界交流也随之启动，越来越频繁和顺利。所以，可以说，老陆也是推动两岸学术交流的破冰人。
老陆在整个发展社会心理学学科问题上，有他自己的很多想法，时时记挂在心。比如在引进人才上，很多次跟我说，杨宜音你要去找人，直接上网招聘。我当时跟他说，“咱们社科院这么穷谁来啊！”他后来给我举了陆雷的例子，他说你可不要这样看，现在有一些人是不爱钱的，有一些人是可以克服困难来的。他当着我和杨中芳的面给举了陆雷和陆萌的例子。他说你一定要找这样的年轻人，是能够找到的。
有一次我们在开会，在宾馆里吃早饭，他就跑过来跟我说，“杨宜音，那有学位办的领导，你要找他去谈，争取把心理学列入学科目录”。
还有一次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中央重视社会心理学科的发展。此前，他也是找我了解情况，有了领导批示，他拿给我看。他去世前两三月，有一次在所里见到我，他说，咱们还要写信。我说，陆老师你还有劲儿写啊，我都要退休了。他说，社会心理学还要发展，你要有一个全盘的考虑，要让社会心理学为国家做大事。他一直在为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思考，特别是做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他真的时时在关心。
两个月以前，我因为做社会心态的观测点，正好去东北跑了一趟，想做东北农垦和大庆的心态研究。他一听我说，他马上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非常认真地跟我说，他说我最近写了一个东西，东北的农垦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你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配合来做，他就给我一份他写的报告。他这个建议就是把东北平原建成中国未来的大粮仓，他第一句话写的就是“天佑中国！”他说，俄国不下雨、美国不下雨，都下到中国来了。他写中国粮食增产他的喜出望外，他的担忧，他对未来的一些判断。我一看时间是10月3号定稿，心想这老先生在这个年龄了，过节都不休息。他还给我好多的嘱咐。他说，你这样不行，要做与国家有关的大事。告诉我说，现在黑龙江的省长做了批示，省里已经组织调查队去北大荒了，你要做社会心态，你要跟紧了。他就是这样，平时在所里碰见，他都会给我关于发展社会心理学的建议。
前一段知道陆老师走了，夏光写的一篇纪念的文章，他说陆老师是他生命当中的贵人。我要说，老陆是中国社会心理学学科建设的贵人，他心里面有国家、有事业、有责任，也有情意。
我也是
王春光（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
前面哀伤十来天了，我跟
陆老师对我说，现在社会学是一个引进的阶段，多看一些西方的理论不错，但是你要注意你的研究是立足于中国。他看我的阅历，知道我是农民出生，他说你要关心中国的农村问题，现在正需要年轻的学者去研究中国的命题。这些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跟陆老师可以说走遍除了西藏之外的所有中国省市。陆老师经常带我出去调查。除高鸽外，我可以说跟陆老师的时间是很多的，每年走的地方也不少，可以说亲如父子。
我有四点感受：第一，陆老师有大视野，第二陆老师有大格局，第三是有大胸怀，第四点敢担当。
什么意思呢？
第一，大视野，他虽然关心很小的事情，比如刚才高鸽老师讲的，陆老师早上起来喜欢做菜，他到菜市场买菜，他要知道蔬菜的价格。他到每一个地方调查的时候，一大早起来往菜市场跑，看蔬菜价格多少、肉价多少，回来就告诉我，他说春光今年粮食会有什么变化、农业会有什么变化。他是从小微见大局，经常告诉我，你的观点应该大到中华民族、国家发展、人类发展角度，不能局限于某一小事。因为我的智商有限、我的理解能力有限，他老提醒我说站得高一点、站得远一点。
第二，大格局。他说他是社会学所长，但是他不只是中国社会学的所长，而是中国社科界的所长，必须带领全国的社会学研究。他说所长的职责不在所内，而在所外，更多的在所外，要调用全国社会学资源，所有的资源为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服务。你看看他做的那些大事情，百县、百村调查都是团队式的，阶层调查也是团队式的，动员全国的人力财力和智慧。虽然社科院给阶层课题只有100多万，国家社科基金给了40万，后来又增加了一点。但是我们用的全国的资源，他能有大格局的视角，他不是为个人，他真的为整个国家，他有大格局、大胸怀。
做事肯定会让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能够平衡很多观点、人际关系，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经常说你跟我，你不要讲有什么好处，你要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你能做成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
他说我不会照顾你，当然他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在照顾我。他这几年不断地跟我讲，他说你必须把我的人脉关系延续下去，他说你做社会调查，社会研究必须要在全国建立各种的基地，要更深入下去，要走下去。他说你到一个地方去做研究，你不要把路一次买断了，必须要长期合作下去。所以他做的晋江基地、大邑、温州、贵州等，我们建立了这么多了人际关系，跟他的努力和想法有关系。我其他没有什么让他满意的，但是我能把这些关系好好地维系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敢担当。碰到什么问题，他说你们年轻人，你们不用担心，什么事不用你们来承担。他从不把责任推给别人。《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曾面临很大的压力。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年轻人不要考虑那么多事情，院里的事、上面的事我来处理，跟你们没有关系，我是课题组的负责人。当时还审计我们课题经费的使用等怎么样，他说你们不用害怕，我来担着。他是为真理，是为做事，为国家做事，为老百姓说话，所以他很坦荡。
他敢于直言，一个学者能够直面现实、直面真理，这很不容易。1985年的文章，刚才培林也说到了，住房改革，面对一个政治局委员，他敢说你的方案不灵。他不是为自己的荣辱考虑，而是考虑这个事能否推进，整个国家能否发展，这是很值得我佩服的一点。
我觉得他做的东西有这样的特点：他说的话老百姓听得懂，领导者觉得有价值，学术界觉得是那么回事，这是很不容易的。
老百姓听得懂，他到一个地方跟人家聊天，跟很普通的农民一谈，谈了一会儿农民就拿出酒给他喝，请他吃饭。就是半个小时。我们就是亲身经历，真的是这样，跟着他不怕没有酒喝，不怕没有饭吃。他就是能让别人心甘情愿地请他吃饭。我们一个社科院的学者能做到这样，是不容易，因为他说的人家会觉得这个学者有价值，说的话和点子很好。
他到一个地方，一个县，我们知道很多领导都是很傲慢的，“屁股决定脑袋”，认为自己当官，我的学术研究很高。开始觉得你社科院的人没有什么思想，就是做一个调查，让他支持。然而，地方官员与陆老师料半小时，马上对陆老师说，你给我做一个课题好不好。他们的整个态度就大转变。从中我也学到不少的东西。
我是农村出身，跟人打交道有点发怵，不愿意跟别人表达、交流。我进了社会学所以后，特别是1991年跟他读博士以后，一直观察他怎么跟人家打交道，怎么吸引人，怎么样让人家心甘情愿地请他吃饭。这一块我慢慢在学，也学了不少，但是很遗憾，还没有学到出师，还没有学到家。他这种跟社会打交道，不是伪善的，他完全是靠智慧跟人家打交道，深入民情、了解民情。
我最近一直在想，很多话要说，因为26年在我的人生当中是最黄金的时候了，现在年过半百，快要退休。但是我26年的黄金时期，就在陆老师的指导下、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当然这个成长是陆老师所想的那个东西不一定，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在成熟，我在成长。我从陆老师那里知道，人生其它功名利禄都是小意思，应该有一个大智慧。
我早晨还想到，孔子当过什么官了吗？没有。古代帝王有多少，现在有多少人记得他们，但是现在人们依然记住孔子，国家向全世界推广孔子学院，作为中国的软实力看待呢。我觉得一个学者、研究者，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小范围，应该追求我们的境界，我们的理性。
李炜（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
陆老师走了。他是我心目中的楷模，是我最景仰的长者。
我自1996年进所，前后在他老人家手下工作十余年，虽非亲炙弟子，但长年
主持这样的“大手笔”调研课题，自然有着学术风光，但更可能面对大风险，需要有大担当。记得课题组第一本专著《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定稿之际，我们曾疑虑是否要对“十大阶层”排出座次——宪法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根据我们的调查资料分析，他们居于十大阶层的倒数第三。也就是说如果如实发布研究成果，就会面临和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政治风险。
主持人汪小熙：
刚才几位同志都做了重点的发言，下面我们专门留出一段时间，因为全所的同志，
张宛丽（《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
我这几天回忆、写了
我在1998年进入陆老师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此后和他有了15年我叫没大没小忘年交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所学到的、看到的和经历的记下了一些片断，原来是准备在陆老师80大寿的时候总结的，也是写给自己今后人生学习的。
第一，早发现规律的鸡鸣论。在课题组的切磋讨论中，他反复强调过我们做社会学研究的，要学早晨3、4点钟打鸣的鸡，一定要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对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有根有据，早早给决策层提个醒，要用规律说话，不要怕出问题；要告诉决策层哪些地方出问题，要采取哪些措施。我后来在课题组内多次说这叫“鸡鸣论”。
第二，大处着手，先声夺人。他一贯坚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的研究，要抓住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当中的重大问题，并且要立足于本土，借鉴于海外，别盲目地跟在洋人屁股后面做文章，搞一些鸡零狗碎、拾人牙慧的小东西。他多次说过：人生是有限的，我们赶上了好时候，中国这场社会变迁，那么多的大问题是西方没有的，要抓住这些大问题做大文章。什么是有影响、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你摸住了中国社会的脉，先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来，你就占了先机。社科院出来的东西是要让人家跟在你的后面做文章而不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转，那样做出来的东西再漂亮，也不是你的贡献，没有大出息。后来我跟他说：你这叫大处着手的“先声夺人论”。他说：对嘛！社科院的人就要夺这个先、做这个大。
第三，“随手而记”，后来我跟他说这叫“陆氏本本主义”。他在课题组发过一次火，给我印象很深。他批评有的人不做讨论笔记，事后他跟我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随手带个本子，随时学、随时记，这也是尊重别人，这就是一个好习惯。别学大爷似的，到哪儿只带一个脑袋，不认真听别人讲，还在那儿半瓶子晃荡。后来我开玩笑说你这是陆氏本本主义，他说真能有这个主义，日积月累就会有益。
第四，一竿子插到底的风格。我曾经随他多次做社会调查，他一贯是一竿子插到底。在农村总是要从县到乡到村，直插到农户或田间地头；在城市他也要直插到居民家。这个调查风格即使到国外做学术访问也不例外。
2007年9月，我跟他应邀访问韩国釜山大学社会学系，并参加韩国社会学会的东亚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学术交流。短短的5、6天时间，他向韩国社会学会提出了唯一的要求，就是挤出时间到韩国农村，了解那里新农村的建设。根据他的要求，韩国学会帮助我们一级级直插到门户家里田间调查。他曾经说过：光听头头们讲，我拿不准情况，你只要让我去田间、炕聊一聊、看一看，八九不离十。
第五，不会打领带的“领带精神”。他跟我说过，做人不可有傲气，但要有傲骨，并讲了他一个有关经历。20多年前他来社会学所不久，首次出访日本，他说：那时候我连西装领带都不会打，但别小瞧自己。在和他们交流中，我当仁不让，你别拿西方的玩意儿唬我，对我们的研究指指点点你是没有资格的。他在发表学术报告，以及其后到农户的调研当中，谈笑风生，平心静气的和日本同行切磋交流，赢得一路赞扬和折服。我称他这是“不会打领带的领带精神”。我的朋友、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田晓虹女士曾做他此行的日语翻译，一路见证。她在写给我的追忆信中也写到了这一点：在日访问期间，每当涉及他所接触的问题，陆老师都孜孜不倦的提问，在山林、田头、大棚、农民家谈笑风声。他的专业知识和独到见解，不但令日本农村社会学的同行感佩不已，也感染了当地的农民，都说没有见过这么懂农业的教授先生。
第六，应邀演讲时他的唯一条件就是“先让我下去看看”。近些年来，陆老师不断的受各地政府的邀请做演讲，各地政府也希望听到他对地方发展所做的独到见解，每每接受邀请，他坚持的唯一条件就是“你让我先下去看看再讲”。他多次说过：先下去看看心里才有底，才能够讲清楚，人家才能听，才能令人信服。我们课题组在成都大邑调研时，就有一位曾听过他报告的县里的干部和我说：陆老师讲的真是这么回事。
第七，陆老师曾有一个心愿，想总结他的治所经验，写本治所之间之类的东西出来。我问他治所的最根本的经验是什么？他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是有一次他说：当领导要会说句暖人心的话。现在有的做领导的总是板着个脸，动不动就跟下面吆五喝六，都不知道当领导的会说句暖人心的话么？！我听了这段话，感触很多。我们在课题组内，常常和他没大没小的争论问题，发表不同的意见，而他总是让大家充分发言，之后也是心平气和地谈他的想法，从不盛气凌人。正因为有他的这个大气大度、尊重他人，他才会对属下有一份爱怜和平等，才会说得出暖人心的话；而能说得出暖人心话的领导，其下必有敬他、重他的人。
第八，他坚持学术机会公正的原则，他多次强调说：自己的人就要吃点亏。这无论是在对他的学生安排工作，还是对我们课题组成员的成果评奖上，他都始终坚持一条，把机会留给“外人”。除了咱们所在职读他的博士的，他说：我的学生从来都不直接留在所里，都要在外面工作一段时间，凭自己的本事进来。我连续参加了三届他的社会学基金会的优秀论文评选工作，他在第一届时就明确给我们讲：不要推荐我的学生和咱们课题组成员的成果，要把这个机会分享给学术界的其它学术同仁。
樊平（农村与产业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
调研中当地农民的生活智慧和生命感悟，也成为引导我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引导路标。后来跟
王颖（组织与社区研究室主任）：
我跟陆学艺老师认识时间很长，个人关系很好。他说我长不大，总称呼我“中学生”，当然，我也总是回敬精力充沛的陆老师“大学生”。我们互相欣赏对方积极热情的人生态度，和执著追求的精神境界。我与陆老师一起工作的经历并不是太多，但非常欣赏他坦荡无私的为人，对祖国对人民，特别是对农民、农业的一颗赤诚之心。今天我只想谈一点个人感想，和对他为人的认识。
白夏（国外访问学者）：
我也讲几句。我跟
两个月前我跟他一起吃饭，他还跟我说，要不要一点白酒，你到了这个年纪肯定要喝白酒了，我就喝了一点，那时候我觉得他身体很好。
虽然我跟社会学所的关系是在80年代，但我是90年代通过蓝皮书才认识陆学艺的。那时候社会蓝皮书在国外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很少有外国学者可以去中国的基层考察中国社会，所以一有了蓝皮书，这让我们很好的了解中国社会。还有社会分层的那本书，当时在国外影响非常大，记得当时在我们的杂志上也登了这本书的书评，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好。
这里我要讲一个小故事。去年我到社会学所做访问学者，一次偶然碰到陆学艺。他跟我讲在北工大要组织一个关于社会治理的会议。我说对“治理”这个词我特别的讨厌，怎么可以用于社会呢？他马上说，“嘿，你来吧，你就来参加这个会，你就批判“治理”这个概念，看看你有什么话”。那次是国际会议，我准备用英文讲的。开会的那天晚上，我跟他说：“我要回房间，准备第二天演讲，我有一点紧张”。但他让我去参加一个小会，他说你给我们用中文讲讲你对“治理”这个概念的批判，我就去谈了一个小时，谈了“治理”这个概念有什么缺点和好处等。从这个小故事说明他对不同的声音是非常敏感的，那时候我觉得我对他的理解更深刻了。我就讲这些。
听了大家的发言，最后再说两句。社会学所在社科院还是一个知名的研究所，这和陆先生治所的精神和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是有很重要关系的。为纪念陆老师，也为我所的继续发展，我在这里还要强调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我们要敢于直面社会问题。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是我们社会学人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社会学所的重要传统。陆老师当所长的时候，我们关注社会问题的研究。我当所长的时候，也下大力气研究社会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既要强化我们的研究力量，也要善于应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表达。我们要善于处理和正确处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要在治所的时候从关心人、爱护人、培养人的角度制定制度与规则，保护好学者的研究积极性，调动研究人员的研究热情。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第二，要注意团队合作和团队精神的培养。在老陆之前，当时费孝通任所长的时候，就建立了一支研究队伍，主要带头人有张雨林、
第三，要在研究和工作上有韧性有坚持。陆老师之所以能够成功，最大的优点就是坚持。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关于社会形势分析问题，最早的时候只有经济形势分析，我们社会学所也想搞一个社会形势分析。但那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社会形势，翻译成外文人家都听不明白是什么，国内历史上也没有搞这个的，我们硬是敢闯敢干敢创新，没有想到一坚持就是二十多年。在进行《社会蓝皮书》二十年总结的时候，我还跟老陆说，我们《社会蓝皮书》编写组在当时应该说集合了全所最强的力量。那时候方明刚回来，博士就那么几个。最早的两个博士是方明和陆建华，我们四个人是第一个小组的。现在这批人，你看看有的另谋高就了，有的下海了，有的发展不那么顺利，但是这个事业一直在流传下来。
包括我们百县市调查，一开始在陵县搞，我们只搞了一本，但逐渐拓展，后来搞了一百多本。百村也是，当时只是5万块钱的课题，但是一路发展下来，到现在还在做，才将这个事情做大了，这就是贵在坚持的成果。
第四，以改革开放的方式治所。应该说，现在我们所是全院对外联系最多的所。每年出外访问与接待来访的人次——出去的人和进来的人在全院都是名列前茅的，这和老陆的开放思想是很有关的。
老陆本身不懂外语，但是他和外国人可以很快打成一片。我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为打开局面，我和老陆去美国，走了好多地方，认识了很多朋友。大家也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为老陆开追悼会的那天，来了一位老外，叫白威廉。他原来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我们到芝加哥的时候，白威廉还跟我们说美国教授不抽烟，也不喝带酒精的饮料，啤酒也不能喝。后来老陆把他请到中国来，带他到陵县，就对他说，你下去，你在中国做调查不喝酒不行，经过多年锤炼，白威廉后来喝五粮液都喝得很厉害，这人的口味与爱好是会改变的。
包括日本，老陆去了以后，很快就与人家称兄道弟。本来日本人很讲究，但他说话的时候左面拍一下人家，右面拍一下人家——人家也不在乎，很快就搞得很熟、打成火热。柿崎京一是日本研究渔村的出名学者，他来找老陆，说他想搞日本、韩国、中国三个村庄的研究。他在日本有一个多年的调查点，在韩国也找了一个村子，准备在中国再找了一个村。因为要进行比较，就希望将中国的这个村子选择在山东。一开始找陵县等都不行，他要找一个靠山的，后来找了泰安的一个村，他持续研究，坚持了十几年，年年来，带回去了一麻袋的调查材料。
有一年我到日本，他请我到他家的别墅去，我对他说很可惜啊，你到中国这么多趟书也没有写出。他说他在晚年一定要写书出书。我们本来在今年8月份为老陆准备这个会的时候还要请他来呢，可惜现在不行了。
总之，我们现在在坚持的很多的传统是老陆那时候开辟的，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今天的发展，对我们所来说，这也都是很宝贵的治所经验和精神财富。
陆雷（陆老师之子）：
我爸爸这个事的确非常突然，各方面都是很大的损失。闲聊的时候，他经常会说起谁谁九十多，谁谁一百岁了，身体还如何、如何地好。我和我姐也觉得，一百岁难点，但是以他的身体，九十几岁应该没问题。中国人又讲究，说死不吉利，所以之前从来没有谈过任何关于他后事的话题。这一走，的确非常的突然。但是，有一条好：家里的事，我想我爸应该没什么不放心的。我和姐姐两个人都能自立，我妈以后跟我住，我照顾。这些都不是问题。
所以那天和李所长、汪所长谈我爸的后事时，我说做他的儿子很骄傲——要商量的都是公事。一个是基金会，一个是他留下来的文字。
他从大学开始有记日记的习惯。我最近粗粗的看了一下。 50多年来的日记，除了文革时期烧掉了一些，也不是天天有，太忙了会落下一些。日记大约每半年一本。还有是他的笔记，主要是调查、谈话的记录和一些摘抄。每个月会有一、二本。他最后在紫竹院那边住了19个月，日记本4本，笔记本大大小小28本。这个事之前跟他谈过很多次，说“等你真的退休了，那时候我也50、60岁了，我不干别的，就把你这些东西整理出来”。他写的文章已经是成果了。但是对于学生来讲，更重要的是知道他是怎么写出那样的文章的。我觉得通过整理他的日记、笔记，做一个梳理，也算是一种传承。原来觉得只要下工夫，哪个地方没明白，问他一下就好了。现在有难度了。但我还是非常想做这个事。今后免不了要劳烦各位，遇到什么不清楚、不周详的，希望能从你们的回忆里得到一些印证，希望得到诸位的帮助和支持。
刚才听大家发言。每个人说的都是我爸。我在想，从前看课本里面讲，有时某个人走了以后，他的文章、他生前的事会一个人一个版本。但今天大家说的完全是一个人。为什么呢？我想有一条，我爸这个人说的都是大白话。文章没什么文采是缺点。但是他说大白话，说大家都懂的话。我爸爸和我说过很多次，嘱咐我。西方，人家比你先进入现代社会。所以西方人的书肯定要看。但是看书归看书，回来写东西要用中国人的话去说。怎么才能说好中国人的话呢？两个方面：
一个是要看点古文、古书。知道每个中国字的意思，知道某个意思，我们以前在历史上是怎么表达的。因为现在很多，尤其是学术上的词汇，是上个世纪日本人翻译西语，我们再把日本的汉字照搬过来的。很多词我们的古文里没有，或者完全是另一个意思。所以做学术的人得有些古文功底，多知道些意思在中国文化里是怎么说的，它的之所来自。只有明白这些，你才是在说真正的中国话。
二是要跟一般的老百姓多接触。知道他们的语言，他们表达同一个事件是在用怎样的词汇、怎样的方式。然后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才算是会用中国话说自己的想法了。我爸不管说还是写，都是大白话，这样就不会有什么歧义和误解。所以今天这么多人说，说的都是同一个人。我爸爸听到了，也是很欣慰的事。
再说说我和我爸。头30年，非常中国式的父子关系，一个非常传统的爸爸和一个瘌痢头的儿子。但是后面这十年，我觉得我爸是我的良师益友。这个事我想他也挺高兴的。算是子承父业，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在这条路上。他认为我入门，最后，儿子这事也还算安心。
我说一个事，我自己的人生挫折。我爸看我难受，过来安慰我。他说，“你看，你摊上事，你心里难受，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不知道，反正我只知道我难受得不得了。他说，“这是因为你活得太小！你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这里面稍微有一点损失，别人给你一棒子，你就觉得天都塌了，全世界都是黑的了，你当然难受啦。你得想点儿大的事！你把你的生活跟周围的人、这个国家，跟这个社会连起来。这个国家多大、这个社会多大！所有的好事都是你的好事，你都会高兴。出了坏事，你就想，怎么才能够让它好一点，好起来了，你也高兴。”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我爸这辈子很幸福。这些年他对未来很乐观。因为这个国家60年的和平，30年的改革开放一直在往上走。他的事业，不是说因果关系，但是他身在其中。他就觉得国家往上走，就是他往上走。虽然他应该再多活几年，但是够了。他高兴，虽然那么累，这个累对他来讲也是幸福的，我觉得我爸这一生足够了。
最后我想接着王春光的那句话再说一句。学术人生是非常幸福的。为什么呢？做其它行当的人再风光，到了50、60一退休，事业就结束了。只有做学术的人可以一直走下去。我爸爸在许多场合讲过，尤其是搞社会科学的人，40岁入门，50岁成熟，60岁、70岁才是黄金时代。所以春光不是要退休的问题，而是刚刚开始。你现在才干了10年，还得再干30年。我们得有这个心，再干30年，我们有多大力，做多大事。学术会好，这个国家会好，我们的明天会好。
我爸也会心安，他的学术人生延续到最后一刻，他终于可以歇歇了。谢谢各位！
陆萌（陆老师之女）：
谢谢大家。因为爸爸走得这么急，只有一个星期，遗体送别仪式却办得这么好。生平也非常好，我知道春光，光金和李所长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写，我弟弟也帮着改。我代表妈妈和全家感谢所里和诸位。
我弟弟讲爸爸是良师益友，因为对他的期望，是严父的一面多一些。对我比较放任，是慈父的一面多一点。但是他对我们从小的教育是一样的。第一条是以天下为己任，非常小的时候就讲。从我弟4岁开始，他教我们《古文观止》，让弟弟读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我读的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说这句话要一直记着，总是把老百姓的事当自己的事来做的人是伟人。再大一点又讲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想来他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悲天悯人，为农民说话，一生逆境顺境都不放弃。
第二条是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有意义的日子才会幸福，大到一生，小到每一天。陆雷讲爸爸的一辈子是幸福的，想来几十年如一日，想的做的一直是大事，同一件事，心无旁骛。
2009年夏天我生小女儿，他和妈妈去美国看我们。签证签了六个月，结果他住了六个星期就说不行了，这四、五十年从来没有休过这么长的假。我说您一天到晚坐在院子里改稿子，没闲着。他说我要下农村去。正好有一个朋友在洛杉矶，于是我们就一路开车去洛杉矶。他见到一块地就停下来，还要找人问一问。加州都是墨西哥人在田里，人家不说英文，我又听不懂西班牙语，他就把照片一张一张照下来。然后去当地的农贸市场，一个一个地记价格，粮食什么价，蔬菜什么价，再跟旧金山远近城镇对比。又过了一个星期，他自己去了西雅图，到华盛顿大学去找老师和同学座谈，询问当地的基层组织。临回国之前交代我的任务是去调查美国的学区是如何建起来的。
刚刚有女儿的时候，总是想她的一生我最希望什么，最显然的回答是“幸福”，但是我知道爸爸会说“要过有意义的一生才会是幸福的”，就像苏格拉底所谓“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主持人汪小熙：
刚才大家都饱含深情，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我们的老所长
第一，
第二，陆老师不仅是我们社会学所的骄傲，是我们社会学界的骄傲，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骄傲，他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杰出代表。那么陆学艺精神是什么？
费老留给我们的叫志在富民的精神，陆老师跟费老是一脉相承的。他现在留给我们的，是在费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了。刚才大家都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涉猎，包括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博大的胸怀，关注现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志于建立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学，以及他是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等等。我们一定要总结好陆学艺精神，作为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第三，什么是对陆老师最好的缅怀和纪念？一是我们要学习他，认真学习他的这种精神、品格和作风；二是要把从费老创建起来的，到陆老师形成的社会学所的好传统、好作风，包括中国社会学的好传统、好作风传承下去。陆老师留给我们的是一座富矿，我们要在陆老师精神的感召下开拓创新。建所30年的时候，当时很多老同志在一起感到很欣慰，社会学所经过30年的努力，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学所还有下一个10年，有下一个30年，我们作为后来者，有责任不辜负前辈的心血和厚望，我们一定要把社会学所办好，把社会学这个事业发展好，进而让社会学这个学科为我们国家整个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我们的追思会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