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巨变，传统中国遭遇了巨大的挑战。客观的历史在此刻断裂出无法弥补的裂痕，而再也无法在传统的史学论述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西方社会科学席卷华夏大地，正如作者在《最后的绅士》中所言，以费先生为代表的这代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乃是“在客观历史的断裂和心史的延续所构成的困境中书写这一困境”。

“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的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在阅读《乡土中国》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费孝通先生为我们讲的这段往事。因为它让我感动，为这朴实的情感，为那难得的“乡土”气息，而这感动在严肃的学术探讨里显得那么奢侈但也让人愉快。费先生的文字，除了简单、明白和晓畅以外，这股浓浓的“乡土”深情，或许还有某些隐而不彰的民族情怀恐怕是任何有着朴素情感的读者都难以忽视的。

绅士的道统，士子的天下

感动和深情在坚守“价值中立”的学者眼中是极其危险的，它是对客观事实的歪曲，或许还可能是民族主义的滥觞地。但在费孝通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底，这深情却是挥之不去的“心结”，是自然而然的有感而发，也是他们的“集体表象”。所谓的“集体表象”，我们可以肤浅地理解为，就是某个群体共有的信仰和情感的综合，它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喜欢使用的一个词，法国年鉴学派马克·布洛赫的代表作《国王的触摸》就被认为是“心态史”或者是“集体表象史”的代表作品，而《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也深受这一史学方法的影响，它致力于思考的，就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的“集体表象史”，作者杨清媚以人类学独有的微观个案的方式“深描”了费孝通的“心史”，寄望能以一窥百。

关于费孝通的话语，在专业内和专业外都已经有点过于“膨胀”了，“乡土中国”不仅被认为是费孝通最有价值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历史真切的表达。在阿古什著名的《费孝通传》中，费孝通只是一个不断融入西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而在张冠生所做的传记作品中，费孝通无疑成为了一位史诗般的伟人。但费孝通的“心史”历程，以及由他代表的“集体表象史”却鲜有人关注。本书深入费孝通文本探讨其思想史的历程，并探索费孝通文本中超出论著和文本自身范围的理论、传统和规范，不仅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别样的费孝通，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社会科学史。

在作者看来，“乡土中国”不过是费孝通作为“最后的绅士”的心态写照，或者说，它是费孝通在历史的断裂和心态的延续中矛盾的折射。甚至从费孝通早年关于乡土工业的调查，到对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再远渡重洋到英国留学、考察美国，以及晚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讨论，作者也相信，“他继承了绅士的道统，也继承了士大夫的‘天下’想象，他把它描述成政统和道统合一的‘王道’”。

1943年，费孝通赴美访问，深受美国现代化的震撼，但同时也给费孝通带来无尽的困惑：“我们是维持东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洋人生态度？”这困惑类似19世纪托克维尔关于美国的惊叹和复杂的心态，“费孝通谈乡土中国有点类似托克维尔讨论美国的乡村和乡村意识，而在费孝通那里，美国同时有乡土中国和现代化国家的影子。”费孝通看到了美国在充分现代化表层下面的断裂和对立，从此，一种韦伯式的困境贯穿于费先生终生的思考之中。在费孝通心底的乌托邦中，依然有中国乡土社会重人伦、讲人情的桃花源。晚年的费孝通对学界提出了著名的“文化自觉”的期望，但老人殷切的期望依然是绅士般不灭的“天下”想象。

历史困境中书写困境

实际上，从费孝通的个案推而广之，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甚至整个中国20世纪的社会科学和史学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王毓生先生曾经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轶事：他去查看傅斯年先生当年所读的书籍，发现傅先生藏有韦伯的全套书籍，但是书籍依旧如新，没怎么翻过。对韦伯深有研究的王先生不禁奇怪，傅先生留学德国期间，实乃韦伯在德国如日中天之时，为何傅先生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学者，对韦伯却视而不见呢？

傅先生如此，包括陈寅恪、钱钟书、瞿同祖和费孝通等等又何尝不是呢？所以，当作者提出如下问题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唐突：这些学者是否有某种共同的“心结”？而此“心结”使得这些学者在历史的剧痛断裂之时，根本难以完成从“天下”观到现代民族国家视野的过渡，而在某种程度上以想象代替了历史。

正因为如此，费孝通关于“乡土中国”，政治上绅权和皇权的“双轨政治”，以及差序格局的描述，在很多学者看来，并不符合中国历史。比如余英时先生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就认为“圣君贤相”只是理想而不是历史真实，真实的历史规则历来就是“君尊臣卑”。而龚鹏程先生更是尖锐地指出，费孝通想象中的“乡土”的“凝固不动”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只是出于历史化的需要而被制造出来的。

清末以来，西方入侵和帝国的瓦解最终促使了李鸿章笔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客观的历史在此刻断裂出无法弥补的裂痕，而再也无法在传统的史学论述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晚清的考据之风盛行，在古今之间重新构成了一个整体，但是西方社会科学席卷华夏大地之后，人们再也无法完整体认“古今之变”了。正如作者所言，以费先生为代表的这代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就“在客观历史的断裂和心史的延续所构成的困境中书写这一困境”。

这是费先生个人的“心史”，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共有的“表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