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我国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的一项重大改革。我国体制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注重基层的实践经验和改革探索，把自上而下的推动与自下而上的经验总结结合起来。
要充分认识到，创新社会管理是探索一条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社会管理道路，并非是简单地为了维护一时的社会稳定而加强社会管制。加强社会管理也并非是要把社会管死，要创造一种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生动局面。
社会管理也要考虑成本，创新社会管理要防止行政化的取向，要认识到，我们要建立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揽一切的管理方式，也不同于一度流行的以“创收”为目的的社会管理，是探索一种低成本的、有效的、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社会管理体制。
有的学者认为，创新社会管理要加强“顶层设计”，这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完全依赖上层的理性设计进行创新和改革，未必能够适应各地的实际情况，恐怕及时地总结地方经验加以推广，是更加重要的。就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来说，“摸着石头过河”并未过时。
近若干年来，各地在社会管理方面，有很多积极的探索，也有很多新的经验和做法。这些经验和做法涵盖了广泛的领域，在这里我只是列举一二，并强调其创新的意义。
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发挥新作用
党的十七大作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北京市委、市政府在认真总结经验、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报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于2007年成立了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这是我国地方政府成立的第一个此类机构，它是一个与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同样级别的实体机构，同时也是市政府的“社会建设办公室”。社会工作委员会成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从三个方面改革完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和机制。
首先，推动“政社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将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的主管权转移给一些重要的社会组织—它们被称为“枢纽型”社会组织，为此出台了《北京市关于构建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暂行办法》。北京有100多个政府部门有资格成为社会组织的主管单位，按照改革方案，除少部分有特殊职能的部门外，从2009年起，大部分行政部门原则上不再接收新的社会组织申请，其主管的社会组织也将逐步脱钩，并交由相关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北京市将成立25家“枢纽型”社会组织，按照“先挂钩、再脱钩”的思路，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与同性质、同类别、同领域的社会组织建立联系，搞好日常管理和服务。
其次，改革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制度，加快社会组织发展。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北京市民政局于2009年4月启动社会组织设立“一站式”服务大厅，集中开展社会组织设立的政策咨询、业务审查和登记审核等工作，实行“‘一站式’服务、联合审查、20个工作日回复”的新机制，特别是帮助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协调确定业务主管单位。另外，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民政部门直接登记试点。
第三，建立健全税收减免优惠制度，减轻社会组织的负担。2008年度，全市有31个非营利社会组织获得免税资格；2009年度，全市有38个组织获得免税资格，另有113个组织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总计182个组织获得税收减免资格。这些社会组织在创造就业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积极参与北京市2500多个社区的管理和建设，这些社区正逐步成为多种社会群体的聚集点、多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多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和党在城市执政的支撑点，在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整合各种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社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北京市正逐步形成党委总揽全局、政府具体实施、社会各界协同、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辽宁省：“民心网”搭建新平台
2004年，辽宁省纪委、省政府纠风办开通了“民心网”，接受群众网上投诉。开通仅两个月，就受理行风举报投诉263件，受理数量是上年全年的两倍多。“民心网”从网上接受大量投诉，然后把这些投诉分门别类地转送到相关部门去解决，并对办理和处理过程进行实时监督。投诉转到什么部门，几天有答复，处理结果是什么，在网上都一目了然。
“民心网”积极搭建省、市、县３级政府部门与本网的联网工程。目前，联网点已达1500多个。通过联网点，启动直转直办，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基层联网部门的积极性。“民心网”还制定了对问题处理的五星级评价制度，把群众诉求的解决效果和群众满意度进行科学量化，在“民心网”上公开排名，客观上形成群众舆论的压力，促使各级政府部门积极解决群众诉求。截至
随着“民心网”在群众中知名度不断提高，举报投诉量增加，民心网进一步把解决群众投诉问题与提供公共服务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新路。
杭州市：“以民主促民生”别具特色
改善民生，需要政府做很多工作，但最终还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近年来，杭州市积极推进“以民主促民生”，2009年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以民主促民生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新世纪以来，杭州市在实施西湖综合保护、背街小巷和危旧房改善、停车新政、“免费单车”系统建设等一系列关乎民生的重大工程中，通过建立健全“以民主促民生”工作机制，不断拓宽民主参与渠道，创新民主参与方式，健全民主参与制度，为有效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机制保证。
杭州市党委、政府坚持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绩于民，“干不干”让百姓定，“干什么”让百姓选，“怎么干”让百姓提，“干得好不好”让百姓评，切实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做到大家的事大家来办，逐步建立健全了城建方案公开展示征求意见制度、重大项目全覆盖调查制度、网络民生热线、民生重大决策网上投票、市民情绪和需求调节机制、利益相关人为主体的权益纠纷协商解决机制等。
杭州市通过落实“四问四权”，使公共政策从制定、执行到评估监督都有民主的机制和程序，从而保障民生问题得到符合民意的有效解决，使民主真正成为改善民生的保障和动力。有关专家形象地指出，“四问四权”就是在“用身边的民主来解决身边的民生”。
杭州市通过以“民主促民生”，逐步形成了市民广泛参与、部门密切配合、媒体大力支持、社会充分理解的良好氛围，不仅为办好各项民生工程提供了可靠保证，同时也化解了多种社会矛盾，拉近了干群关系，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主发展之路。
南通市：“大调解”制度探索化解矛盾之路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增多，为适应发展和化解矛盾的需要，2003年4月江苏南通市在全国率先建立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创建了“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的覆盖城乡的六级大调解网络。
南通的经验是把调解的重点放在基层。大量调研显示，80%的社会矛盾纠纷发生在基层，过去县级调处总量占大头、乡镇与村级调处占小头，呈现倒金字塔型。要使这种结构得到根本性扭转，必须加强乡村调解。南通市经过几轮大规模的镇村合并，2007年村委会和居委会的数量由前几年的3300多个减为1990个。而合并后的村居三个方面问题越来越突出：一是村居地域广、干部少，二是面临的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土地流转、劳资关系等引发的新型矛盾突出，三是村居干部缺乏解决问题的资源和专业素养。这导致大量发生在基层的问题，群众要靠“上访”解决。2007年起，南通市村居普遍推行“1122”专职队伍建设新模式，即每个村配备1名综治专干、1名民警、2名专职保安、2名专职调解员。目前，全市1990个村居总共配备起3216名专职调解员。这些专职调解员，大多为来自辖区内退休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法律工作者和有一定法律专业知识的老干部。南通市给予政策扶持：专职调解员报酬，由市镇两级财政各出一半，一般每人每年在5000元左右。例如，在大调解制度的发源地—启东，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构和网络已延伸到12个乡镇、321个村，并且，每个村民小组都建立了调处小组，每10户村民都确定了一名矛盾纠纷信息员。
南通市创造的“大调解”制度，有效避免了群众走“上访”道路和“打官司”解决问题的高成本，形成了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基层的新机制。
深圳：“和谐企业工作室”化解劳资纠纷
深圳南山区桃园街道是深圳市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聚集的地方，劳资纠纷时有发生。为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保障劳务工合法权益，南山区桃园街道近几年来积极开展和谐企业创建工作。2008年2月，南山区桃源街道在辖区工厂聚集的众冠红花岭工业区成立了“红花岭和谐企业工作室”，成为深圳首创。该工作室由党建联络员、工会组织员和劳资纠纷调解员组成，推动企业工、青、妇及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参与，被誉为促进企业和谐的润滑剂。
桃源街道红花岭工业区建立的“和谐企业工作室”，在化解劳资纠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效果十分明显。目前，南山区已在高新技术园区、红花岭工业区、塘朗同富裕工业村、百旺信工业园和五湾码头港区等全区17个园区建立起“和谐企业工作室”。“和谐企业工作室”的建立，使矛盾调处在车间班组，使问题解决在工厂企业，使冲突化解在园区现场。
“和谐企业工作室”制度，完善了工会、信访、企业三方代表组成的对话协调机制，成立了44家企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形成了企业内部的协调机制。工作室人员通过走访企业，实地调查、理性引导，及时发现企业矛盾症结，耐心倾听投诉人与被投诉人的意见、促成双方的和谐调解，将劳动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不仅及时地调处劳资纠纷，还加强劳资隐患的排查。和谐企业工作还把工会组建工作纳入到园区，先后组建工会51家会员人数3800人。
南山区在深圳首创“和谐企业工作室”至今已经有3年，工作室的运作取得明显成效。“和谐企业工作室”不仅在解决企业与员工间劳资纠纷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成为党和政府同工业园区、企业实现有效对接的平台，同时成为来深建设者的一个家园。
以上所列的这类经验，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多，涉及的社会领域也非常广泛，我们应当像当年总结市场经济改革的经验那样，认真总结这些经验。通过归纳和提炼近年来我国各地在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实践经验，逐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社会管理新体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