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雷（陆老师之子）：

我爸爸这个事的确非常突然，各方面都是很大的损失。闲聊的时候，他经常会说起谁谁九十多，谁谁一百岁了，身体还如何、如何地好。我和我姐也觉得，一百岁难点，但是以他的身体，九十几岁应该没问题。中国人又讲究，说死不吉利，所以之前从来没有谈过任何关于他后事的话题。这一走，的确非常的突然。但是，有一条好：家里的事，我想我爸应该没什么不放心的。我和姐姐两个人都能自立，我妈以后跟我住，我照顾。这些都不是问题。

所以那天和李所长、汪所长谈我爸的后事时，我说做他的儿子很骄傲——要商量的都是公事。一个是基金会，一个是他留下来的文字。

他从大学开始有记日记的习惯。我最近粗粗的看了一下。 50多年来的日记，除了文革时期烧掉了一些，也不是天天有，太忙了会落下一些。日记大约每半年一本。还有是他的笔记，主要是调查、谈话的记录和一些摘抄。每个月会有一、二本。他最后在紫竹院那边住了19个月，日记本4本，笔记本大大小小28本。这个事之前跟他谈过很多次，说“等你真的退休了，那时候我也50、60岁了，我不干别的，就把你这些东西整理出来”。 他写的文章已经是成果了。但是对于学生来讲，更重要的是知道他是怎么写出那样的文章的。我觉得通过整理他的日记、笔记，做一个梳理，也算是一种传承。原来觉得只要下工夫，哪个地方没明白，问他一下就好了。现在有难度了。但我还是非常想做这个事。今后免不了要劳烦各位，遇到什么不清楚、不周详的，希望能从你们的回忆里得到一些印证，希望得到诸位的帮助和支持。

刚才听大家发言。每个人说的都是我爸。我在想，从前看课本里面讲，有时某个人走了以后，他的文章、他生前的事会一个人一个版本。但今天大家说的完全是一个人。为什么呢？我想有一条，我爸这个人说的都是大白话。文章没什么文采是缺点。但是他说大白话，说大家都懂的话。我爸爸和我说过很多次，嘱咐我。西方，人家比你先进入现代社会。所以西方人的书肯定要看。但是看书归看书，回来写东西要用中国人的话去说。怎么才能说好中国人的话呢？两个方面：

一个是要看点古文、古书。知道每个中国字的意思，知道某个意思，我们以前在历史上是怎么表达的。因为现在很多，尤其是学术上的词汇，是上个世纪日本人翻译西语，我们再把日本的汉字照搬过来的。很多词我们的古文里没有，或者完全是另一个意思。所以做学术的人得有些古文功底，多知道些意思在中国文化里是怎么说的，它的之所来自。只有明白这些，你才是在说真正的中国话。

二是要跟一般的老百姓多接触。知道他们的语言，他们表达同一个事件是在用怎样的词汇、怎样的方式。然后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才算是会用中国话说自己的想法了。我爸不管说还是写，都是大白话，这样就不会有什么歧义和误解。所以今天这么多人说，说的都是同一个人。我爸爸听到了，也是很欣慰的事。

再说说我和我爸。头30年，非常中国式的父子关系，一个非常传统的爸爸和一个瘌痢头的儿子。但是后面这十年，我觉得我爸是我的良师益友。这个事我想他也挺高兴的。算是子承父业，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在这条路上。他认为我入门，最后，儿子这事也还算安心。

我说一个事，我自己的人生挫折。我爸看我难受，过来安慰我。他说，“你看，你摊上事，你心里难受，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不知道，反正我只知道我难受得不得了。他说，“这是因为你活得太小！你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这里面稍微有一点损失，别人给你一棒子，你就觉得天都塌了，全世界都是黑的了，你当然难受啦。你得想点儿大的事！你把你的生活跟周围的人、这个国家，跟这个社会连起来。这个国家多大、这个社会多大！所有的好事都是你的好事，你都会高兴。出了坏事，你就想，怎么才能够让它好一点，好起来了，你也高兴。”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我爸这辈子很幸福。这些年他对未来很乐观。因为这个国家60年的和平，30年的改革开放一直在往上走。他的事业，不是说因果关系，但是他身在其中。他就觉得国家往上走，就是他往上走。虽然他应该再多活几年，但是够了。他高兴，虽然那么累，这个累对他来讲也是幸福的，我觉得我爸这一生足够了。

最后我想接着王春光的那句话再说一句。学术人生是非常幸福的。为什么呢？做其它行当的人再风光，到了50、60一退休，事业就结束了。只有做学术的人可以一直走下去。我爸爸在许多场合讲过，尤其是搞社会科学的人，40岁入门，50岁成熟，60岁、70岁才是黄金时代。所以春光不是要退休的问题，而是刚刚开始。你现在才干了10年，还得再干30年。我们得有这个心，再干30年，我们有多大力，做多大事。学术会好，这个国家会好，我们的明天会好。

我爸也会心安，他的学术人生延续到最后一刻，他终于可以歇歇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