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宛丽（《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

我这几天回忆、写了陆老师的学术人生管窥的一篇追思小文，主要是根据原来的笔记、日记写了陆老师给我的教诲和一些经历。今天凌晨给所里的一些朋友都发了。我写的题目是《大德魂英雄气——陆学艺老师学术人生管窥》。

我在1998年进入陆老师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此后和他有了15年我叫没大没小忘年交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所学到的、看到的和经历的记下了一些片断，原来是准备在陆老师80大寿的时候总结的，也是写给自己今后人生学习的。

第一，早发现规律的鸡鸣论。在课题组的切磋讨论中，他反复强调过我们做社会学研究的，要学早晨3、4点钟打鸣的鸡，一定要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对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有根有据，早早给决策层提个醒，要用规律说话，不要怕出问题；要告诉决策层哪些地方出问题，要采取哪些措施。我后来在课题组内多次说这叫“鸡鸣论”。

第二，大处着手，先声夺人。他一贯坚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的研究，要抓住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当中的重大问题，并且要立足于本土，借鉴于海外，别盲目地跟在洋人屁股后面做文章，搞一些鸡零狗碎、拾人牙慧的小东西。他多次说过：人生是有限的，我们赶上了好时候，中国这场社会变迁，那么多的大问题是西方没有的，要抓住这些大问题做大文章。什么是有影响、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你摸住了中国社会的脉，先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来，你就占了先机。社科院出来的东西是要让人家跟在你的后面做文章而不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转，那样做出来的东西再漂亮，也不是你的贡献，没有大出息。后来我跟他说：你这叫大处着手的“先声夺人论”。他说：对嘛！社科院的人就要夺这个先、做这个大。

第三，“随手而记”，后来我跟他说这叫“陆氏本本主义”。他在课题组发过一次火，给我印象很深。他批评有的人不做讨论笔记，事后他跟我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随手带个本子，随时学、随时记，这也是尊重别人，这就是一个好习惯。别学大爷似的，到哪儿只带一个脑袋，不认真听别人讲，还在那儿半瓶子晃荡。后来我开玩笑说你这是陆氏本本主义，他说真能有这个主义，日积月累就会有益。

第四，一竿子插到底的风格。我曾经随他多次做社会调查，他一贯是一竿子插到底。在农村总是要从县到乡到村，直插到农户或田间地头；在城市他也要直插到居民家。这个调查风格即使到国外做学术访问也不例外。

2007年9月，我跟他应邀访问韩国釜山大学社会学系，并参加韩国社会学会的东亚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学术交流。短短的5、6天时间，他向韩国社会学会提出了唯一的要求，就是挤出时间到韩国农村，了解那里新农村的建设。根据他的要求，韩国学会帮助我们一级级直插到门户家里田间调查。他曾经说过：光听头头们讲，我拿不准情况，你只要让我去田间、炕聊一聊、看一看，八九不离十。

第五，不会打领带的“领带精神”。他跟我说过，做人不可有傲气，但要有傲骨，并讲了他一个有关经历。20多年前他来社会学所不久，首次出访日本，他说：那时候我连西装领带都不会打，但别小瞧自己。在和他们交流中，我当仁不让，你别拿西方的玩意儿唬我，对我们的研究指指点点你是没有资格的。他在发表学术报告，以及其后到农户的调研当中，谈笑风生，平心静气的和日本同行切磋交流，赢得一路赞扬和折服。我称他这是“不会打领带的领带精神”。我的朋友、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田晓虹女士曾做他此行的日语翻译，一路见证。她在写给我的追忆信中也写到了这一点：在日访问期间，每当涉及他所接触的问题，陆老师都孜孜不倦的提问，在山林、田头、大棚、农民家谈笑风声。他的专业知识和独到见解，不但令日本农村社会学的同行感佩不已，也感染了当地的农民，都说没有见过这么懂农业的教授先生。

第六，应邀演讲时他的唯一条件就是“先让我下去看看”。近些年来，陆老师不断的受各地政府的邀请做演讲，各地政府也希望听到他对地方发展所做的独到见解，每每接受邀请，他坚持的唯一条件就是“你让我先下去看看再讲”。他多次说过：先下去看看心里才有底，才能够讲清楚，人家才能听，才能令人信服。我们课题组在成都大邑调研时，就有一位曾听过他报告的县里的干部和我说：陆老师讲的真是这么回事。

第七，陆老师曾有一个心愿，想总结他的治所经验，写本治所之间之类的东西出来。我问他治所的最根本的经验是什么？他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是有一次他说：当领导要会说句暖人心的话。现在有的做领导的总是板着个脸，动不动就跟下面吆五喝六，都不知道当领导的会说句暖人心的话么？！我听了这段话，感触很多。我们在课题组内，常常和他没大没小的争论问题，发表不同的意见，而他总是让大家充分发言，之后也是心平气和地谈他的想法，从不盛气凌人。正因为有他的这个大气大度、尊重他人，他才会对属下有一份爱怜和平等，才会说得出暖人心的话；而能说得出暖人心话的领导，其下必有敬他、重他的人。

第八，他坚持学术机会公正的原则，他多次强调说：自己的人就要吃点亏。这无论是在对他的学生安排工作，还是对我们课题组成员的成果评奖上，他都始终坚持一条，把机会留给“外人”。除了咱们所在职读他的博士的，他说：我的学生从来都不直接留在所里，都要在外面工作一段时间，凭自己的本事进来。我连续参加了三届他的社会学基金会的优秀论文评选工作，他在第一届时就明确给我们讲：不要推荐我的学生和咱们课题组成员的成果，要把这个机会分享给学术界的其它学术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