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老师就这么走了，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杨团出差去了，走之前跟我通了一个电话，说有这么一个会，说希望我来也代表她在这儿做一个发言。
我跟陆老师认识还是比较早的，那时候是搞社会学的大辞典，最早是那时候认识的。他一直对我非常好，我到香港去上学回来以后，他就跟我说到社科院来吧，到社会学所来吧，当时没有机会。
我原来在民政部的一个研究所，1998年的时候，政府机构改革，那个研究所给撤了，正好趁这个机会，我也不想当公务员，所以就趁这个机会逃跑了，陆老师就很高兴的接受了我，接着杨团也来了。
陆老师一直有一个想法，要搞一个社会保障研究所，我们来了就开始组建这个研究所，然后我们又把它改为社会政策研究所，一直坚持到现在。
刚才景老师说学术路线的问题，确实是这样，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有很多人对我们在社会学所研究政策好像不是太理解，但是陆老师一直是给我们最坚定的支持。
陆老师有一个很大的想法，想把社会学做大，能够制衡经济学，因为在我们国家经济学确实力量太强大了，在很多决策方面，可能经济理性要远远大于人文关怀，我们现在的很多政策，在经济理性的考虑远远大于人文关怀。
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我看到陆老师做了阶级阶层的研究，陆老师到了北工大以后做社会建设的研究，他始终在研究中国的问题，他始终是一种问题倾向的，或者讲是解决问题的行动倾向的研究方式。
陆老师很希望我参加他的研究团队，我当时主要考虑，在社会保障这个领域当中，大部分的人其实也都是学经济学、学保险学的，所以如果我不在里边搀和，经济理性的东西会太多，人文关怀的东西就太少了，所以我一直很犹豫、很矛盾，特别想跟陆老师做事，可能自己对自己估价太高了，但是我觉得若从那边退出来，很多问题会更大，所以想下一次、下一次。突然听到陆老师走了，真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现在我们能够做的，也就是说延续着刚才景老师说的，费孝通先生以及陆老师的学术路线，我们要继续的走下去。陆老师当年的设想，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实现。但是从当前的形势来看，还是经济理性太多，人文关怀太少。所以我们社会学还是要发挥社会学的力量，能够把这种偏向纠正过来。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现在走的路线是发达国家所走的路线，如果我们完全按照这条路线走下去，可能10年、20年、30年以后，我们就会走到发达国家今天的窘境，所以我们社会学的责任还是非常大的。从现在的情况看，陆老师的设想不是完全没有实现，但是好像又有一点偏。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点做好，可能是对陆老师一个最大的纪念，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