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副院长、社会学所所长）：
我是1988年回国到社会学所上班的。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里只有三位博士，他们分别是苏国勋、
那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已连续7年将陵县作为县级调查点。这个点最早设在山东黄河边上，过去一直种粮食，农民有了种植选择权以后就开始种棉花，因为当时棉花价格比粮食价格高很多，所以农民的生活很快就得到改善。后来，由于棉花价格的下降，陵县作为改变农村面貌观察点的意义才不太突出。
我回国的时候，老陆已经挂职当完了三年陵县县委副书记，正在组织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就将陵县选择为调查试点县。我去陵县之前，
在夏天和秋天，陵县调研点的条件还不算太差，有乒乓球室、有图书馆——里面有各种图书和杂志等。但冬天和初春就难以坚守。尤其是在冬天的晚上，得生炉子。生炉子就得封火，晚上要把火用湿煤糊在上面，上面弄一个眼，这样，到第二天早晨时仍然有火苗。但如果火封不好，或者把火封灭了，第二天早晨就得用木头重新点那个炉子，屋里会弄得乌烟瘴气的。
在长期的调研后，我就问自己，要将调研的重点聚焦到什么地方呢？
我在巴黎学了那么多年，回来到这个农村的、泥泞与土雾交替的地方，要调查了解些什么问题呢？
我在那里坚持了一年，这一年对我来说有脱胎换骨的变化。在国外做学问强调一种理念，强调说要了解社会，书写社会，分析社会和解决社会问题。而分析社会的主要依据，就是用数量关系去描述我们的社会。但中国的数据——到现在我们知道很多数据仍然是不清楚的，我就想搞清楚。于是我在陵县跑遍了50多个村庄，走访了大大小小的政府机构。作为一个留学国外的人，或者刚从学校进入社会的学人，我自己的经验是，除需要明确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外，重点还需要准确描述、刻画与解剖我们研究的对象。只有将自己转变为社会这个对象世界的一员去体验的时候，经验的感悟才可能转变为内化的知识。应该说，我们自己生活的世界在发生变化，我们感悟的变化与实际发生的变化肯定有距离，只有将感悟的变化无限接近真实发生的变化才不至于判断失误。我给自己确定的、在县级政府与县级区域调查的一个重点，就是搞清楚每一个数据的出处与来由。
有一次与老陆座谈时，老陆提及这样一个事情：看陵县的文字汇报或文件，经常会在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就时写上了这样一句话：说农村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在短短的几年间，就使农民的生活水平翻了28倍。老陆觉得难以置信，他感觉实际变化没有这么多。他说虽然有变化，但变化也应该用更准确的数据来表述。
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后来我在调查中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地区人均纯收入的概念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人均分配收入概念是有差异的。后者不包括自留地的收入，而前者从理论上说都包括了，再加上未扣除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差距、以及没有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所以，表面看起来增长的倍数很大。
我当时写第一篇文章，就是在新形势下怎么样度量农民的生活水平。根据我在陵县调查的资料，使用了一些标准化的概念，诸如人均口粮、收入、生活费、营养、以及卡路里等变量，从不同侧面来反映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当时老陆还建议说要特别注意自由市场价格的变化。我们都知道，陆老师在国内，在“三农”研究领域引起振动的文章是他在1986年写的《农村形势非常严峻》一文。当时针对的主要问题是，有人认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以及连年粮食的大丰收，粮食一下子多起来了，而国家储存粮食要花很多的钱，于是提出问题说“还要不要种那么多的粮食”，“或者要将粮食用之于出口”。但事实却是：1984年以后粮食产量却掉下来了。有关机构给出的解释是：这是由于农业经济从超常规发展转变为常规发展的结果，并认为这种变化仍然在常规范围内。
但老陆却并不这样看。他不随声附和，他先去陵县调查，然后又去其它地方验证，最后写了《农村形势非常严峻》这篇文章。老陆敏锐地认识到“问题很大”，并尖锐指出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实施之后，农业投入少了，水利也没有人修了，各种基础设施也报废了等原因所造成的。
应该说，老陆是最早一批搞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调查的专家，而且是在理论上进行阐发的，因为那时候联产承包是一个禁区，研究这个问题要冒着很大的风险。陆老师做学问直面现实的精神保持了一生。
我1988年回国，1993年任社会学所副所长，当时才30多岁，在社会学所这么长时间，跟他共事很多年，经过了很多坎坎坷坷，这些风风雨雨的故事一下子说不完，因为发言的很多，就先说这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