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项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国家综合实力迅速增强，国际影响持续扩大。但整体上，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特殊类型的现代社会，即“亚现代社会”。一方面，中国显然在整体上已经属于现代社会，另一方面在过程和细节方面尚属于现代化的进行时，并且不可避免地凸显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其在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风险。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并仍在继续的深刻变化可以初步概括为十二个方面。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些深刻变化并积极推进社会建设，是确保中国社会良性运行和持续发展，进入实质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重要前提。

两种生产发生巨大变化

中国社会的两种生产发生巨大变化，这是社会变化的深层基础。

第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深刻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价值观的转变。新技术革命在更高的平台上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提高，改变了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样一个社会更多地呈现出非集中化、多中心化、扁平化的特征，对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模式与机制等提出了严峻挑战。忽视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将大大模糊对新时期、新社会的认识，并容易导致很多方面的治理失灵。

第二，中国社会的两种生产发生巨大变化，这是社会变化的深层基础。就物质生产而言，不仅物质生产的内容发生巨大变化，非农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物质生产的能力也发生重大变化，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时有发生。与此同时，物质生产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深化。就人自身的生产而言，生产的制度成本和物质成本都在不断增加。计划生育制度深刻影响着人的再生产，不仅生育率稳定下降，而且直接导致了婚姻生活、家庭结构、家庭生命周期、子女教育成长等方面的重大变化，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同时，家庭和社会对于人力资本的高度重视与相应的供给不足，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性的教育、医疗等问题。

第三，追逐物质利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利益意识被唤醒，都将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作为追求目标。这种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和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但是，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冲突也成为必然的社会现象，进而成为很多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直接根源。当前社会中已经出现了种种追求物质利益的强烈愿望与达成这种愿望的条件、机会之间的失衡，引发了一些对社会不满、抗议乃至严重的越轨行为。政府应当始终重视增进整体利益、凝聚共同利益、协调不同利益、打击非法利益。同时，政府也应当重视创造和维护更多的、更加公正的追求物质利益的机会。

焦虑和不安成为突发事件的潜在基础

中国社会还没有顺利建立起通过社会建设，发展出应对现代社会风险的有效制度安排，当前中国仍是一个高风险社会。

第四，在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的基础上，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即从生存约束型社会向发展型、享受型社会转变。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生活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消费主义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价值观。很多与传统生存约束型社会相适应的经济、政治、伦理、道德规则都面临着严峻挑战。物质生产的结构也因此发生重大变化，以满足人们追求个性化表达与生活的需求。文化创意以及相关产业将成为未来的重要产业。

第五，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更加突出。由于文化历史、资源环境、经济基础以及现实政策等方面原因，中国社会在整体上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加失衡的局面，突出地体现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阶层之间。相对而言，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农村与城市地区在发展的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着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也相对扩大，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而且也体现在非物质层面，甚至由此造成了日益鲜明的阶层壁垒。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正在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冲突。协调阶层之间的关系，促进各阶层和谐共生成为当前重要的政策议题。

第六，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日益积累和扩大的风险。本质上，中国社会还没有顺利建立起通过社会建设，发展出应对现代社会风险的有效制度安排，当前中国仍是一个高风险社会。传统农业社会，在政府、民间慈善组织等、家庭的三元风险控制结构中，家庭居于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集体和单位对个人生活风险控制弱化，家庭已经难以应对现代社会风险。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面临的生活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个体安全感相对下降，由此导致种种焦虑和不安，这种心理状态往往成为各种社会突发事件的潜在基础。因此，未来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完善能够成功应对现代社会生活风险的制度安排，推动中国社会由“亚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

社会管理任务越来越突出

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很多人身上都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快速增长综合征”。

第七，中国社会组织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相对独立于政府和企业单位之外的非政府、非营利部门迅速发展，并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推动公众参与、改进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努力形成政府、企业和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互动机制和合作关系，对于中国未来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至关重要。单纯的行政控制和简单放任自流都是非常危险的。

第八，中国人口分布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脱离熟悉的乡土社会，走向陌生人情境的城市社会，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的规则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管理和个人社会适应的任务越来越突出。更进一步，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很多人身上都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快速增长综合征”，心理紧张和压力明显增加。对此，政府应当鼓励提供心理疏导服务，促进人们对新时代、新社会、新生活的适应，不能简单地将这个问题看成是个人事务。

第九，中国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世俗化。共享价值观受到削弱和挑战。如果依然简单地追求一元价值已经很不现实，就需要正视多样价值的客观存在，并且重视重构社会成员共享的基础价值，增进人们对于多样价值的理解和适应，减少由于价值观急剧分化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和失序。特别需要约制纯粹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抵制各种不良的拜物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潮，大力倡导文明健康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

积极引导中国社会治理新形势

社会治理变化的最重要背景就是利益主体、利益要求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

第十，中国社会认同正处在一个关键点上。一方面，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世界。受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社会上出现某种程度的盲目崇外、追求西化的思潮。另一方面，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民粹思想和复古论调也频繁出现。如果不加合理引导，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不利。因此，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认同问题，明确作为现代中国人的立场、价值和形象。

第十一，中国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突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中国快速增长的财富并没有实现公众所预期的合理分配，由此积聚了社会内部矛盾，甚至制造了社会分裂；二是政府在引领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方面还有很大不足，由此导致人与社会关系的失调以及公众对政府信任的降低；三是快速膨胀的经济体系大量、快速地消耗了我国有限的能源资源，并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大大缩减了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空间；四是中国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无论是能源资源还是产品市场，都存在比较严重的对外依赖趋势，受到国际社会的巨大影响。对此，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科学规划并切实推进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综合考虑环境、社会和国际因素，确保中国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十二，中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机制正在发生或酝酿着深刻变化。目前，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还比较滞后。正视、顺应并积极引导中国社会治理形势的新变化，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改进社会治理、保障社会的可持续性。社会治理变化的最重要背景就是利益主体、利益要求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主要依靠政府和单位体系、使用命令控制的治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积极调动多种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更多依靠协商、交易和契约等方式进行社会治理是社会变化的一种必然趋势。各种治理主体，尤其是政府，都必须顺应这种趋势并主动调整自己的角色和行为。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