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情境主要是指制度情境。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范式牢牢扎根于理性选择的传统，承认行动者的行动是一个有目的的理性选择的过程。但它强调行动者的理性是在情境限定下的理性，行动者的选择是在制度约束中的选择，理性和选择必须在特定社会和历史阶段的制度框架下才能得到较好的解释。
在今日之中国大陆，焦虑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或者说“普遍的社会性焦虑”在中国大陆蔓延。当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生存环节都遭遇到莫大的风险之时，我们很焦虑。高房价、高物价、蚁族、裸婚族、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从90年代中期到2005年短短10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普通民众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入“错”行业，没赶上好机遇，即使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今天的中国本身就是一列在雷雨中行驶的动车，你我不是看客，你我都是乘客。”2011年10月广东佛山发生的两岁女童先后被两辆车碾压，18位路人无一施救的惨案，再次拷问我们“道德冷漠”和“道德盲视”究竟如何产生并蔓延？缺乏人性关怀的社会，如同一架飞速运转的马达，因缺乏足够的润滑剂，到处是冲突与不安。
面对纷乱而残酷的社会事实，一方面，新政策和措施不断出台，党和政府就像消防队，四处灭火和补救；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以及那些良知尚存的独立知识分子们一遍遍地追问：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政府缺位？市场失灵？社会幼弱？道德沦丧？问题很严峻，良药有待寻，让人如何不焦虑？
徒劳的焦虑于事无补，我们希望撷取一个群体，来剖析这种“中国式焦虑”。“谁来娶我的女儿？”是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多数父母失望而无助的呼号。这句话背后难以按捺与排解的正是这种“中国式焦虑”。这是“城市病”还是现代性难以承受的后果？抑或是个体化的后果？
在2007年9月至2008年6月为期近一年的实证研究中，我访问了43位父母，他们的年龄介于50到70岁之间，只有7位来自外地。“文革一代”、知青一代和“红卫兵一代”，大体上指同一代。事实上，下过乡和经历过“文革”是这一代人共同拥有的经历。自上世纪中期起，上海市曾经有110余万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支援外地建设。总体看来，他们都是1949年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而且七成人曾经上山下乡，而他们当中一半以上人的配偶也是知青，简单地说，他们属于知青一代。
“白发相亲”这个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多数人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只有四成不到的人教育程度较低。知青一代父母的职业主要是企业管理人员、国家干部和工程师等技术人员，这三类人员占“白发相亲”这个群体的六成以上。就住房情况而言，以家庭为单位，平均每个本地家庭占有住房1.5套。因此，从教育水平、职业、住房三个指标来看，“白发相亲”的知青一代已经是这个城市的中产阶层。
在相亲角，被征婚的年轻人中主要有三类人：第一类是上海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占绝大多数。第二类是少数因为相关知青政策来到上海的知青子女。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考虑到部分上海知青因工作和家庭不能返乡，上海市政府出台上海知青子女可以回沪一人的政策，从此知青子女开始陆续顶替知青父母来到上海学习、居住和生活。除此以外，这个群体中的少数即第三类是来沪读大学之后，在此就业和生活的“新上海人”。
被征婚者这个群体中女性占六成以上，其中一半以上的女性年龄在26～30岁之间；而接近一半的男性年龄在31～35岁之间。这些被征婚者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占八成以上，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具有硕士学历，有双硕士、海归硕士
由“自发相亲”到“白发相亲”，中国社会经历了经济改革开放的巨大转型，市场化的那只手在中国上空纵横捭阖。一个简单的问题是：社会发展了，人们解决问题的手段应该多元化了，面对同样一个择偶问题，为什么老一辈仍旧会采用老办法呢？为什么他们会如此深度地介入子女的婚姻？相亲这种在人们的印象中封建又传统的择偶方式，为何在崇尚自由、标榜爱情、时尚前卫的都市白领身上重新复活？我们不难从制度上理解这些问题。
首先，知青一代父母独特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子女的择偶问题不管不问。在讨论到知青苦难时，有学者认为知青下乡也可以看作是他们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一次陡然的生命转折，是人生的断乳。在社会分类体系中，下乡是一种向下的社会流动。这种不怎么“正面”的变故给知青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知青个人生命历程中种种的“悖离”，如知青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甚至已婚者婚姻不幸福，成为一种苦难的人生。正是这种被延后的恋爱与婚姻生活，使得知青一代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有着非同寻常的急切与焦虑；同时，在回城风潮中，已婚知青的婚姻和家庭因遭受到冲击而破碎，也令知青一代父母触目惊心。因此，父辈对子女婚姻的高度热忱，或许可以通过他们自身的婚姻及家庭生活来理解。
其次，独生子女政策也是父母迫切地帮助子女来到相亲角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相亲角，绝大多数待婚男女都是独生子女。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父母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盼着上好大学，找好工作，找好对象，过好生活。这种四好人生怎能在择偶这个环节出错呢？城市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上大学时刚赶上学费双轨制，父母为他们念大学支付了比较昂贵的费用。不仅如此，很多父母或者节衣缩食，或者通过理财投资，帮他们购买了婚房，至少准备了婚房的首付款，所有的努力怎么能在择偶这个事上停滞呢？正是因为存在生存、成才和养老等风险，独生子女与其父母才毫无选择地被“绑缚”在了协同择偶这驾战车之上。
另外，不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使得知青一代父母，对自己以及子女未来的生活充满担忧，对将来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充满恐惧，这就促使他们力图在婚姻市场上寻求“上迁婚”的可能，通过婚姻关系的缔结，为自己和子女的未来获取一份或许更加可靠而有保障的人生保险。中国大陆现行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子女来照顾老人，为其养老送终，“三代单传”夫妇可能要赡养12位老人，独生子女家庭负担沉重。因此在相亲角，父母们给原本已经非常优秀的子女在不断寻求比子女更为优秀的结婚候选人的案例比比皆是；父母之间相互关注对方的工作单位、福利待遇、养老保险等个人经济状况和社保状况的情形相当普遍。而子女对父母代办择偶的态度，则可以从侧面看出中国城市新个体主义的双重内核。独生子女一代是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纸尿裤”的一代，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中心的实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比父辈强烈；自我塑造，展现自我和追求个人的发展的意愿与动力更强大；同时，他们对感情、婚姻和家庭生活有异于父辈的新的理解。就这些方面而言，特别在网络和新媒体的新技术条件下，他们与那些生活在西方的同龄人相差无几，这是中国新个体主义中体现现代与后现代层面的部分，表现出来的态势是外显的，这是其内核之一。而代际关系更加紧密，在“邓的一代”身上体现出来的内缩趋势，则是不同于西方的内核之二。经济体制变革释放了计划经济下个体、国企和地方政府被抑制的活力，同时，市场化改革又将原先国家托底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甩向市场，国家与政府减轻了财政负担，个体和家庭被迫接盘，这项举措的直接影响就是中国城市个体，无论是父辈还是子代，转而回归家庭和私人关系，以寻求原先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所获得的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与确定性。
毋庸置疑，从相亲角来看，城市父母的权力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从子女的教育、择业、择偶、婚房、婚姻，到婚后居住模式、婚后小家庭的家务、第三代的养育等一系列大事都少不了父母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除了情感因素，子女默许或被迫接受父母介入的主要原因在于，后者的经济资本和人脉资源。在一个“走赢者通吃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拼牛逼的爹，让别人无爹可拼”的背景下，生活在城市中的个体，尤其是大多数普通的80后，单凭自己一己之力找工作、找对象、买婚房，几乎不太可能。一言以蔽之，就上海相亲角而言，当前中国式婚姻焦虑是代际累积的结果，在择偶和婚姻这个问题上，中国大城市中40、50后这些知青一代独特的人生经历型塑了其结构化、制度化的怕与爱，而作为知青子女的80后无法彻底摆脱父辈的生活烙印和集体记忆，这也构成了他们自身的人生窘境。
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很多城市都有以“人民广场”命名的广场。从历史上看，1850年，英国商人霍格开辟第一所跑马场；1862年，南京路南侧建设第三个跑马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跑马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