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我国现阶段人口流动的相关人群普遍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婚姻焦虑问题。①此处“人口流动的相关人群”，特指流动人口中的婚姻适龄人群，以及其中已婚者的配偶，不论他或她是否属于流动人口。婚姻焦虑则是人们由于意识到自己在婚姻上，可能要面对一定的负面影响或威胁而产生的一种焦急、忧虑的情绪，甚至过分紧张、不安、担心、恐惧。考虑到人口流动相关人群的婚姻焦虑与我国现阶段整个人口流动背景密切相关，这种婚姻焦虑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式婚姻焦虑。事实上，从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人口流动相关人群的婚姻焦虑突出体现为三个层面的担心：一是担心何处安家的问题难以解决；二是担心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难以解决；三是担心配偶出现婚外性行为。以下分别从这三个层面，来探讨这种中国式婚姻焦虑的特点及其背后隐含的社会文化因素。
我们中国人历来有“结婚成家”的说法。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看来，“结婚”不只意味着缔结一种夫妻关系，也同时意味着成立一个家庭。而既然成家，自然就要安家落户了。在这个意义上，“安家落户”不只是关乎“家”，实际上也是“婚姻”的基本保障。
我们知道，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实际上伴生了一个由农村劳动力适龄人口大规模转向城市第二、三产业领域就业的人口流动现象。不过，早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进城就业主要是一种临时性打工，目的就是多赚一点钱，补贴家用，或积累一定的资金之后返乡寻求发展机会，其职业身份仍然是农民。此时，“何处安家”是一个随着“结婚成家”而自然解决的问题，即其“家”就安顿在农村的家乡。
然而，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加速不仅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就业条件及环境，而且在相关政策上逐渐放宽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在城里安家落户的条件。与此同时，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自身在就业动机、职业身份及权利意识上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一者，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动机不再是单纯的“打工”，而是通过进城就业以期获得个人和家庭的全面发展机会。二者，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身份已经融入城市就业者的行列，其中，出生于1980年之前的群体因多年进城打工已经实现了“由农业生产到第二、三产业”的职业转型，而80后（即出生于1980年之后，包括1990年之后）群体自停止学业即进城就业，原本就不是农民。再者，随着80后这个文化素质较高的年轻人在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总体规模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个群体愈来愈具有明确的权利意识，他们意识到自己应当享有与城里人同等的权利。由此，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将起初的一个职业流动转变成了一个农村人口的城市融入，即愈来愈多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通过在城里就业而开始加入一个争取进城安家落户、同时逐渐市民化的进程。可是，面对中国现阶段坚硬的城乡二元体制，农村人口进城安家落户谈何容易。此时，“何处安家”真正开始成为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现阶段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不再甘于在老家安家，也开始意识到自己有权利在城里安家落户，但是，尽管其可能性增加了，却仍然限于制度、政策上的障碍而不容易做到，甚至不可预期。
城镇化建设既需要农村劳动力适龄人口转向城市就业，又不能解决其最基本的安家落户需求，以致其家不成家、婚姻也缺失了基本形态和保障，这恐怕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最令人费解的事情。
当然，尽管何处安家的问题没有解决，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还得继续。可接下来又出现一个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实际上，进城务工人员中已婚者的“家”大多是离散的形态，或是夫妻分居两地，或是夫妻与未成年孩子分居不同的地方；即便是夫妻一同在打工城市租房子居住，表面上似乎有了一个居家之所，可夫妻中的一方，特别是女性，随时有可能返乡，从而出现夫妻两地分居的状况。事实上，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中男性数量占到六成半，几乎是女性的两倍。[1]
无疑，夫妻两地分居对婚姻构成了比较直接的负面影响或威胁。从我们关于返乡打工妹的调研来看，其中，已婚者每当提及自己的婚姻，或是焦急于婚姻家庭生活成本的增加，或是忧虑于婚姻家庭生活质量的下降，或是对夫妻感情逐渐产生隔阂而忧心忡忡，更担心婚姻关系遭遇破裂的危险；而未婚者也极其担心结婚后出现夫妻两地分居的状况。
应该说，早期的留守妇女问题在婚姻家庭生活层面也是一个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只不过，当时的留守妇女从未外出打工，自我意识、权利意识也不强，因而往往是默然屈从、忍耐、承受夫妻两地分居带来的痛苦。
如今，农村劳动力适龄女性没有外出打工经历的情形愈来愈少，而且她们返回家乡也不意味着一定留守下来。所以，以“返乡打工妹”的说法替代“留守妇女”，可能更贴切。事实上，返乡打工妹之所以回到家乡，其直接的原因大多是出于结婚、生育、照顾孩子及老人等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的考虑而做出的临时性选择，一旦问题得到缓解，随时可能再次外出打工。
当然，返乡打工妹与早期留守妇女的差别，绝不仅仅是前者有打工经历及随时可能再次外出打工，其实更大的差别是思想、观念不同了。可以说，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及个人的打工经历，在一定程度上让返乡打工妹经受了一场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洗礼：她们不仅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掌握了一定的职业技能，更提升了建构自我、建构世界的观念及其相应的自我意识、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由此，她们很清楚夫妻两地分居会给婚姻带来怎样的不利影响或威胁，她们不愿意默默地忍耐，她们要争取个人应有的权利和婚姻幸福的基本保障。
其实，返乡打工妹是如此，那些独自坚持在外打工的男性同胞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既然如此，为什么返乡打工妹一定要返乡呢？即便返乡打工妹因顾家而选择返乡，为什么其中已婚者的丈夫不能一同夫妻双双把家还而非得坚持在外打工？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不禁要进一步追问：究竟是当事者理性不足，抑或是制度缺陷使然？
如果说夫妻两地分居对婚姻构成了比较直接的负面影响，那么，配偶可能出现婚外性行为对婚姻来说则无疑是更直接的威胁。以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返乡打工妹中的已婚者绝大多数都担心继续在外打工的丈夫可能出现婚外性行为的状况，即便丈夫人品不错、婚内感情不错，仍有担心。当然，对配偶可能出现婚外性行为的担心，并不限于夫妻两地分居的情形，也不限于女性，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对配偶可能出现婚外性行为的担心，实际上在人口流动的相关人群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那么，何以至此呢？显然，当事人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人口流动相关人群中实际存在的婚外性行为具有较高的比例，如近年来日益红火的临时夫妻。2004年，有调查显示，当时进城农民工中的已婚男女有婚外性行为的人达到22.9%～24.3%，超过农村已婚者14个百分点，超过城市已婚者7个百分点。[2]2008年，另有调查显示，在已婚的青年农民工群体中出现婚外恋的比例达到16.94%，其中，男性占到37.01%，女性占到11.56%。[3]据笔者2012年在一定范围的实地调研来看，流动人口中80后群体（不包括90后）中男性出现婚外性行为的比例超出四成，女性也有一成多。
进一步来看人口流动相关人群出现较高比例婚外性行为的原因，夫妻两地分居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特别是其形式已突破早期的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模式，而是愈来愈呈现短期、频繁、普遍的趋势，因而对婚外性行为的影响更大。另外，对流动人口婚外性行为有影响的因素还有职业不稳定、收入偏低、工作压力大、居所不确定，以及家庭支持系统缺失，等等。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流动人口的性观念似乎也在发生悄悄的变化。我们知道，中国人历来将非婚性行为（包括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即便当事者也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正当性。然而，时至今日，婚前性行为已被相当多的年轻人所接受；对于婚外性行为，也开始出现一些保持中立、宽容的态度，甚至出现为其正当性进行辩护的声音。显然，流动人口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以笔者在一定范围的调研来看，流动人口不仅比一般人群更接受婚前性行为，而且出现为自己的婚外性行为寻求正当性理由的新趋势。
可想而知，一旦婚外性行为的当事者出现自我正当性辩护，其婚外性行为即有可能脱离既定伦理道德的约束，也可能脱离婚内感情的约束。相应地，即便是人品不错、婚内感情不错的配偶，也可能发生婚外性行为。由此，流动人口中的婚外性行为开始出现一些质的变化，即愈来愈增加了发生几率及其潜在性、不确定性、突发性和伪饰性。
无疑，有关婚外性行为正当性的自我辩护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本身的正当性有待进一步的审查、辨析和讨论，此处暂且不论。但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现阶段人口流动引发如此高比例的婚外性行为、性观念的变化及相关人群的普遍性婚姻焦虑，其中何处需要客观的理性分析，何处需要提出正当性辩护？
注释：
①“人口流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口流动”是指人们离家外出一段时间后又返回原居住地的人口移动现象；而狭义的“人口流动”则特指“人户分离”的人口流动，即人口户籍登记地与现居住地不一致且离开户籍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移动现象。本文“人口流动”取其狭义。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2，4.
[2]潘绥铭.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吴银涛、肖和平.青年农民工婚外恋的社会学分析.当代青年研究，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