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婚姻焦虑可以理解为人们在婚姻选择问题上进退两难的悖谬式处境，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理想婚姻不可得的焦虑，主要源于婚姻资源在时空上的有限性、婚姻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现实中个体的情感需求与理性算计常常难以两全所带来的矛盾。二是在结婚与否问题上的选择性焦虑，主要在于婚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不可欲性、与现实社会中选择不婚的高风险之间的矛盾。这些焦虑在多年前
可以看出，现代社会中婚姻焦虑的背后实质上隐含着另一个问题，就是由于理想中的婚姻蓝图与现实中的婚姻实践之间的出入所带来的纠结，这意味着与家庭相关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潜移默化却难以逃遁的变迁。这种变迁伴随着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婚姻的“祛魅”。
它的第一步就是打破从一而终、白头偕老的婚姻传统，将婚姻定义为建立在两情相悦基础上的一种自愿结合，由此婚姻自主取代了家族或家庭包办的传统模式，家庭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个体自由恋爱、自主选择的结果。然而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家庭的功能尽管发生部分外移，但是依然作为一个基本的生育、情感与性、经济和消费、抚养和教育单位等发挥着作用，有关家庭中的工具性角色和表意性角色的功能主义解说表明，那种建立在纯粹情感基础上的平等而自由的家庭模式，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家庭无非是在人际之间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的则是不同阶层、性别、文化等因素在婚姻中的权力关系。以女性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反主流文化，对于家庭中的权力关系模式的揭示和批判，使得婚姻的神圣性再一次受到冲击。因此婚姻祛魅的第二步，在当代西方世界日益演变为一种对异性恋的、情感至上的传统核心家庭模式垄断权的解构，并以个体化的、多元化的婚姻和家庭形式的合法共存取而代之。
与已经进入现代化的发达社会相比，中国转型期的家庭观变迁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市场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个体意识的增长，使得情感主义的传统成为年轻人追求个性时尚的标签，因而除核心家庭之外，所有后现代意味的婚姻和家庭多元模式，包括单亲、丁克、单身、同居、同性恋等与传统婚姻模式相异的家庭形式，在这里都能找到拥戴和选择的人群。婚姻在这个意义上更代表了个体对于自身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另一方面，理性算计的传统在婚姻选择的市场上获得了更多精细化、功利化的支持，从而使得“门当户对”的习俗被进一步夸大为婚姻选择过程中不同性别、不同世代之间的普遍共识。当婚姻变成不仅仅是两个个体之间的情感碰撞和相互欣赏，而首先是两个个体以及所依赖的家庭之间一种精致的谋划和博弈，婚姻的祛魅实质上已经完成。
事实上，当代中国人的婚姻观一直以来可以大致归纳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情感主义模式，另一种是“门当户对”、搭帮过日子的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婚姻标准和目标并非一致，而且由于侧重点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或截然分离的。最理想的境界当然是二者的融合，既保证婚姻的质量，又保证婚姻的长久稳定。然而问题在于，即使在这种理想状态下，二者融合的婚姻模式也只代表了婚姻起点的高质量或匹配度，并不能保证婚姻结果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原因就在于婚姻本身不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婚姻中的个体之间以及与外界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可能带来的结果都是无法预知的。家庭本身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因此社会变迁的步伐会在家庭变迁中有所呈现，人们的社会境遇和家庭境遇的变化、个人的成长和相伴随的家庭观念的变化，本身构成了影响婚姻过程和结果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意义上，转型期中国式婚姻焦虑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对婚姻动态性所导致的脆弱性认识不足，因而希冀通过精心选择，一劳永逸地找到所谓靠谱婚姻的企图。而导致这种脆弱性的最致命的两个不可控因素，首先是家庭观念中个体主义的上扬，其次是中国特色的家庭制度的“无厘头”。
中国一向被认为是注重家本位的社会，然而这种传统经历市场化的洗礼之后已经悄然发生变化。许多学者认为，转型期以来这种传统的家本位文化正在淡化或衰落，被日益明显的个人本位倾向所取代。对个体性、情感和自主空间的强调，以及平等意识的增强，是中国转型社会家庭观念变迁的两个主要特点。阎云翔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说的“第二现代性”时代的个体化特点，在家庭内部，这种个体化表现为家庭成员关系中个体重要性的增长，对个人隐私、独立性的强调和对个人选择和追求的尊重。家庭在这个意义上不再是个体必须服从并为之做出牺牲的权威，而是服务于个体并可为个体所利用的资源。婚姻因此更像是个体之间的自由联合体，家庭核心化、女性的崛起以及代际关系的向下倾斜，也改变了传统的家庭格局，家庭功能的弱化和内部成员之间凝聚力的降低，都成为导致婚姻高风险和脆弱性的依据。
另一个导致婚姻脆弱性的高危因素，就是中国特色的家庭制度的无厘头。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分化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老龄化社会、独生子女政策等因素，加上政府社会保障的整体不足，使得家庭本身成为风险社会中个体寻求安全感的一个最终堡垒和依托。婚姻由此从个人的情感归宿变为过日子的支撑单位，个体对其依赖性越来越高。家庭在应对个体的就业不稳定和通货膨胀带来的生存压力的同时，还必须承担高昂的住房、养育孩子、医疗支出等费用，并完成个体难以推却的赡养老人和看护照料等职责。然而，政府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家庭视角一定程度的缺失、或者说在家庭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一以贯之的逻辑，使得婚姻的外部环境和支持系统缺乏可持续性，不少政策甚至是以对婚姻和家庭的伤害和破坏为前提和结果，这进一步加剧了婚姻家庭在这个时代的脆弱性。当下中国人的婚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制度婚姻或者政策婚姻，比如新近出台的“新国五条”房产条例所导致的假离婚热潮就是一个例子。由于中国特色的家庭制度和政策上的无厘头，导致婚姻本身风险和脆弱性日益加大。
因此，转型期的婚姻焦虑，就在于试图在婚姻的脆弱性中寻求天长地久的确定性，在充满风险的全球化时代寻找个人生活的安全避风港。与此同时，鉴于个体对家庭依赖度的增长，放弃婚姻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和风险的增大，使得结婚与否成为一个令人心焦的两难选择。所谓剩男剩女的话题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盛起来的。当婚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赋予制度和文化上的合法性，放弃婚姻就成为一种众叛亲离的选择，而选择婚姻同样需要承担巨大的情感和物质风险。但是无论选择何种方式，婚姻的焦虑本身似乎依旧难以消除，症结就在于对于“白头偕老”婚姻模式的幻象未能得到彻底破除，因此解除这种困境和焦虑的要点还得回到婚姻的祛魅。对于政府来说，需要的是制定一套家庭友好的公共政策体系，以维持一个保护婚姻这种模式受益或者至少不受损的良性运转环境；而对于个体和社会而言，需要的是保持一份对婚姻和家庭的多元化形式的文化宽容态度，容忍和接纳不同的婚姻模式以及生活方式，让婚姻成为不是人生的最终目标，而仅仅是选择人生幸福的众多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