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澳门在过去的10年当中也是不断的应对新型的社会问题，我知道特别是香港经历了97年的金融危机，香港也经历了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两个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危机对于香港的大政，以及和港澳两地的政府进行反思，我们怎么一方面推动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又要更好的防止因为危机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特别在经济负增长的时代应该怎么样保证民生。

在港澳，1997年之后，我们经历了经济危机之后的艰难时期，而且他们是面对着很多与后危机时代的问题，在2008年之后又出现了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港澳回归之后他们一下子遇到了金融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在讨论港澳地区福利的时候，我们认为港澳地区是采用西方的方式构建社会福利的。在香港或者在澳门的话，我们讲到的是几个基本的条件：经济的发展；另外还有年轻的劳工；另外还有劳动力的增长；以及富有活力的经济发展。上述几个条件是社会的资助，也是支撑的力量。在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以及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受到了冲击过去的那种模式，现在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下是否需要改变。

现在因为我们港澳像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一样，我们经历了全球的经济危机，我们面临的经济发展不稳定，引起了很多社会和政治的动荡，所以我想我刚才所说的几个支撑我们社会发展的资助，现在有受到了挑战。对港澳来说我们要反思，经过金融危机之后都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97年98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时大家非常兴奋自上而下的方法。

我们知道了好像当时人们相信只要经济发展，社会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这个不见得是全部正确的，为什么这些西方的规律，基本的逻辑又是如何的？我们知道在后发展时代，我们再出来谈论自上而下的上层建筑决定社会结构的前提之下，当我们要讨论这个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那些贫穷人群，我们讨论社会福利和进步的时候必须把他们也纳入进来，让他们和整个社会一起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政府是非常的关心金融和经济的稳定，以及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而且政府也是出台了很多强制性的措施来推动香港的经济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社会的福利也进一步的得到了加强，那么澳门的情况和香港很像，因为当时大家也是相信经济的发展最终会解决社会问题，政府注入一种特殊的资金，认为这样一种手段就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民生问题。

那么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澳门，其实在回归祖国之前当时澳门的基础教育并不是做得非常好，义务教育其实并非使所有的儿童都纳入在教育体系内。现在澳门政府也基于了更多的资源来投入到社会的福利当中来，港澳政府他们在社会福利的输出和交付方面，他们的模式和方法都开始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在97年金融危机之后，当时港澳的经济状况都是比较疲软的，当时事业的群体也是非常的多，生活状况也非常的堪忧。我想在港澳，就像很多其他的国际性的城市，其实工作机会还是有的，但是工作机会是不对那些教育状况水平比较差的那些穷人所开放的，所以说当时社会所提供的这种对于贫穷人群一揽子计划还是有所欠缺的，也是到最近几个月才有最低收入标准的救助体系。我们说了在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到我们全球的经济危机阶段，我们香港也是做了一系列调整，我们知道在对抗危机的过程当中增加就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对抗危机最基本的方法，我们知道香港的政府也在NPF当中注资，我们也听到了民众的抱怨，这样的政府的做法挽救了大机构，并没有挽救了贫困的人群。

在2010年的7月份我们参加了这样的一次会议，我跟他们也是进行了很多辩论，我们是认为我们必须在立法上和政策上有一个更强势的政策出台。比方说：最低的收入标准；最低的救助标准，我们必须在香港尽快的设立。这里是讲到来自贫穷家庭的民众，当时澳门政府也认为好像在赌场提供一些工作的话能够给穷人以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他们忘了基于这一些人就业机会，才能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

澳门的这个做法现在也是认识到了这一些问题，但是政府还是相信只有经济好的话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所以政府给这一些人直接的补贴和资助，但是没有从体制上改革他们的一种生活状态以及教育状况。要怎么解决这一些问题？我想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提出的救助方案有那些独创性的。我们的主题正是在转型时期的社会政策，说实话港澳两地的做法，他们的政策如果用创新的角度去衡量仍然是不够新的，因为他们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是非常兴奋自上而下卷流的效应，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他们的这一种表现能力和表现水平现在还是有所欠缺的，同时香港政府也在用咨询的方式来搜集更多的证据。

没有谈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政府的角色，澳门的政府对现在的局势比较自满，没有从长远的角度来谈总体的福利制度。像澳门的总督他讲到要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应对，但是没有讲创新性和根本性的变化。香港和澳门放在一起我觉得澳门和香港的总督不是直接选出来的，在政策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是有条件性的容忍，人们什么时候支持政府要看民生怎么样，这种情况是不稳定的，如果大家的生计没有按照不会支持政府，而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就像我们一些同行讲的，我们讲到有一些人是边缘化了，这一些人群是有高风险的人群，要讲的选择性的福利，像香港和澳门这样能不能够可持续性，这个是我想提出的问题。经济发展无法持续，那么可选择性的福利制度是不是可以可持续性呢，我前面讲过政府的可持续性在香港和澳门有可持续性的问题，所以替代方案是什么？我的总结，我讲到一些未来的艰难时刻，未来发生艰难时刻的时候，我们需要雨伞遮风档雨，那时候的雨伞会非常的昂贵，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未雨绸。没有雨伞我们将来会很麻烦，因为如果没有这把雨伞我们将来会湿掉，我们要做这样的选择，到底是现在把伞准备好，还是将来湿掉再看医生，不仅是澳门和香港的问题。

作者简介：莫家豪，香港教育学院副校长。

文章来源：社会政策网

（注：本文根据速记整理，未经作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