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与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一样，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也处在初创阶段。那时的社会学研究所只有两个研究室，分别称为第一研究室和第二研究室，这两个研究室是以两个国家课题——“小城镇研究”和“五城市婚姻家庭研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由费老和雷老分别担任这两个课题的学术指导。那时的我虽然已近不惑，但于社会学研究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兵，对社会学知之甚少，更无具体的研究方向可言。只是根据工作的需要，我被分配到了第二研究室，参加五城市婚姻家庭研究。我也就因此与雷老“接”上了关系。那时，课题组有三位指定的负责人，与雷老的联系都由他们负责。我与雷老的所谓联系只不过是“只闻其人，未见其人”。对雷老的了解只限于民进中央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等一系列官衔。换句话说，雷老给我的最初的“印象”是一个官，还是一个不小的官儿。

如果我没有记错，我第一次见到雷老，是在雷老宴请第一个美国社会学家代表团的宴会上，时间大约是在1982年末或1983年初。那时我们课题组正在北京开会，突然接到院里的通知，要我们课题组接待美国社会学家。所谓接待就是由雷老作为课题的学术指导出面，课题组全体成员作陪宴请美国社会学家代表团。我作为课题组成员也按领导要求参加了那次宴请。而正是在那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或者是近距离地见到雷老。由于这是在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社会学家代表团，来访的美国社会学家不仅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表现出了很大兴趣，也对与中国社会学工作者的合作表现出了巨大兴趣，他们提出了各种问题和要求。对于美国社会学家提出的问题，雷老总会尽其所知一一给以恰当的答复，或目视或提请在场的中方其他成员作答。我记得，在美国代表团团长提出要与中国社会学界进行全面合作时，雷老目视当时出席宴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某副院长。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对方并没有对雷老的目视做出反应。作为陪客的我当时心情很着急，不知下面究竟会发生什么，当时在场的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雷老。雷老又看了看那位副院长，他仍无任何表示。雷老并未直接将问题转给某副院长，而是将目光转向了美国社会学家代表团团长，就这一问题作了一个非常得体的回答。所谓的得体是指雷老既未替社科院方面做出任何具体承诺，也未推托搪塞，而是就中美社会学界的合作问题作了一个原则性的表态。此时雷老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官，而是一个充满睿智和应变能力的官儿。

我与雷老真正的更为直接的接触是在连云港会议上，时间大概在1983年夏天。五城市婚姻家庭研究课题组在江苏连云港开会，雷老作为课题的学术指导，也参加了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对雷老又有了进一步的印象。社会学研究所作为会议的主要组织单位，除了要安排会议的具体日程以外，还必须与会议的东道主江苏省公安专科学校一起安排与会同志和雷老的生活。那年夏天连云港天气奇热，而那时我们下榻的宾馆，虽然号称连云港档次最高的宾馆，但是所有的房间，包括雷老下榻的房间都没有空调，而只有电风扇，与会的同志无不汗下如雨。那时的雷老已经七十八岁，即使不说职务，像这一年纪生活上也应该有所照顾。她不仅自始至终没给会务组的同志提出任何要求，就是在搞会务的同志和宾馆同志提出给她安装空调时，也委婉而坚决地谢绝了。整个会议期间，她住的房间，除了大一点以外，设施和我们大家一样。而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在我们入住宾馆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我记得已是华灯初上时分，从各地赶来连云港的课题组同志，包括雷老，刚刚安顿下来，当时的江苏省的某位领导携一庞大工作班子来到连云港，也要入住我们下榻的宾馆。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们提出要占据包括雷老所住房间在内的整整一层。这样刚刚安顿下来的雷老，必须搬到另一层。宾馆的同志非常为难，来和我们商量，说老实话，当时我们组织会议的同志心里也没底，不知雷老对此会有什么反应。事先我们设想，即使雷老勉强同意，至少也得费一番口舌。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我们向雷老说明情况后，雷老根本没有提出任何要求，非常痛快地同意搬家。一个本来以为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雷老的宽容和大度，没有费任何口舌，非常简单地解决了。回想当时，我真是长出了一口气，因为说老实话，那时不用说雷老一口回绝，即使只是有所不悦，我也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当时我只是感到雷老的大度和善解人意，所以她给我的印象，进一步成为一个没有什么官架子的官儿。

随着对我们所研究问题讨论的逐渐深入，雷老在我的心目中的印象，也不再只是一个官儿，而且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学者。在连云港会议上，课题组就婚姻和家庭研究方面的各种问题展开了讨论，有时讨论还非常激烈。例如与会同志对家庭结构变化趋势的看法存在着很大差异，不同的观点相持不下。雷老作为学术指导，自始至终参加了讨论，对于各种不同观点都仔细倾听，但从不做简单的结论。她认为各种观点究竟是否合理，都必须以经验数据为依据，而不是以以往的理论为根据。她在会上始终强调社会学的理论，包括婚姻家庭理论都必须建立在经验数据之上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我自己从事社会学研究二十多年，如果说，在社会学研究中还做过什么工作的话，那也就是认真地主持和参加了从“百县调查”到“中国城乡社会变迁调查”等若干个大型社会调查，为社会学研究积累了一些经验数据。我之所以能这样做，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连云港会议时以及之后与雷老相处中她给我的启示。

以后，因为工作需要，我还多次邀请雷老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如“亚太地区家庭未来”学术研讨会、“社会学和人类学国际研讨会”和课题组的各种讨论会。只要雷老认为是有意义的，她从来不推托。凡是她答应参加的会议，她都会非常仔细的了解会议的具体内容，做好准备，除此之外，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如果说有什么要求，那就是叮嘱我们千万不要惊动保卫部门。可见不摆架子、善解人意是雷老一贯的作风，而正是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雷老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已不再是一个官，而是一个具有学者风范的长者。

雷老除了上面的行政职务之外，还担任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当然她的主要工作并不是授课，而是指导博士研究生。我曾经参加过雷老学生的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雷老指导学生认真负责和严格要求，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她的一个博士生开题报告会。与会的成员对开题报告的理论框架和一些基本概念的表述都不太满意。当然大家或限于雷老的情面，或出于某种原因，发言还是有所保留。在大家发言之后，雷老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我想她一定是感到了大家在发言时有所保留，因此在发言中明确表示支持与会各位的发言，还很诙谐地说各位专家太客气，为了修改好论文，希望大家能畅所欲言。与此同时，她也对自己的学生进行了批评，当然她的批评并非倾盆大雨，而是非常具体入微，从立题、文献、理论假设和基本概念等各个方面，一一谈了自己的意见。在雷老发言之后，所有的与会成员，包括我自己，无不倾囊而出，对开题报告作了更为深入的评述。雷老自始至终都在那里非常认真地倾听，还不时发表一些简短的评语。就这样，一场开题报告会在不知不觉中走向深入，也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了它预期的目的。在这些场合雷老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治学严谨和循循善诱的导师。

我因个性所致，不喜欢场面上的应酬。所以每年春节除了极少数几个亲戚朋友之外，从来也不给什么人拜年。但这几年来，春节期间只要我在北京，我总要和杨善华一起到雷老家中给雷老拜年。通常雷老总是在她的客厅接待我们。雷老的客厅的主要陈设是一套老式的沙发和一些书柜，墙上挂着一些字画，使人感到温馨、放松，就像到一个师长那里做客，丝毫不会感到局促和紧张。在落座以后，她便会请我们喝茶、吃糖果。在寥寥数语叙过家常之后，话题便会在不经意中转向各种社会问题，如下岗工人的生活、青少年教育问题、收入差异等。这时，雷老的角色似乎是一个“听众”，而我和杨善华则似乎是“报告人”——向雷老报告近来我们的所见所闻，社会上发生的各种问题。这种谈话，就好比一个后辈回家过年时向长辈所做的汇报。在这样的交谈中，雷老的话不多，但听得非常专注。从她的神情中，我可以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她对国家和社会那种深深的关切。在我们告辞的时候，雷老总会把我们送到门口再与我们道别。即使是在1999年后她因为骨折行动已不是很方便时仍然如此。这时的雷老在我的印象中，更像一个可敬可亲的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