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上一世纪2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选择社会学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专业算起，那么雷洁琼教授作为目前中国最年长的社会学家，她在社会学教学与研究领域的辛勤耕耘已有七十多年。

作为一个青年时代深受“五四”爱国运动影响的学者，科学与民主可以说是雷洁琼教授毕生的追求，她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最终选择了社会学作为自己未来职业的专业基础。如果追溯她做出这样的选择的原因，那就是她认为社会学有经世致用的功效，是一门在整体性的理论指导下通过经验研究在实际中发现通往真理路径的学科，符合她通过科学和教育去救国、兴国和利民的理想。因此，社会学是和她一生崇尚的价值相一致的，她的社会学思想也是建立在这样的价值之基础上的。而我们探寻她社会学思想的内在理路和学术实践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以她这方面思想的发展历程为着眼点，彰显她作为一个“元老级”的社会学家对社会学学科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由于她工作繁忙，即使作为她的学生我们也很少有就她的社会学思想进行长时间访谈的机会，所以探寻的根据只能是平时她与我们接触时的言谈以及对她在已经发表的文稿中体现的思想所做的梳理。

一、方法论基础

坚持思想来源于实践可以说是雷洁琼教授的社会学思想的方法论基础。正是因为她对科学的追求，所以当雷洁琼教授步入社会学领域的时候，她在方法论上很自然地趋向于在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崇尚经验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是指对知识的经验性探求方法，根据这种方法，人们的一切知识最终都是从他们的感觉体验或经验资料中获得的。而且，按照实证主义者的观点，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获得有关社会的知识要运用其他自然科学的经验调查方法（D.P. 约翰逊：《社会学理论》第98页）。除此之外，这种方法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承认知识的相对性。按照社会学创始人法国学者奥古斯德·孔德的看法，永远有效的教条式的真理是不存在的。他坚持认为人的认识是个连续发展的过程，科学事业具有自我修正的性质，所以应该不断接受新的事实（参见刘易斯·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第3页）。因此，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社会学理论来源于研究者的实践（更具体点说是来自研究者的经验研究，来自研究者对种种社会现象的深入考察），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新的事实的发现而发展。

从在美国求学期间确立这样的观念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雷洁琼教授始终不改这一初衷，坚持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并一直对探索周围的世界、探索种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浓厚的专业兴趣。早年在美国学习时，她将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第二代华人移民（即在美国出生的那一代）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坚持采用面对面访谈的方法收集自己经验研究所需要的资料。从调查开始，她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上一世纪30年代初她回国之后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就坚持自己讲授的课程必须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她曾参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设在昌平清河的试验区的建设，每年带学生去实习；她的“平绥沿线天主教会概况”一文（载《雷洁琼文集》（上））就是应谢冰心之约，在参加了1934年的平绥沿线（即现京包线）社会调查之后完成的。读她的文章我们也会发现，她所做的判断或结论都是有她自己的经验资料的支持或者是可以为我们读者自己的经验所肯定的。可以说，她的严谨的学风正是在这样的方法论基础上养成的。

她的社会学方法论思想之另一重要内涵是一种整体的社会观。在1983年的一次讲话中她对此做了清楚的表述：（社会学）的特点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运用整体的观点来分析问题”（《雷洁琼文集》第428页），应该说这种整体的社会观同样也可以追溯到孔德。孔德认为：“如果把社会分割为若干部分而分别进行研究，就不可能对社会的条件和社会的运动进行科学的研究。”孔德还指出，在社会学中只有一个正确的途径，那就是“借助于整体的系统去观察各个成分”（刘易斯·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第9页）。在孔德这一观点的背后是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这样的见解。正是在这样的整体社会观的基础上，她认为：“一个社会是一个整体，各方面是要协调的，一方面进步了，别的方面追不上去，就出现了失调现象，就成为问题”（《雷洁琼文集》第434页）。在她70余年的学术实践中，社会失调一直是她考察社会问题的一个着眼点。

这样的整体社会观的另一个侧面就是用一种变动的观点去分析社会现象，社会因某种因素或多种因素的作用发生的变化或者社会中某一个组成部分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的组成成分或其他组成成分的变化，这在社会学理论中就是“社会变迁”的理论。变迁自然是动态的，是一种变化和发展的观点。早在上一世纪30年代，她就用这样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指出“盖社会组织之形成，由于各种社会制度的一贯与调适，故一种社会制度改变，其他社会制度因之而改变”（《雷洁琼文集》第23-24页）。1949年后，她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更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她看到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经济和社会、教育、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发展不协调时就明确提出：经济和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并对此做了深入的讨论（《雷洁琼文集》第849页）。

二、应用社会学

从理论必须来自实际以及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一方法论立场出发，雷洁琼教授对应用社会学给予了强烈的关注。她认为，社会学大概可以分为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个部分。“理论社会学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规律，社会结构和变迁的因素，这就是理论方面的研究。应用社会学是用社会学的原则、原理来了解社会，发现社会问题，分析社会问题，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这是应用社会学的内容”（《雷洁琼文集》第428-429页）。

因此，按她的设想，研究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是应用社会学的第一位的任务，也是贯彻她“学以致用”意旨的一个主要入手点。雷洁琼教授对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是“社会失调”理论。她认为，社会问题就是有些社会现象影响到人们共同生活的协调或对社会进步发生障碍，在社会发展中个人不适应社会发展，或社会发展中各部门不协调，都会成为问题（同上，第433页）。这就是说，社会问题是由于社会各部分之间关系不协调或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协调造成的，这些不协调就是社会失调。社会失调并不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学理论，而是关于社会现象的某种界定和解释。在社会学发展史上，社会失调理论是同早期的社会有机论、功能理论和社会病理学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这些理论在对于社会的解释上有不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社会应该是一个内部有复杂结构、但彼此之间又相互协调的系统。相互协调应该是社会系统的理想状态，而关系失调则是社会系统发生了问题，这就是社会问题。在美国社会学中，早期的芝加哥学派也注重调适的概念。雷洁琼教授学习社会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这正是社会学的整体论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她受到上述理论的深刻影响因而也是理所当然的，进而用社会失调来解释社会问题也就成为必然。

当然，她并不是简单地用社会失调来解释社会问题，因为仅仅停留于此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这样，何种原因导致社会失调就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虽然她认为在有些情况下由于个人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而可能导致问题的产生，但是在总体上她更倾向于用制度失调解释问题，即具体的社会制度上的缺陷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这可以称为制度失调论或制度缺陷论。如前所述，当她在讨论经济发展和社会其他部分的发展出现某种不协调的时候，她也是首先着眼于制度问题的（《雷洁琼文集》第849页）。在社会问题的实际处理方面，她倾向于将“社会工作”作为一个入手点。这也是她为什么在确定了以社会学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学术事业之后仍为中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倾注了那么多心血的原因（关于雷洁琼教授在社会工作领域的贡献将另文专述）。

但是，雷洁琼教授并没有将应用社会学仅仅看作是“用社会学的原则、原理来了解社会，发现社会问题，分析社会问题，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她的眼中，应用社会学是包容了研究实践的。如前所述，她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以经验研究为其理论和知识的基础，同时又是以通过社会调查获知解决现实中重大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措施，从而达致这些问题的解决为其任务的学科，即它以“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为目的。因此，她也将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经验资料并进一步达到对社会发展过程、社会各组成成分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规律性认识，以求社会的协调发展，发展和丰富社会学的理论作为应用社会学的重要任务。从上一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执教开始，雷洁琼教授就积极投入经验研究，参与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多项社会调查。1980年后，她作为主持人，指导了国家“六五”、“七五”哲学与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城市婚姻、家庭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这两个经验研究的课题，并在家庭社会学理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1982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年会闭幕词中，她强调要把调查分析的成果上升到理论水平，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她深感社会学在1979年恢复后在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去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方面的差距，因此在1991年中国社会学研究国际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她呼吁广大社会学工作者介入中国的实际社会生活，在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雷洁琼文集》第776页）。

三、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

社会学“中国化”（用现在更普遍的说法是“本土化”）是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心愿，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为此投入了毕生的精力。雷洁琼教授在回国执教后曾经与他们一起共同致力于这一事业。在“纪念吴景超教授”这篇文章中她满怀感情地提到了这一点（《雷洁琼文集》第675页）。等到上一世纪8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后，她将此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1988年，她在已故燕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学术成就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而不是盲目地抄袭外国的学说。要使社会学中国化就必须研究中国社会，就要注重调查研究。她还提到，老一辈社会学家虽然由于时代的制约在那个时代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讲学，但是他们从事社会调查是非常重视方法论的，也是具有科学性的。对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是有选择、有批评的运用（《雷洁琼文集》第679-680页）。在1991年中国社会学研究国际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她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指出如何把社会学运用于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她不仅这样讲，而且身体力行去做。在长达7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她一直在思考如何立足本土建立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的问题。在1980年第一期社会学讲习班的讲话中她明确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我们研究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发展的，我们必须从社会的实际出发来研究，所以社会学还必须研究理论”（《雷洁琼文集》第304页）。显然，她希望建立的理论不是那种综合性的宏观的“大理论”，而是类似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所说的中层理论，即来自经验研究实践、可以指导经验研究并能够在经验研究中得到检验，因而可以有足够的解释力的理论。

她的思考和探索首先反映在她对中国城乡家庭的研究中。早在1937年，她就运用社会学的社会制度之间互相协调、互相作用的观点来看家庭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在“中国家庭问题研究讨论”一文中她指出：“盖社会组织之形成，由于各种社会制度的一贯与调适，故一种社会制度改变，其他社会制度因之而改变。要是一种社会制度改变了，而其他制度不随之改变，则社会制度失调，产生社会问题”（《雷洁琼文集》第23-24页）。她进一步认为：“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家庭不能不顺变而调适。家庭经济基础因社会经济制度变迁而摇动，家庭功用与结构改变，问题因之而生”（《雷洁琼文集》第30页）。因此，她最后的结论是：“家庭问题甚为复杂，非经有系统的客观研究，无从明了其各方面的关系，更无从谋根本解决方法。研究家庭不调适现象，更足以明了社会的变迁。家庭问题发生于社会变迁。认识家庭问题的真相，则可明了社会变迁之趋向。故研究家庭问题当先注意社会经济文化背景”（《雷洁琼文集》第37页）。

可以说，在这篇文章中，她已经确立了家庭与社会相互作用，家庭受社会变迁的影响而变迁，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对家庭变迁有重大作用，家庭制度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变迁亦会影响其他社会制度从而导致这些制度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迁首先会导致家庭功用与结构改变等观点。这表明了在家庭社会学研究中她的理论立场倾向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制度背景与家庭制度的相互作用这样一种宏观视角。同时也表明了她已经考虑到将家庭组成的各个侧面作为观察社会变迁指标的可能。

在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大陆的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之后，她在指导“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这一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时，将这些理论观点演化为一个理论假设：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家庭的影响首先是从改变家庭的生产功能开始的，并进而影响到家庭的其他功能、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从而导致农村家庭的全面变迁。这个假设被课题组接受，成为贯穿整个课题研究的一根主线，从而提升了研究的理论层次。其实，这个假设本身还包含了她对自己原有的有关家庭变迁理论的一些新的发展。这些新的发展表现在：她将农村家庭生产功能作为社会影响家庭的一个突破口，即成为一个中介变量，社会制度变迁经由对家庭生产功能的影响然后拓展到家庭的其他组成成分，导致家庭的变迁，而家庭的变迁最终则归结为家庭制度的变迁。在家庭社会学研究领域，雷洁琼教授的这一假设无疑具有创新的意义，它不仅给问卷设计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同时也揭示了在家庭组成的各个侧面（家庭功能、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从而将家庭功能、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变迁与家庭制度的变迁联系起来。她所做出的这样一种理论概括无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是她创建“中国的”或者“本土的”家庭社会学理论的努力的一个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

但是，她这种努力并不意味着她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排斥。相反，在她的学术实践中，她一直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从西方引进的社会学理论。作为一个从美国学成归国的学者，雷洁琼教授深知社会学理论不可避免地也带有创立这些理论的西方理论家自己所成长的国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印记。在她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对生长于美国的华人的一项研究》的时候，她已经清楚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的冲突。然而，作为一个在“五四”精神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她对西方社会学理论首先采取了一个学习和借鉴的态度。在三十年代初回国任教时，她已经开始尝试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融合在自己的教材中。在“家庭社会学二十年”（载《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6期）这篇文章中，她充分肯定了国内的家庭社会学者在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提升自己的研究层次方面所做的努力。而在她的家庭社会学研究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当然，如前所述，她的借鉴不是无选择、无批判的，而且她的最终目的恰恰是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

四、教学与人才培养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雷洁琼教授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首要职责是教书育人，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去为社会服务。因此，在社会学恢复后，她认为她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推动在高校中恢复社会学系。1980年，她为了此事专门去找当时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商谈，力陈恢复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的重要性，得到了支持。学校同意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系中设立社会学专业并进行建系的筹备工作。她又想方设法调来一些教师为开课做准备，终于在1982年于北京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虽然她年事已高，体力已经不如过去，但只要她觉得身体情况还可以，仍坚持为学生上课。在她第一个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那一年，她已经届满85岁，然而她仍顶着盛暑，一丝不苟地审阅学生论文的初稿。这自然会让所有了解内情的人对此肃然起敬。

而且，她也有意识地将自己对社会学的理念贯彻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培养“学以致用”的传统。可以说，她是将“学以致用”作为自己教书育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任教燕京大学开始，她就坚持自己讲授的课程必须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同时又将这些课程和解决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指导学生通过课程所给予的实践机会，走出课堂，深入社会，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和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当时她讲授的课程有“社会学入门”、“社会服务概论”、“家庭问题”、“贫穷和救济”、“儿童福利问题”和“社会服务实习”等。在此之后的学术生涯中，雷洁琼教授一直坚持“学以致用”，指导学生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她更是身体力行，投身救国救民的实践。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中，雷洁琼教授指导学生不断深化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大学恢复和重建了社会学系之后，她不仅自己一直关注对中国重大问题的研究，而且还在系里倡导关注当代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的风气，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理论联系实际、关注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研究的学风的培养和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她在教学与人才培养方面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致力于建立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规范。

作为一个在美国接受了社会学学术训练的学者，雷洁琼教授深知建立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对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意义。因为没有学术规范，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就无法凝聚，知识与思想也不可能累积，社会学的学科体系最终也无法形成。而学校是通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养成学生学术规范的最好场所。因此，自她学成归国任教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起，她就将大量心血花在养成学生的学术规范方面。应该说，这种培养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体现在课堂教学方面，也体现在指导学生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方面，但是最终都会落实在学生完成的论文和调查报告上。对雷洁琼教授来说，这首先是将一种学科规范意识灌输给学生，并且身体力行做出样子。她的硕士学位论文《对生长于美国的华人的一项研究》就是非常规范的社会学研究。在最前面的那一章“引论”中，作者从提出问题开始切入研究，然后介绍了自己的研究目的过程，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资料的来源，对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的界定。这和当今社会学的规范的学术论文的写法基本一致，它让后来者能够非常清楚地知道作者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层面讨论自己研究的问题，作者赋予自己研究中提出的概念一种什么样的含义。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几乎伴随了雷洁琼教授的整个学术生涯的一个观点：作者在文章中提出的任何见解和结论都必须有作者在研究中获得的资料—尤其是经验研究的资料—的支持。这是养成严谨的学风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可以说，在她的教学实践中，她一直用这些标准要求学生，以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研究，用调查中得到的数据和事实说话。这样一种态度和精神影响了当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1982年后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几代学生，使得后来的学生都能得益于这样严格的规范训练。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之后，雷洁琼教授更将培养学生的学术规范，养成学生严谨的学风提到与国际社会学界接轨，扩大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以及提高中国社会学在国际学界的学术地位的高度来认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给社会学者带来的机遇是增加了与国外同行交流，了解国外社会学研究发展的最新成果的机会。雷洁琼教授在指导自己学生研究的时候特别强调对国外同类研究的成果的收集，做好文献检索的工作。在“家庭社会学二十年”一文中，她充分肯定了国内家庭社会学学者在吸取国外家庭社会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国外同类研究对话方面所做的努力。

五、简单的结语

在中国老一代的社会学家中，罕有像雷洁琼教授这样有70多年的学术生命并曾亲眼目睹或亲身参与那么多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学者。由于她所处的位置，她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的贡献，尤其是在上一世纪80年代社会学恢复后她所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们在这里的梳理和叙述难免有疏漏和不足，而对先生教诲的感激之情也难以表达。谨以此文向我们衷心爱戴的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