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人类学（又称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随着数字影像技术发展及社会和文化实践需求增多，中国视觉人类学成长既面临大好机遇，也遇到一些发展困境。 

　　日前，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的“第二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上，学者就当代中国视觉人类学的发展趋势、学科建设与理论方法等展开研讨。 

　　影像实践与学科发展不协调 

　　我国影像实践与人类学及民族学研究的交织并相互影响始于20世纪30年代，一些学者借助影像支持田野调查，一些学者则从影像出发，涉足民族和边疆考察。50年代，民族志影像作为一种系统的探索开始起步。直至1973年，视觉人类学在第九届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大会上被确立为人类学分支学科后，中国视觉人类学学科建设才在80年代逐渐走上轨道。 

　　“与影像实践的勇猛精进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却走得太慢，主要表现在缺少重要的研究成果，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未形成完整的教学、科研、典藏和展示的体系。这样的状况又制约了纪录影像的发展，这一领域长期缺乏批评、对话和反思氛围，也未创建独特的理论和评价体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净表示。 

　　拓展研究理论和学科边界 

　　论坛上，与会学者围绕视觉人类学在研究方法、对象、路径等方面的探索更加深化和具体。例如，影像是科学还是艺术，如何解决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非对等关系，如何解决影像制作的伦理问题等。 

　　对于影像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罗红光说，这个问题在国际学界也一直争论不休。如果其为艺术，就可以像制作电影一样去创作；若为科学，就一定要与实际联系紧密。他认为，应该尊重视觉人类学影像中艺术与科学的有机整体性。中山大学媒介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熊迅也表示，“视觉人类学研究中的影像不是抽离生活的视觉艺术，而是融入社会的互动方式。” 

　　民族志影像的表述困境也是与会学者讨论的热点。云南大学西边中心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主任陈学礼认为，民族志影像的制作者和被拍摄者之间存在看和被看、表述和被表述的非对等关系。解决这种不对等状态可采用由在地居民拍摄民族志影像。对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者梁君健认为，“由文化持有者在一定的设备和技术支持下进行的人类学纪录片拍摄实践，重新唤醒了文化身份和社区认同感。”而梁君健同时指出，对人类学影像作品的阐释和研究，常常会面临片面引进电影艺术分析方法的误区。民族志影像拍摄应当被视为一个交互的实践。对于文化持有者而言，他们对拍摄和剪辑内容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件充满文化意义的实践。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黎小锋也认为，新媒体时代，纪录片与交互技术的交叉融合正在催发新的影像创作类型，被拍摄者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类似作者一样的角色。传统意义上的制作伦理关系在悄然发生改变。 

　　新媒体时代给视觉人类学带来的还有动画、美术、声音等新的研究领域。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孙玉成认为，动画虽然是虚拟影像，但基于人类学田野考察所创作的人文纪录影像动画，隐藏在虚拟视觉语言下的叙述内容才是它真实的化身。动画作为影视人类学的表现手段，必将成为影像人类学的重要补充。 

　　发展机遇与困境并存 

　　罗红光表示，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现在的视觉人类学作品在文化、思想、技术上都呈现出多样性，涉及传播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影视媒体的专业制作队伍。视觉人类学在记录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表述中国文化等领域都发挥着深远的学术影响力和积极的社会价值。如今，视觉人类学在迎来新的发展起点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困境：如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不对称；对话交流平台太少；图像、音频、视频在科研成果中只作为资料，没有独立属性等。 

　　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朱靖江介绍，作为人类学学科体系中的一门边缘性分支学科，长期以来，教学体系弱，学术水平、师资人员以及教学成果均差强人意。很多高校设置的视觉人类学研究中心，往往只有两个人，甚至一个人“单打独斗”。学术成果乏善可陈，以影片形态呈现的影像民族志也从未被纳入到学术评价系统之中。这些困境，限制了视觉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 

　　近几年，在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良好环境下，视觉人类学进入了发展新时期。据介绍，从2013年开始，多家学术机构联合，通过创办电子学术刊物，组织大型学术活动等，激活视觉人类学的发展。 

　　“这种努力是建立在日益清晰的学术思考之上的，经历数十年的学科发展，我们才逐渐懂得了人类学对于纪录影像的意义。”郭净表示，视觉人类学的核心意义不只是有影像，还有人类学。将拍摄实践和人类学的理论批评相结合，视觉人类学的发展才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