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个机构的动向受到媒体关注。一是县级驻京办撤销令下达一年后大部分都改头换面继续存活；二是中央综治委更名，将“治安”改为“管理”，成员单位增加，工作机构加强。

　　两个机构的动向正好相反，一个撤销，一个加强，但二者在职能和使命上存在交集，即协调维稳。恰恰是有相同使命却有不同的命运，反应出一个深刻的变化——社会管理在谋变，其思维理念、工作方式方法朝着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适应群众的要求和期待的方向转变。社会管理不仅要“管”更需要“理”。

　　从县级驻京办来说，在成立之初，政府赋予它的重要职能就是搜集信息、跑项目、搞招商，还有维稳之责。这维稳职能大有说头。跑项目、搞招商，应该说没有明确指标下达，但群众进京上访，没有截住责任就大了；截住了，县里要来人处理，不管是使用什么办法，目标就是把人带回去，但不能在国家信访局等部门留底，否则对县领导的仕途产生较大影响。“花钱买平安”就是这么逼出来的。更有甚者，有地方与北京保安机构合作，将截访的任务交给保安公司，形成一个可怕的黑色经济链，把持有正当诉求的群众当做“罪犯”来处置，“黑监狱”事件此前已有曝光，成为一大丑闻。

　　正是这样的维稳方式，激化了官民矛盾，造成了官民对立，形成隔膜而失去群众的信任。进京上访，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被推来推去。“政府不为民着想，官官相护”的印象就在群众心目中形成了。于是，中央政府就成为其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还是解决不了，就彻底绝望，自焚等极端行为就会上演。

　　其实，调处社会矛盾只是涉及社会管理的一个侧面，但是极为重要的方面。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人心畅了，关系顺了，社会就稳定了。问题是，作为面对人数最多、面对矛盾最多、困难最多的基层政府如何做到积极调处呢？动力在哪？在很多时候，矛盾得不到处理，不是能力问题，往往是因为涉及利益分配问题，比如，土地拆迁补偿标准低，群众不接受；再比如，涉及企业的兼并重组，要么高要价，要么低支付，群众不接受。前者侵犯群众权益，后者与民争利。最近中央督察组通报11起强拆案件，共同点是没把群众的利益和诉求放在心上，粗暴蛮横，目标和手段背离，从而引发恶性群体事件。

　　利益关系没有协调好，矛盾就难以调和，甚至被激化。最坏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但政府的损失更大，失去人民的信任是最大的损失。为民谋利，就是为政府谋利，只是政府利益不是用金钱衡量，而是以执政地位稳固与否作为评价标准。

　　在很多时候，想通过强压使之屈服，签字画押，表面上看问题解决了，但实际上冰山下是暗流涌动，冰凌会把大坝冲毁的，黄河地区防凌如同防洪，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常说，堵不如疏，这个道理不难懂，如果水不停地涨，筑坝的速度跟不上水涨的速度，漫堤或溃堤是肯定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堤内的庄稼、房屋被淹被毁，导致颗粒无收、无家可归。

　　截访不如接访。变上访为下访，姿态变了，问题好解决了。我们认为，能让群众把心中的冤屈和不公的遭遇说出来，心里憋闷和愤怒的情绪就会纾缓了，只要能倾听，问题就解决了一半。每个人都有这个体会。

　　争利不如给利。争利，地位不对等，显失公平，还搞乱角色，失去权威；给利就是为民谋福利，是政府的责任。“多予少取”是中央多年一直倡导和践行的理念。基层政府倾力贯彻，效果大不同。

　　联系这次中央综治委更名，就能理解它的深意。不仅是“治安”改为“管理”两字之差这么简单。高层决策者正是看到,当前我国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过去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任务艰巨而紧迫。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对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是理念和思维的转变。社会管理的核心是“理”，是服务。只有摈弃过去存在的高高在上的坏作风坏习气，做到“主动问、热情答、真心办”，把社会管理寓于社会服务之中，并通过有效的社会服务保障和维护群众权益，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从而实现社会稳定。一个稳定有序且充满活力的社会，就是创新社会管理所追求的目标。

　　创新社会管理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所有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以人为本，要不断回应其合理利益诉求和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是否做到这一点，是检验社会管理创新是否有成效的重要标尺。

　　社会是一个大系统，涉及与人相关的方方面面，治理难度堪比“奥数”。但是，只要思路清晰，方法对头，训练有素，就一定会带来新气象、创造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