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后现代主义者相反，哈贝马斯是现代性的坚定维护者。在他看来，现代性不仅具有进步和贡献一面，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具压迫和破坏一面。在现代性进程中，社会的现代化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更多的是现代性带来的进步，我们必须全面公正地对待启蒙、理性和现代性。总的说来，现代性是一项值得完成的未竟的事业。
【关键字】后现代 现代性 理性
不少学者认为哈贝马斯是个奇怪的混合物，他的立场是现代性的，但是他的视角是后现代的；他使用的方法是现代性的，但是他讨论的问题是后现代的；他的信念是现代性的，但是他的许多结论是后现代的。哈贝马斯用现代性的强调说着后现代性的话语，用现代性的态度作者后现代的事情。但是，如果从对启蒙以来西方历史进行反省而言，或者从其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而言，哈贝马斯毫无疑问是一位严厉的社会批判家；与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猛烈抨击（比如利奥塔对基础主义的功绩、福柯对主题的鞭笞和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解构）相比，哈贝马斯更是一位现代性的坚定维护者。
面对现代性，后现代主义者的选择是十分清楚的。他们断定现代性是个负面概念，必须对其进行无情解构。在他们看来，现代性表达了主体中心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对人的存在的全面主宰，因此，作为一项在思想、社会、文化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现代性所绘制的关于人类社会逐步发展与完善的理性蓝图注定要遭受失败。
与后现代主义者相反，哈贝马斯是现代性的坚定维护者。在他看来，现代性不仅具有进步和贡献一面，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具压迫和破坏一面。在现代性进程中，社会的现代化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更多的是现代性带来的进步，我们必须全面公正地对待启蒙、理性和现代性。总的说来，现代性是一项值得完成的未竟的事业。为了更精确地诊断现代性重症，重建理性以完成现代性设计，哈贝马斯对后现代主义反理性观点进行了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在尼采之后分化为两条进路：一条通过批判形而上学而返回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力主这条路线；另一条要揭露权力意志的扩散，用人类学、心理学或历史学方法来揭露主题中心化理论的根源，这条路线由巴耶经拉康到福柯。总体上看，这两条路径对现代性的解构，中心在于全盘拒斥理性。这两条路线主要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福柯。哈贝马斯对他们两人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
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哈贝马斯认为，海德格尔是“一种新宗教的倡议者：提倡将理性溶于原始的存在经验，消融于对存在本身的神秘拥抱”，这种神秘拥抱转译为“为哲学家们所提出的难以捉摸的存在的命定（seinsgeshick）时，就割断了社会理论的术语译解现代生活病理的可能性，并将它们的批评不受具体历史分析的严密性影响。据此可以宣布海德格尔现代性批判的失败。
对福柯的批评。哈贝马斯并不全盘否定福柯的知识权力学说，也非完全漠视福柯对理性的批评。他不仅赞同福柯关于理性是“世上的一物”的观点，而且赞赏福柯对现代主体性和制度的批判，哈贝马斯指出，福柯的确深入地批判了主体哲学，尤其是对“权利后果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引人入胜”。哈贝马斯所不赞同的是福柯批评理性的态度，特别是福柯对理性批评的“全面化”，即把理性批判理性转换成为用“修辞强化了的理性他者”名义对理性进行批判。在哈贝马斯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受启蒙太多而是启蒙太少，是理性的缺乏而不是理性超越。
综合，哈贝马斯得出结论，从尼采开始的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批评，其基本倾向之一就是，力图用非理性或系列神话来克服现代性弊病，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当然，现代性终结了宗教所扮演的社会整合的角色，凸现出需要新的社会整合力量的迫切性。[2]
基于对现代性贡献与破坏双重性的认识，哈贝马斯要求辩证地对待现代性。他赞同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许多批评，认为以主体性为中心的理性主义传统的确将理性放置在一个错误的哲学范式（意识哲学范式）中，错误地使用了理性概念，导致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而单一的向度的理性的负面扩张，造成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经济行为和官僚化的行政管理行为，对生活世界的侵蚀这种现代性痢疾不断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累积，但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2]
哈贝马斯承袭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在他看来，现代性尽管问题百出，但它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它旨在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人格“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时代特征，“主体性”原则构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原则。从时间开端上讲，它是从文艺复兴开始，景启蒙运动到现代社会。实际上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而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指商品化、城市化、官僚机构化和理性化的过程。则这些过程共同构成“现代世界”。因此，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充满发明、革新和活力的过程，“现代性”所体现的理性恶化启蒙精神，它相信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人性与道德的不断改良和完善，人类将从压迫走向解放。“现代性”通过新的技术、新的运输方式和交往方式、产品的分配和消费形式、现代艺术和意识形态而散布到日常生活中。哈贝马斯认为，理性已经完成了真理之源、价值之源，从而也成了现代性的安身立命之地。[3]
哈贝马斯以其对“理性的偏爱”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方案——沟通、交往行动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目的是希望建立一个普遍性的“规范基础”（normative foundation）或标准来描述、分析、批判、评价现代社会的结构，核心目的是要说明现代社会中形式（目的）合理性与实质（价值）合理性的矛盾并不具必然性，这一矛盾是可以有解决的希望和可能的。沟通行动的目的是行动者为了协调相互的行动而进行的行动，这种协调又是行动者相互之间以语言为中介，通过相互沟通而达到的；也可以说，沟通行动是人们相互之间的一种运用语言进行沟通的行动，是使用语言的行动，即语言行动（行为）。[4] 所以，哈贝马斯认为，只有通过交往理论的建立，才可以疗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现代性进行中出现的危机。因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最严重的危机，从国家角度看，是合法化危机，从个人角度看，是动机的危机，而动机的危机又是由于生活的殖民化。哈贝马斯指出，“生活世界的日益殖民化，导致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意义的解体，判断失误的标准的模糊，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司法、经济、政治、教育等行政管理领域形成各自特有的规则，已经与最初的宗旨发生异化。它们寄生于生活世界，仅仅遵循技术原则。原来建筑在人与人相互协调和理解之上的生存价值在全面的外部干预和控制之下彻底丧失，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被严重侵蚀。这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弊病。”由此可见，现代性之所以陷入危机，正是它是单向度的、分裂的，是自我主体的“独白”。因此，只有通过工具理性的拒斥，建立以主体间性为中介的社会交往理性，才能拯救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显然，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理论”的重建来实现话语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创造一种摒弃一切先决条件、取消一切差异的所谓“理想的话语状态”，从而使“生活世界”全面合理化，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克服资本主义危机。[3]
虽然我们可以批判哈贝马斯的言语本体论，但从源远流长的古希腊传统出发，语言可能是当代重构思想和社会科学的希望。的确，如哈贝马斯所言，奠基于语言之上的“理解行为承担着一种协调行为机制的作用。交往行为网络依赖的是生活世界的资源，但同时又构成了具体生活方式的在生产中介。”然而，哈贝马斯也不得不面对后现代的质疑，语言在现代社会已经和权力结盟，其中充满权力和规训，交往又如何可能呢？哈贝马斯的回答是策略性行为不过是扭曲的交往行为，只要有一个理想的语言环境，交往就完成，沟通就成为可能，其实，从人类哲学肇始之时，就一直面临着共识能否达成的难题。从古希腊的“存在难以被言说”到中国古代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都是对这一困境的表达与言说。但是，从这一问题能被表达，到庄子与惠子之间的相互诘问，都意味着人类之间的交往是可能的，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生活世界”（所谓“生活世界”，就是人类生活玉其中的、大家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拥有的、一组庞大而并不明确的社会文化背景[4]），正是这一人人都生活于其中、交往于其中的狄尔泰所谓“共同的领域”，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与同情。[5]
注释：
[1]《“现代之后”的权力观及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以福柯和哈贝马斯为例》杨春福 江苏社会科学 法学研究 2005年第一期
[2] 《现代性重建与后现代主义批判——哈贝马斯对后现代的回应》付永军、商祥江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3] 《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探究》杨芳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6）
[4] 《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二版）侯均生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5] 《交往与共识何以可能——论哈马斯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张云龙 哲学研究
【参考文献】
《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二版） 侯均生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探究》 杨芳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6）
《现代性重建与后现代主义批判——哈贝马斯对后现代的回应》 付永军、商祥江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现代之后”的权力观及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以福柯和哈贝马斯为例》 杨春福 法学研究
《交往与共识何以可能——论哈马斯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 张云龙 哲学研究
作者简介：李昕茹（1988-），女，福建南平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社会学08 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