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阶层通过权力和资本汲取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而弱势阶层自我利益受损的情况则不断出现。在阶层之间利益的配置和冲突过程中，权力和资本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编者的话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逐渐定型化，社会的机会配置方式和配置结构逐渐出现了封闭的趋势。这种封闭表面上并没有像以前的身份制那么僵硬、那么条文化，它的表现形式更为隐秘，但是这种封闭机制却更为牢固，更加难以逾越。为何阶层出现封闭，从底层向上的流动出现了哪些新趋势？一些群体的流动又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当前阶层封闭的几个途径
首先，教育导致阶层分化。1999年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很多研究都表明，农民子女上大学、上好大学的机会却越来越少了。在重点大学中，农民和较低阶层的子女的比例越来越小。愈演愈烈的“择校风”使得优质教育资源日益向有钱的、有权力的阶层子女倾斜。
其次，就业竞争的关系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生就业困难日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对于底层群体而言，靠“知识改变命运”变得越来越困难。优质的就业机会是极端稀缺的资源，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就业竞争关系化。
第三，财富积累方式从劳动致富到财富致富。财富积累的方式发生变化，社会财富的积累已经从 “劳动致富”转变为 “财富致富”。在财富分配方式更有利于资本拥有者的情况下，财富快速向上转移，而社会底层则有扩大的趋势。高房价和高物价把正在出现的新中产又打回了原形。
第四，难以转变的发展方式：GDP与相对贫困化的双重增长。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关系中，经济发展的结果并不必然导致减少贫困。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发展常常伴随着分化和贫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提出来好几年了，但“GDP”政绩观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为了GDP增长而牺牲社会公平的情况仍然非常普遍。
第五，高风险时代的到来：财富向上转移、风险向下积累。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与国家一起成为当前资源配置的两个最主要力量。国家和市场都在把资源配置到最有经济效率的方面去，国家没有弥补市场的失灵，反而与市场一起失灵，在一些需要国家保障的领域缺位。其结果是：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因此，在财富积累和市场繁荣的背后，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被损害。这种社会代价又主要由一些弱势群体和较低社会阶层来承担。
总体来看，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社会结构不断固化的时期，纵观很多社会事件，背后都可以看到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激烈的利益冲突，作为强势力量的资本和权力所有者对弱势阶层的侵害是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些冲突关系主要还是经济利益关系，而绝少地体现为政治关系。
权力正成为一种封闭性的力量
公权力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支配权力，对社会各阶层都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当权力的约束机制不健全时，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权力的私有化，公权力沦为个人谋利的工具，这样的一个结果必然造成对他人正当权利的损害。所以，权力的膨胀总是伴随着权利的侵害。当前，公权力不能有效、合法行使，致使民众权利受损是造成阶层关系紧张，可以说权力与权利的失衡是当前公权力行使中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
当前，权力与权利关系失衡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权力不作为使得权利的行使失去保护。公权力的正确行使是权利保护的前提和手段，当公权力该作为而不作为时，公民的合法权利就不能得到保护。当前，公权力在该作为的领域不作为，是引发阶层关系失衡和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在很多的劳资纠纷和劳资冲突中都可以看到。如职工就业保护和职业病领域，我国公权力的介入非常不够，大量的劳资冲突中都可以看到政府职能缺位的现象。
权力不正当行使带来的权利伤害。在我国，权力是资源配置的核心，围绕权力的不正当行使而形成了一个“差序格局”般的利益圈。在这个圈中，有的是可以支配权力的阶层，有的是可以直接受惠于权力的阶层，有的则是间接受惠于权力的阶层，大量的钱权交易就发生于这一阶层。当前，因为土地和房屋拆迁引发的问题最为集中。地方政府的GDP和土地财政与民众的财产权保护形成了极其尖锐的矛盾对立。这些对立引发了大量暴力拆迁的事件。公权力行使的边界不够清晰，公权力过强，民众的正当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尊重，权力和权利关系的失衡是当前阶层间关系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和表现。
资本是一种更为稳固的市场化封闭化力量
在市场维度上，资源配置的核心是资本。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和大部分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支配作用很强，劳动力自由流动，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劳动报酬。从要素市场看，大部分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但是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如土地、金融等要素方面，市场化的程度还很小。拥有不同生产要素的劳动者在市场交换领域的交换能力分化日益明显，仅仅拥有劳动力的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在市场上的谈判能力日益弱化，而拥有资本的雇佣者则具有绝对优势。
市场化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起到了社会平等化的作用，一部分社会边缘群体通过市场交换劳动致富，富裕起来。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的这种平等化效应逐渐消失，由市场造成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化在不断加强。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下降，特别是随着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的快速成长，资本拥有者在利益分配中越来越处于有利地位。以资本为核心，形成了另一个利益分配的“差序格局”。在这个差序体系中，基于市场竞争和效率逻辑，形成了社会成员的经济分层。在市场配置资源和机会为主的领域中，不同群体之间是一种明显的契约关系，这个契约关系在资强劳弱的情况下，其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不平等性。而且这种不平等契约还经常被恶意破坏，如拖欠工资等，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劳资冲突。由于市场的马太效应非常明显，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的结果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化是无法由市场纠正的；由此产生的贫富的固化是一种看似无可厚非的更加坚固的社会封闭。
而且，资本和权力这个差序体系还存在复杂的交叉关系。特别是权力核心和资本核心，往往有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交换，这种结盟加剧了社会的利益分化。资本拥有者通过与权力联姻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超额利润，权力也能够得到金钱的满足。权力行使的潜规则化加剧了市场造成的利益分化。制度执行过程也是一个“变通”过程，这个变通有的是通过各种机制被合法化了，有的则通过强制力被执行了，所以，一项正式制度在实际的执行中就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化使得很多制度的运行偏离了初衷，总是朝向扩大强势阶层的利益方向上变通。
阶层之间流动渠道的通畅是社会充满活力的表现，也是社会公平的表现，能给社会成员带来希望和奋斗激情。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结构应该是现代化的，应该是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是大多人都过上富裕生活的社会。现在，社会结构的这种封闭化趋势是不利于这样一个社会形成的。从这一点来说，关心底层，给下层成员以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是关乎国家发展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