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合理的、公正的、流畅的社会流动能够化解阶层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相反，社会阶层固化，则会造成不同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产生阶层摩擦与冲突，甚或带来社会震荡。在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美国、英国乃至韩国等国家的社会流动，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政治发展和社会和谐。
美国：自由流动的神话
在美国人看来，流动象征着独立，流动意味着机会，流动带来了希望。美国的移民史、西进史、城市发展史以及郊区发展史，彰显了美国人对流动的特殊情怀。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当自17世纪初欧洲移民源源不断从“旧世界”流向北美新大陆时，这种大规模的移民之举，促使了美国在世界的诞生。美国人深信，流动是不会停止的，所以他们又不断从大西洋沿岸奔向太平洋沿岸，上演了悲壮的西行记。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渐进发展，美国人先后又开始了从农村流向城市，进而从城市流向郊区的迁徙过程。
社会层级之间的自由流动一直是美国的一个神话。“美国梦”的核心是持有从底层流向高层的信念。个人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深信个人是本源的。美国人普遍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能够实现有效的社会流动，能够从工人升为管理者，甚至从乞丐、平民做到国王、总统。社会阶层的有效流动，带来了美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与繁荣。
而美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也再一次表明，社会流动带来和谐，阶层硬化、固化则带来不稳定和社会动荡。2011年出现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暴露了美国陷入了“99%反对1%”的困局。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的“美国病”颠覆了美国自由流动的神话，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发现要上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不是容易了，而是更难了。美国社会阶层流动不是更自由了，而是更困难了。美国人感觉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不平等急速加剧的时代，社会流动的“硬化症”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英国：社会流动的“斯迈尔斯神话”
发轫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化，推动了英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改变了英国传统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创造了“斯迈尔斯神话”。所谓“斯迈尔斯神话”，即指在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过程中，后致性因素在社会流动机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不断涌现的工业家们不是依靠先赋性因素而是通过后天努力，实现自我塑造，赢得了向更高阶层流动的机会。
在工业化和经济结构变迁的过程中，英国较早形成了以“土地贵族——中等阶级——工资劳动者”为主体的具有公开性和流动性特征的三层式社会结构。社会流动成为英国社会整合的有利形式，促使英国社会各个层级联结成一个整体，同时又形成了易于伸缩的社会分层系统，各个层级之间不是静止、封闭的，而是流动、开放的。各阶层都不是封闭的群体，在社会阶层的阶梯上，英国人相信只要不断努力，发挥出自己的能动性，就有可能实现向上流动，其结果是使社会结构内部充满活力。英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和整合，各个层级之间形成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促进了英国各种社会关系之间呈现出动态平衡，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国阶层之间的矛盾，促进了英国社会的平稳发展。
开放的中间阶层，既为英国社会注入了活力，也促进了英国社会和谐稳定。随着英国社会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大批生长在普通甚至贫穷家庭的雇主成为工厂主，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中间阶层的人数迅速增加，中间阶层日益增大。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大学教育在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英国社会形态的平稳过渡。教育与职业的内在联系，使得大学教育成为获得一份好职业、实现向上流动的关键性因素。英国大学教育的世俗化、大众化，推动着越来越多的世俗人士获得绅士身份和职业身份，实现了从平民阶层向更高阶层的社会流动，提高了英国政府管理国家的水平，推动了英国社会的持续平稳发展。
无独有偶，当前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美国的境遇，也再次证明，合理的社会流动促进社会和谐，反之，则带来失序。与20年前相比，当今的英国社会流动似乎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尤其是教育和机会不均阻碍了英国社会阶层流动。据有关媒体报道，由于家庭财力原因，出生于英国社会底层的青年很难进入私立学校接受质量更好的教育，而私立学校和高等教育已成为年轻人获得较好收入工作的关键。对出生于贫困家庭的青年来说，要想成为医生、公务员或金融工作者之类的专业人员都越来越难，社会阶层流动令人堪忧。2011年蔓延英国全国多个城市的骚乱也表明，英国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出现深层裂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英国社会的不和谐。为此，2011年英国副首相克莱格宣布要打造公平社会中的社会流动策略，希望通过遏制裙带关系，给予每个年轻人同等的机会，以此改善社会流动性，消除社会失范。
韩国：后发国家的社会流动
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韩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政治社会结构的顺利转型，其中合理有效的社会流动和分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韩国传统社会是机械、封闭、落后的，社会分化程度低，严格的身份制和等级制维系着社会秩序，阻滞了社会底层的人们通过个人的奋斗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但随着韩国走向现代化，其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益被打破，社会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瓦解了传统的身份制和等级制。尤其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韩国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变迁，农民阶级出现了急速分化，其结果是20世纪60年代占全体劳动人口60%的农民人口，到了1982年降低到25%。伴随产业化而发生的农民阶级的社会流动和分化，既打破了身份束缚，解放了自己，又为产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发展产业的必要条件。
但是，随着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无序流动，除了一部分人为产业所吸收，另一部分成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边缘阶级。即使是在产业中获得职业的人，也进一步发生分化和流动，同时，韩国部分地区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政府于1970年开始调整发展战略，推行“平准化教育”，撤销一批名门学校，推进学校办学条件均衡化，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进而，韩国又开始了“新村运动”，进一步解决工农失衡，动员农民回流农村，改变农村落后的发展状况，共同建设农村社会。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韩国农村摆脱了贫穷与落后，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也逐渐趋向和谐。经过30多年的持续发展，韩国已经顺利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基本上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的社会目标，有效地解决了城乡之间以及工农之间的发展失衡问题。
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民主体制的良好运行，韩国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阶层，社会结构因此逐渐由原来的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韩国几十年的发展史表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流动，不仅改变了社会地位，打破了身份和等级束缚，而且推动了韩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概言之，无论是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还是韩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实践探索都表明，社会流动是和谐社会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协调机制，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对阶层关系具有有效的调节作用，尤其是底部阶层的向上流动，可以为社会构建起一个“安全阀”或“缓冲带”，从而有利于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结构。相反，“阶层固化”轻则损害到个人的积极性，重则破坏阶层循环，阻碍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不利于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结构，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因此，任何一个社会都应当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政策设计，促进有序的社会流动，减少“阶层固化”现象，以实现整个社会动态的、有机的稳定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