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回忆郑杭生先生在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方面的实践与教导，概括指出六个方面：要有强烈的社会关怀，要重视整体的、历史的思维训练，要掌握融通而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要有传承性理论创新的自觉努力；要秉持坚定的学术立场；要致力于养成宽厚包容的学术心态。
非常感谢北京市社会学学会，感谢李强会长，感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市社会学学会2014年学术前沿论坛这样一个特别的场合追思我们的老师郑杭生先生。郑先生在11月9号离开我们，确实比较突然，留下了很多未尽的事业和我们无尽的思念。在郑先生追悼会的当天，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举办了一次追思会，由于时间非常仓促，很多人没有机会详尽表达，我也只是报告了先生病情发展的经过。今天，我想以《社会学如何培养专业人才？——怀念作为教育家的郑杭生先生》为题，做一个补充发言，以纪念一位社会学的巨人。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先生的生平介绍中，先生不仅被公认为著名社会学家，同时也是教育家。先生从1961年毕业留校工作，毕生奉献于教育事业，特别是为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时，先生已经创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我与先生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在入学三年后，即1988年底迎接元旦的联欢会上。先生当时已经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要到各个院系的联欢会现场看望师生。我当时也在准备报考社会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经过时任历史系副教授的金德群先生（先生的温州同乡）介绍，我跟先生汇报了报考研究生的想法和在温州开展社会调查、编写地方志的经历。先生对我参加社会调查的经历很欣赏，还非常优雅地说欢迎报考，并给予了指导和勉励。1989年9月，我有幸被先生收入门下，从此开始了社会学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习以及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生涯。
回想与先生相识、相处、相知的26年时间，一幕幕的往事仿佛就在眼前。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场合，我把先生在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方面的实践与教导略作梳理，概括为6个方面，与大家分享。这些方面就是：要有强烈的社会关怀；要重视整体的、历史的思维训练；要掌握融通而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要有传承性理论创新的自觉努力；要秉持坚定的学术立场；要致力于养成宽厚包容的学术心态。
一、要有强烈的社会关怀
社会学，顾名思义是研究社会的。一个没有“社会”观念的学者很难说是一个合格的社会学者，甚至有可能沦为一些学者所批评的、只关注个体利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无论是开展社会学学术研究，还是从事社会服务、社会工作、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实际工作的人，心中都要有一个“社会”的观念，要有强烈的社会关怀，要有创造“美好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先生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是这样实践的。他所开创的社会运行学派就是源于对中国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陷入恶性运行的一种理论自觉和反思，这个学派的宗旨在于探索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
社会关怀直接源于对社会经历的体悟和反思。先生一生阅历丰富，跨越了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也有着海外“洋插队”的生活经历。他常常会给我们讲到在湖南乡下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四清”运动：初期是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表现为城市和农村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活动）的经历，讲到在江西“五七干校”当石匠打石头的故事，讲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校园内外的派系斗争，讲到在英国留学期间的见闻和感受。每每讲起这些故事，先生总是超越了个人的恩恩怨怨和利益得失，而呈现出对于社会运行的担忧和思考。先生总是说，多点社会经历不是坏事，甚至可以是好事，可以成为人生的一笔财富。记得1989级硕士研究生入学后需要去基层工厂、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当时我和在座的刘精明教授等人被安排在北京制呢厂基层车间做工人。考虑到当时的背景，大家思想上多少有一些想不通的地方，所以在先生问起工作情况时也就坦率地说出来了。记得先生说，对于我们的心情他能够理解，但是从长远看，在工厂工作一段时间，对基层社会有更多的了解，是有益于社会学研究和个人成长的，将来回忆起来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笔财富。现在看来，像我们这样从农村走出来、从学校到学校的学生，能有在城市国有企业工作的经历，确实还是很有价值的。
社会关怀强调自觉开展社会调查，深入了解社会。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了个人的直接经验，而科学的社会调查是增进对于现代社会了解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在先生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非常重视开展科学规范的社会调查。我记得在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就参与先生的课题，到贵州惠水县王佑镇的布依族聚居区开展社会调查。2013年夏天，中国社会学会贵阳年会期间，我还陪同先生和师母重访故地，感慨良多。先生很重视社会调查机构建设，1988年就和李强教授一起就组建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我在1992年首次参与了由该中心承担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委托的全国性专项社会调查。1993年我又参与组织实施了李强教授主持的与美国衣阿华大学合作的“社会变迁与社会意识”全国抽样调查，在这次调查过程中遭遇了有关方面的一些误解，先生为此倾尽全力去化解，保证了调查的顺利进行。在此后的多年时间里我连续参与组织实施了先生或李强教授主持的多项全国性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深入到全国城乡的很多社区和家庭，特别是1995年的全民环境意识调查、1996年的城乡居民个人生活史调查和1998年的城市居民阶层结构调查，这些调查成为我了解社会、研究社会的重要途径，并且积累为我的学术经历中的宝贵财富。应该说，先生和李强教授等人重视社会调查培育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良好传统，并为李路路教授在新世纪创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大力支持李路路教授开展连续性的抽样调查项目（CGSS）的同时，先生还亲自主持了一些典型地区的专题调查项目，其中包括接续李景汉先生文脉所开展的定县调查，延续7年，产出12篇博士学位论文、3篇博士后研究报告；也包括在北京、杭州、郑州、南海、深圳、中山等全国多个城市基层社区所开展的深度调查，产出了“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和“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两套丛书，培养了一批学子。先生2013年春天曾经跟我说他对全国各地的社区建设经验很熟悉，在基层社区研究领域已经很有名气，很多地方政府、基层街道的负责人都了解他的研究。即使在2014年9月份知悉自己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先生依然带着学生到浙江、广东、陕西等地开展调研活动。正是因为长期关注基层、扎根基层，深入开展社会调查，先生才有对于中国社会的更为全面的认识，才有强调关注自下而上的“中国经验”的底气。
社会关怀重视把握社会的脉动，积极推动学术与社会的互构。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非常关注其应用价值，这是对中国经世致用学术传统的传承，是社会关怀的明显体现。先生长期以社会学理论方法及其应用作为其研究领域和培养学生的方向。他所创立的社会运行论，在关怀现实社会运行的同时，提出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理念，这样一种理念从学术话语变成媒体话语，最后转化为政策话语，成为形塑社会的重要力量。类似地，先生创造了社会转型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这一洞见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先生还提出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是个体与社会互构的过程，这种互构已经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实践形态，这些思想体现在其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和社会学本土论等理论观点中，同时也成为看待和形塑社会实践的重要视角和力量。从2002年起，先生一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系列报告的主编，每年围绕不同的社会主题组织研究，产生了很好的学术的、社会的和政策的反响。
二、要重视整体的、历史的思维训练
学习社会学需要有对社会整体的想象和建构，需要有关于社会结构和过程的思维和理解。这种素质的养成，除了必要的天赋和哲学基础知识之外，更多的是要靠对重大社会问题的长期思考和研究，在研究中思考，在思考中体悟。这样一个过程，在开始是非常艰难的，甚至会茫然失措、无从下手，但是只要持之以恒，就会渐入佳境。我很庆幸能在先生的指导下，一开始就注重整体思维的训练。回过头来看，先生曾经安排的一些“命题作文”，其实都是有着深意的，让我感觉受益终身。如果一开始就过分专注于具体问题的思考，纠结于社会研究的细节，恐怕很难打开研究者的视野，对于社会学整体思维的训练和社会学想象力的养成都是有很大局限的。
记得在硕士学习期间，先生正在致力于完善他的社会运行论。1991年，师兄郭星华硕士毕业后暂留学校等待报考博士研究生，在我们的宿舍楼有1间宿舍。先生当时虽然担任副校长，但是每周都要在郭星华的宿舍召开一次研究生讨论会，主要内容就是分析研究社会运行机制的具体内容，包括社会运行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控制机制、保障机制、激励机制等，研讨的结果后来成为《社会行导论》这部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的一部分基础，参与讨论的人员也被戏称为“机组成员”。我主要负责研究社会运行整合机制，这对于一个涉世未深、才疏学浅的青年人而言是一个思维和写作上的重要挑战。现在看来，当时思索过程的艰辛是很有价值的，让我对于分析社会运行有了初步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考，习惯性的历史陈述思维也开始有了一点理论思辨的维度。
1994年中国社会学会在上海召开年会，先生给我出了个题目，让我研究一下城市农民工问题，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大的社会学问题。后来我以《重视和发展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事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为题完成了论文初稿，经过先生修改后提交了年会，并在《学术交流》杂志公开发表（1994年第5期）。为了应邀出席1995年联合国社会发展大会，先生还曾让我研究一下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的关系，我努力完成了一个初稿送先生修改，并且另外对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几点个人的看法，后来发表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1995年第4期）上。现在看来，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关系确实是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同样在1995年，先生还曾让我研究整理一下当时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与问题，后来此稿的一部分内容经先生修改发表在《社会学研究》杂志（1996年第1期）上。1997年，中国社会学会在云南召开年会，针对当时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先生让我思考一下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这又是一个宏大命题。我结合自己的历史知识，尝试着从文化的角度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和协调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得到先生的很好评价，并合作发表在《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上。2003年的“非典事件”产生了广泛的学术的、社会的和政治上的影响，经过多年的学术训练，我已经能够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跟先生的讨论中，我提出中国社会进入高风险时期，需要关注社会安全问题。后来又与先生合作撰写《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与对策》，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大概正是考虑到经过多年训练，我在整体性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与趋势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的和经验的积累，先生在2002年重新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系列报告主编的时候，就委托我做副主编，迄今已经出版12卷。
除了整体思维的训练，历史思维的训练对于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也很重要，这是先生的又一个卓识。先生认为历史学和社会学都是综合性社会科学，前者面向过去，后者面向现在和将来；前者侧重揭示社会发展的纵向过程，后者侧重分析社会运行的横向过程，两者都是深入研究和认识社会的重要学科。所以，先生在初创社会学硕士点时，非常强调考察学生的历史学基础，在考试科目中专门设置了“中国近现代史”。事实上，先生不仅认为学习社会学需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而且要有一种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强调对于历史发展的过程要一分为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有发展的眼光。先生曾经说过，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不断前进的，前进中的历史也有它的问题，不能用一面来掩盖另外一面，这种观点对于分析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是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的。更重要的是，先生明确意识到社会学是一门自外引入的学科，没有科学的历史思维，不与中国社会思想对接，不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找准位置，社会学就很难落地生根、发展壮大。因此，先生非常强调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力主将之列为社会学专业主干课程，积极推进社会学学科的本土化。先生很早就想用社会运行论的观点组织编写中国社会思想史，我在硕士毕业留校工作后也参加了他的课题组，参与了一些著名思想家的选择和史料汇集工作，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开始写作。但是，先生一直念念不忘，在完成其他课题之后，又陆续招收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推动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和教材编写，并组织编写了在国内外具有影响的中国社会学史教材。可以说，先生对于历史思维和历史意识的强调，不仅有助于社会学学科的本土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学者在中国历史发展和世界体系演变的大脉络中找准中国社会研究的真问题，把握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科学地认识和引导中国社会变迁。
三、要掌握融通而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
社会研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需要有宽广的知识基础。除了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有必要的了解外，对于社会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知识更要有系统的理解和把握，先生非常强调这一点。
记得当初留校工作时，先生说起人大社会学系的一项授课规定：每一位新进教师都必须讲授“社会学概论”这门课程。他说只有能够讲好这门课，才能对社会学学科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有通观的能力，而不至于是盲人摸象；也只有讲好这门课，才能更好地开展专门领域的研究，否则视野就会受限，专业研究也很难深入，而且不好与其他研究沟通协调。最为重要的，是因为社会学学科本身是非常多元化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很容易满足于一个理论、一种视角、一块领域，很容易固步自封、自说自话，而丧失对于整个社会运行关键问题的把握和分析能力。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先生确实是有远见卓识的。时下一些社会学专业人员确实出现了先生当年所说的情形，精专有余，融通不足，甚至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研究和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先生不仅要求社会学系教师讲授“社会学概论”课程，而且鼓励教师们参与“社会学概论”教材编写。先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教材，从1987年以《社会学概论新编》名称出版，到1994年更名为《社会学概论新修》，后于1998年、2003年和2013年不断修订再版，累计已经发行200余万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影响，很多人都是读着这本教材进入社会学领域或者了解社会学的。先生在主持编写教材时，非常强调集体编写，强调青年人的参与，他把编写“社会学概论”教材作为系统掌握社会学基础知识的一种训练。我很荣幸在毕业留校工作不久的1993年就参与了《社会学概论新修》的编写，当时先生和李强教授安排我编写“社会群体”，我感觉压力非常大，因为自己并没有太深入的研究，怕编出来误人子弟。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编写的过程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逼着自己搜集资料、广泛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向其他编写者学习交流的过程，也是一个在了解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寻找自己研究起点的过程，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知识梳理和融通的机会，还有助于磨练心性，以免囿于一孔之见而孤芳自赏，甚至狂妄自大。在多次参加教材编写之后，我确实感觉受益良多。2013年，先生主持教材修订再版时，将我增补为副主编。
除了要求讲授“社会学概论”课程和参与教材编写，先生还给我机会参与全国社会学专业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规划工作，更进一步地开阔我的眼界。1999年，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决定组织编写“社会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当时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委员会确定的10门专业主干课程是：社会学概论、国外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学史、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经济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社会现代化、社会工作概论、社区概论、社会心理学。受先生委托，我联系编写工作，并参与了“社会学概论”和“中国社会学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编写。编写完成后上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后于2003年以高等教育司组编的名义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8月，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社会学系系主任联席会议威海会议决定，要加强面向21世纪的社会学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发展战略、目标和模式研究。受先生委托，我又面向全国社会学系组织调查研究，特别是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等校社会学系的大力支持下，我协助先生完成了《21世纪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报告》并撰写主报告，于2004年上报教育部高教司。
2007年，为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策划出版“近30年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丛书，委托先生主持编写社会学卷。先生又一次把这个总结和通览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成就的机会给了我，让我组织编写。当时先生和我一起商量了编写体例和内容，然后面向全国社会学教学研究机构征求作者。很荣幸，该项工作得到了很多兄弟单位和学者的响应与支持。最终，我们按照“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分支社会学”和“社会学的其他二级学科”三编,
先生还曾委托我策划、组织很多次学术会议，给我与同行交流、向同行学习的机会，同时引导我围绕一些重要议题促进知识整合。其中，印象比较深的学术会议包括先生主持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获批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之后首次举办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公平学术研讨会”（2001年3月），2001年12月举办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2002年5月举办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与政策选择学术研讨会”，2004年10月举办的“现代化的反思：理论与政策学术研讨会”，2005年9月举办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历史 现状 未来学术研讨会”，2008年6月举办的“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三十年学术研讨会”, 2010年7月举办的“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学术研讨会”，等等。策划、组织和聆听这些学术会议的过程，确实是一个宝贵的融通社会学专业知识的机会。
四、要有传承性理论创新的自觉努力
一个学科没有创新就不会有发展，甚至会失去存在的价值。但是创新总是基于对传统的继承和超越，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完全脱离传统学术积累的创新活动是几乎不可能的，有些所谓创新不过是很浅薄的自说自话。先生非常强调传承性的学术创新，也就是他经常说的社会学研究要注重“开发传统，超越传统”。
先生被公认为中国社会学社会运行学派的创始人和旗手，但是先生一直强调社会运行论的提出实际上是传承了严复先生关于社会学的理解。他曾说过，用“治乱兴衰”来评价社会运行状况，在我国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近代的严复先生在翻译出版“群学肄言”的时候把社会学看成是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这是将社会学置于中国社会思想史脉络中的最先尝试，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先生自认是受到严复的启发、沿着严复的思路，结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运行状况，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恶性运行状况的反思，才提出了社会运行与发展的三种类型——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性运行与模糊发展、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并进而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社会学定义，奠定了社会运行论的基石。在先生晚年大力倡导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并引起广泛响应的时候，他也曾明确表示其“理论自觉”的概念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是一脉相承又有所区别的。先生指出：与“文化”概念相比，“理论”是个小概念，“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在社会学这门学科中的特殊表现。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的论述，在一般意义上讲，对说明“理论自觉”也是适用的、是有很强启示意义的，只是理论是文化的系统化形态，是对文化现象的提炼概括，所以理论自觉又有其特殊内容、特殊表现和特殊要求。对于类似以上内容的学术传承关系，先生在公开发表的论文和著作中，也是从不讳言的。先生对于学术传承的强调并没有淹没他的创新成果，反倒使其创新成果更有历史感、更加厚重，因而也就注定将有更加深远的学术影响。
在指导学生撰写论文时，先生总是鼓励学生多读书，非常强调对于文献的搜集、阅读和分析，尤其是强调要科学地选择文献，力求通观而不要一叶障目。先生常常依据一篇论文所引用和参考的文献就能针对该论文给出一些中肯的评价。先生鼓励学术传承，特别是创造性地发扬光大已有的社会学研究。针对一些学生盲目求新的浮躁倾向，先生总是特别叮嘱要有耐心，要对已有的研究，包括对导师的有关研究，做积极主动的思考和应用，这种应用本身就是创新。作为社会运行论的创立者和倡导者，先生鼓励学生们将社会运行论运用于各个领域的研究，在深入研究中不断发展创新社会运行论的观点和方法。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先生如此主张并不只是为了创建和发展社会运行学派，实际上是体现了对于学术创新规律的遵循，体现了深化社会研究的需要，也是对社会学研究新手的有效指引。
对于自觉运用社会运行论研究中国社会、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的学术努力，先生总是大加鼓励和支持。我从1995年开始在职跟着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我对社会运行的环境基础有着一种自然的关心，自从1995年参与组织实施全民环境意识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之后，这种关心变得更为强烈，所以我就有了从社会学的角度，特别是从社会运行和转型的视角分析中国环境问题，并将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主题的想法。当我把这个想法汇报给先生时，他以高度的学术敏感很快就给予了充分肯定，由此我就开始了研究和写作。由于当时我对环境社会学还知之甚少，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是凤毛麟角，文献搜集非常困难，加上自己的理论功底薄弱，理论思路常常中断或者拧巴了，整个写作过程非常艰辛。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先生1998年在日本讲学期间，利用当时算是非常先进的电子邮件技术与我保持联系，帮我理清思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几乎是每完成一章就发给先生，经过先生的指点，得到先生的肯定，我才敢继续往下写。我同时还请李强教授利用出国讲学的机会帮我搜集资料。最后，我终于在1999年勉强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直到论文答辩通过，我才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走在一条探索社会学研究新领域的路上，但是先生可能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没有先生的远见和坚持，我恐怕也难以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更谈不上有后来的进一步发展。
在我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之后，先生积极鼓励我修订论文公开出版并欣然作序。他在序中指出我的拙著继承和发展了社会运行论的思想，深化了社会转型视角在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提出了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新观点，开创了一个大有希望的研究领域。在拙著出版之后，先生又不断地给我创造条件，大力支持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环境社会学的发展。2006年，在先生的支持下，我组织召开了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他亲自出席会议并讲话，做出一些重要指示。这是国内环境社会学研究者的第一次集结。2007年，我又在先生及其主持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组织召开了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同样亲自出席并发表演讲。后来，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逐步制度化，先生主持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一直是主办单位之一。2009年在河海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2011年7月在中国社会学会江西年会上召开了“环境风险与社会转型”分论坛，2012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了第三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2013年在河海大学召开了第四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会议先生都坚持出席指导，一次也不拉。
非常遗憾的是，2014年10月在中国海洋大学召开第四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先生当时已知身患绝症，我也知道，实在不忍心继续劳动他。但是，他开始还是表示要出席，直到最后才跟我说：这次就不外出了吧。谁知这一次的缺席就成为先生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永别！这么快先生就离开了我们！
回想起来，先生不仅大力支持和参与环境社会学的学术会议，而且还与陆学艺先生、李培林研究员等一起，积极推动环境社会学的学术组织建设。2008年12月，在先生和中国社会学会的支持下，人口与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四届理事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我有幸被推选为会长，先生和陆学艺研究员、童乘珠女士受邀担任名誉会长。2009年，在中国社会学会西安年会上，人口与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正式更名为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并在后来得到民政部正式批准，成为组织开展环境社会学学术研究和交流的重要组织平台。与此同时，在先生的支持下，我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环境社会学研究所。可以说，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与先生长期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是密不可分的，这门分支学科的发展路径也遵循着先生所倡导的传承性创新的路径，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不知道这一点是否够让先生在天之灵心有所慰。
五、要秉持坚定的学术立场
学问如人生。做人有做人的原则，学术有学术的立场。先生是一个以学术为业的人，随着他的学术积累越深，我对此体会也越深。作为一个学术人，先生非常强调要有远大的学术抱负，要有坚定的学术立场。先生始终认为，做学问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非常重要，否则难成大器。
我以为，先生最为坚定的学术立场是推进社会学的中国化，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派，这是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一开始就为自己确立的目标，并且为之奋斗终身。他在社会学领域最初的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中，都使用了“新探”或者“新编”的名称，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其和李强教授等概述社会运行论的著作《社会运行导论》一书的副标题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其生前自编出版的社会学学术历程也是以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拓展、应用、深化为鲜明主题。先生晚年在倡导理论自觉时明确指出，“理论自觉”的主要内容或者首要自觉，是对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的自觉。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学应把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也就是说需要在对西方社会学合理借鉴的基础上，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传统中丰富的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者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的一个案例、一个验证或是某种中国版。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先生始终强调在社会学研究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他曾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判断和具体观点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判断始终具有科学性，而一些具体观点可能会因为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需要修正。先生认为，坚持实事求是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方法论，做学问一定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能走极端，不搞片面性。先生的这种立场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在一些极右的人看来，先生非常左；在一些极左的人看来，先生又非常右。先生曾经用自嘲的口吻给自己做了一副对联：是左是右任人说，不左不右行我路；横批：我还是我。事实上，先生坚持的是唯物辩证法，运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智慧。
先生还非常强调在中国社会研究中要秉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的立场，这是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怀密不可分的。先生在1985年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两种主要形态：革命批判性形态和维护建设性形态，而且指出前者只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过渡性、预备性形态，后者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可以说是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先生也曾多次说过：中国社会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在这样一个转型阶段，你可以找出一百条证据证明它的问题，同样也可以找出一百条理由证明它的进步，关键是我们到底希望它朝哪个方向发展？对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是否有坚定的信心？他说，每一个社会学人都不是旁观者，而是转型的参与者。先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前景充满信心，坚信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坚持社会学要关注民生、服务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认为，秉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的立场，就是在分析中国社会时，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种立场才是有助于引导中国社会成功转型、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的学术立场。
大概是考虑到先生长期坚持的学术立场和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影响，2004年，中共中央在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时，委托先生和景天魁研究员组织“社会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工作，担任首席专家。首批主要成员包括陆学艺研究员、李培林研究员、李强教授、王思斌教授、谢遐龄教授、我以及有关部委领导，后来又增补了宋林飞教授、刘少杰教授为主要成员。2008年5月，我和李培林研究员被增补为首席专家。我作为一位青年学者，能够有机会参与这样高层次的工程，肯定也离不开先生的大力举荐和支持。在长达6年多的教材编写工作中，我协助先生和其他首席专家，组织实施了全国性的“社会学概论”教学调查，召开了各种相关会议近50次，撰写工作简报60余期，并在先生的指导下参与教材编写、协调、修改和统稿等工作。从2006年1月开始，课题组根据中央批准的提纲开展教材编写工作，于2008年1月形成教材送审稿，后经工程咨询委员会四次审议，累计修订13稿才最终付印。于我个人而言，参加这次教材编写，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深化了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以及对于发展中国社会学的认识，也向一些社会学界和其他学科的前辈学习了很多东西，受到了非常宝贵的全方位的锻炼，而且对先生所强调的学术立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的学术立场和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六、要致力于养成宽厚包容的学术心态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为一名人所景仰的社会学大家，先生一直非常强调要有宽厚包容的学术心态，他甚至将此作为人品的重要内涵。记得在我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时候，先生曾经在课堂上提到：作为一个学者，学问与人品都很重要，一般来讲应该是七分学问三分人品，在特殊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倒过来，三分学问七分人品。人品对于学问有着定向作用，关系到学者之间的合作，也对学者的社会角色有着重要影响。一个缺乏包容心态的人，不仅难以与人合作，终究也是难成大家的。社会学的人才培养要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
先生一直倡导学派建设，但是反对宗派意识、主张和实践，主张多些学派、少些宗派。先生说，健康的学派肯定要努力捍卫自己的学术立场和观点，不断深化本学派的研究，不断改进人才培养，向社会学共同体贡献有特色的理论视角、知识积累和学术人才，但是并不是盲目排斥其他学派的研究和观点，甚至与其他研究者为敌。在学派成长的过程中，肯定要与其他学派、学者发生学术论争，甚至论争也可能发生在学派内部，但是这些论争只能局限在学术层面，不能牵涉其他非学术因素。他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学者们可以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这不应影响学者之间的友谊，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学术领域和非学术领域。如果在学术讨论和批评中掺进种种非学术因素，或者因为学术观点不同而影响到学者之间原有的友谊，那就是不适当的。他也以此多次谆谆告诫同门的师兄弟们。
据我所知，先生在创建和发展社会运行学派的过程中，曾经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与其他学者发生过论争。例如，在社会学对象问题上与苏国勋研究员发生过论争；在价值中立问题上与李金老师做过交锋；与谭明方教授讨论过社会学基本问题；就中国社会转型问题与孙立平教授等人有过争论。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与苏国勋研究员之间的论争，先生有过多次提及。但是，先生也总在说他与苏国勋研究员是很好的朋友，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也不少，而且是客客气气的。我也确实见过两位先生同桌畅饮叙旧的情形。与先生一样，苏国勋先生也是非常随和、坦率和友好的。
先生的宽厚包容使得他善于团结人、凝聚人。先生辞世后，在很多学界同仁的追忆中，对此都有提及，认为他在凝聚社会学界力量、促进社会学者团结、加强社会学学术社区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所直接体会到的是，在先生的领导和垂范下，中国人民大学一直有个包容、和谐、稳定而又富有活力的社会学团队。李强教授、李路路教授、张建明教授、林克雷教授、潘绥铭教授、夏建中教授、郑也夫教授、刘少杰教授、胡鸿保教授、郭星华教授、刘精明教授、李迎生教授、陆益龙教授、冯仕政教授等等，都曾经是或者依然是这个团队的重要成员，我个人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这个团队的成员之一。这个团队的成员都在从不同的角度为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学学科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按照民间的风俗，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到满七了。但是，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就像从来没有离开。作为学生，我不及先生十之一二，但是仍存孜孜以求、好好学习之心。今天，我将个人的几点粗浅体会说出来，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够与大家一起践行先生的遗愿，发扬光大先生未竟的事业，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作者在北京社会学学会2014年学术前沿论坛暨郑杭生教授追思会（2014年12月21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上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