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科角度看，学术创新可以分为学科内创新与学科际创新。对于学科内创新，我们比较熟悉。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概念和语言、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遵循学科规范继续往前推进，就可能形成创新，而且这种创新容易被承认是专业性强、合乎学术发展脉络的。学科际创新发生在学科之外、学科之间，不是学科内创新的简单推广和应用，因为它往往需要冲破原有学科的界限，容易遭到来自学科内的质疑，被指责为不专业、不地道。对于学科际创新，我们不仅不熟悉、不习惯，甚至因为难度和风险都很大而不愿去尝试。但是，现代社会发展却越来越要求我们加强学科际学术创新。 

　　现代社会高度复杂化，许多被称为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等的专门性问题，其实难以由单一学科完满地进行处理。更有许多问题，特别是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例如“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发展，其中交织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理问题，乃至历史、宗教、语言、风俗习惯等人文问题，很难严格划分各自的界限。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们遇到的这类重大问题会越来越多，迫切需要探索开展学科际创新的途径和方法。 

　　学科际学术创新离不开学科内研究。怎样以学科内研究为基础开展学科际研究？面对复杂而重大的问题，常见的做法是把多学科的研究者集合起来，各管一个方面，各写一个章节，各说各话。这样虽然可以反映研究对象的多面性，但只能算作凑合、集合，而不是综合、会通，因而算不上学科际学术创新。真正的学科际学术创新至少应包括概念语言创新和研究路径创新两个方面。 

　　在概念语言方面，既然不能不使用学科内的概念语言，又要进行学科际学术研究，那就首先要尊重这些概念语言，准确地理解和使用它们，否则就难以保持专业性。同时，又要扩展这些概念的含义，否则就很难实现不同学科之间概念语言的沟通，也就难以综合地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再进一步，在学科内概念语言之外，还要创新一些学科际概念语言，这就要解决这两类语言之间的融洽性问题。几类概念语言要运用于解决同一个问题、必须兼容贯通，这就要求各个学科内的学术规范扩大开放度，不能相互排斥和冲突，不能认为只有自己学科内的概念及其应用是规范的，别的学科的概念就是不规范的；不能认为那些学科际的概念语言，就是“四不像”、不伦不类的。这种开放和包容，对于学科际创新的顺利开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就是明证。自从引入西方社会学以来，我国社会学学科化倾向越来越强，学科界限越来越固定，这就减弱了这个学科本来具有的综合能力。费孝通先生晚年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提醒我们要扩展社会学的学科界限。他自称是一匹野马，在学科间自由驰骋，不沉溺于学科框框之内。这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 

　　进行学科际学术创新，除了要解决概念系统的开放包容问题，还要找到实现的路径。不同学科、不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路径也不同。理论研究或比较抽象的学科，重视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因而把案例、经验事实或数据作为例证。而像社会学这样重视实证的学科，则强调基于案例、事实或数据引出概念和理论。这样就出现了引证案例（事实或数据）和基于案例（事实或数据）两种研究路径。引证案例（事实或数据）所实现的学术创新，依靠的是概念的清晰性和逻辑的自洽性，引证的案例（事实或数据）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社会的，必须能体现概念的可信性和逻辑的合理性，而且案例（事实或数据）之间应是相互补充的，不能互不相干、支离破碎。基于案例（事实或数据）的学术创新，依靠的是事实及事实之间联系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通过案例（事实或数据）的完整性保证观察和研究的综合性。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通过把一个村庄五脏六腑的结构和功能完整地呈现出来，实现学科际学术创新——尽管它通常被视作人类学、社会学著作，但其实并不受限于学科的规制。如按中国传统对“学”的理解，它也是一个学派（社区学派）、一个学说（功能主义）的代表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