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以对“消费社会”的分析为核心，运用物、消费、符号、仿真、内爆等概念论证了“社会的终结”命运，为我们理解“社会何以终结”这一问题提供了独树一帜的逻辑线索。鲍德里亚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符号学转向为方法论基础，围绕消费社会的本质特征、分化逻辑与发展趋势，以对物体系的分析为起点，论证了从消费社会的产生到拟像社会的到来再到社会的终结的必然性。他的思想体系中暗含的“社会何以终结”的论证线索，使他一反主流社会学关于“社会何以可能”的经典论题，通过本体论的颠倒、认识论的逆反和方法论的转向，扩展了社会学想象力的空间，也为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开辟了另一种视点与可能。
【关 键 词】鲍德里亚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关于“终结”的言论从未消失过。终结意味着与过去的告别，预示着一种新的开始的可能，而这恰恰揭示了历史运转的逻辑真谛。尤其到了现代社会，面临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传统社会决裂的期望及现实更是催生出了各种各样的“终结”话语。在学术界，科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哲学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所知世界的终结等相关讨论一次次地冲击着人类对现代社会的认知和理解。与这些带有鲜明的理性主义印记的终结话语不同，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以对“消费社会”的分析为核心，运用物、消费、符号、仿真、内爆等概念论证了“社会的终结”命运，为我们理解“社会何以终结”问题提供了独树一帜的逻辑线索。鲍德里亚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符号学转向为方法论基础，围绕消费社会的本质特征、分化逻辑与发展趋势，以对物体系的分析为起点，论证了从消费社会的产生到拟像社会的到来再到社会的终结的必然性。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符号学转向
鲍德里亚关于“社会终结”的论断是建立在方法论的符号学转向的基础之上的，他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符号价值有机勾连在一起，由此开始了对消费社会的符号性探寻与批判，为其后来理解具有象征价值的符号构成的超真实社会的虚幻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论依据。
受到列斐伏尔、德波、巴特思想的影响，鲍德里亚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即消费社会的形成。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型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而消费社会的最重要特征则是符号系统的形成。与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将焦点集中于生产之上不同，他试图扩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努力将符号消费整合到其中去，因为在消费社会里，物品极大丰富，“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1]1，由此商品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类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象征的文化价值。也就是说，商品不仅仅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只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符号价值如风格、声望、奢侈、权力等等的表达和标志也成为商品和消费越来越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以符号消费为特征的当代社会，需要符号学理论加以补充。随着商品的政治经济学转向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消费社会的劳动也已经从生产商品转向了再生产符号，“商品形式已经让位于符号形式，这意味着等价的符码比商品的交换更加具有意义”[2]123。通过将关注点聚焦于“消费”及其“符号价值”，鲍德里亚实现了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批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利用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当他把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和‘分配’放入括号之内，悬置起来，仅仅对‘商品’进行纯消费的现象学描述和符号学建构时，‘商品’已不复是商品，它变成了‘物品’。‘消费’也已不再是原来与生产和分配相扣的经济链上的一个环节，而是成了一个封闭的自我折回的世界。‘消费’注定要成为鲍德里亚语汇的中心词，成为他建构的消费社会的逻辑起点、主要基础、根本特征和基本运动；他在征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消费’一词时，已经踏上了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3]165。
为了表明其消费社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借用法国精神分析学者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分析了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镜像’隐喻意味着一个事物通过另一个事物建构自身的图像或形象，同样，传统政治经济学是通过‘生产’这面镜子来建构关于自我统一的形象或幻象的，所以关于生产方式、劳动价值、资本、辩证法等范畴的分析和批判，完全是一套代码、隐喻或系统性的阐释，‘生产之镜’完全可以扔开或打碎，正像马克思粉碎了虚构的所谓‘经济人’镜像，粉碎了关于市场和利润的一整套系统神话”[3]165。在此意义上，传统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镜子，它为其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免费服务和求证策略。这样，“马克思主义成了镜子兼镜像，成了一种完完全全的虚构，根本谈不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激进的批判，因此必须打破马克思主义这面反映了西方所有的形而上学的‘生产之镜’”[3]166。鲍德里亚犀利地指出，在坚定地忠于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原则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只有社会批评者注意符号或意义压迫的种种作用，才能有充分理由称自己的工作是“唯物主义的”[4]139。在此批判基础上，鲍德里亚坚定地将其研究视角锁向“符号消费”，开启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波斯特因此说鲍德里亚是第一次“使符号学从属于批判理论”[5]105的人。
总之，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把人类的消费目标从商品的使用价值转向商品的符号价值，生产商和经销商为了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制造出了样式和色彩无限丰富的符号体系，而要清楚明确地揭示符号体系的存在根据和演化逻辑，面对商品生产而形成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已经无能为力，这时就需要切合消费社会的新特点对符号开展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通过及时的转向来完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法实现的任务。无论如何，当代人类社会是超越工业社会的后工业社会，是工业生产的统治地位已经坍塌的消费社会，是发生了空前深刻变革的符号社会，这时再以工业社会中形成的生产方式概念为基础理解当代社会已显得不合时宜。而这种社会的总体性转变“涉及从形式-商品到形式-符号、从一般等价规律下物质产品交换的抽象到符码规律下所有交换的操作的转变。与这个转变相对应，就是从政治经济学到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转变”[6]107。
二、消费社会中的物体系即符号体系
符号与消费是如何被整合到一起形成新的意识形态，从而促使社会走向终结的？鲍德里亚独辟蹊径地以对“物”的分析批判为逻辑起点，通过对物体系的功能性和象征性的解读，论证了消费社会中“物”与“符号”的合谋可能带来的异化和不平等。
应该说，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建立在其对消费社会的物体系的分析基础之上的。正是从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物”入手，鲍德里亚揭示了消费社会的本质和秘密，“他从人们对‘物’的消费行为中，不仅仅看到了物对人的异化，更看到了物的消费中实际蕴藏的‘符号’的消费及其所导致的异化”[7]1。在《物体系》这部著作中，围绕“物品如何才能有意义”的问题，鲍德里亚从三个方面详细论证了消费社会中物的存在方式的变化，通过对物的功能系统、非功能系统和功能失调系统的阐述，将物体系与符号价值体系有机关联起来，分析了从物到符号的转换过程，突出了物的主体性地位，为理解消费社会的根本特征提供了恰切的概念范畴，并为其后来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所探讨的“物”，主要是指日常生活消费之物，同时它也包含了高科技成分或元素，其本质特征和主要功能是技术层面的，当然物的品牌、形状、颜色等次要功能和引申意义也很重要，它使物成为具有独特意义或文化特质的物，成为个性化与差异化的符号之物。这意味着，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物的功能性或实用性日益从主要地位下降到次要地位，其象征意义变得越来越重要。围绕物的功能性的转换，鲍德里亚论述了从物到符号亦即消费意识形态的演变逻辑。
具体说来，鲍德里亚首先从客观性角度以家具摆设为例分析了物体系的功能变迁。他指出，家具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之物，实用性是其存在的最大理由，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家具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组合家具的方式是一个时代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忠实形象。典型的布尔乔亚室内表达了父权体制：那便是饭厅和卧房所需要的整套家具。所有的家具，功能各异，但却能紧密地融合于整体中……在这个私人空间里，每一件家具、每一个房间，又在它各自的层次内化其功能，并穿戴其象征尊容——如此，整座房子便圆满完成家庭这个半封闭团体中人及关系整合。”[8]13也就是说，在传统家庭生活中，具有紧密性与封闭性的家具组合摆放方式体现了父权制的层级权威和情感关系，物的背后展示的是具有道德取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到了现代家庭，随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开放以及家庭结构的转变，家具不再作为道德感的载体而存在，物的功能从过去的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物变成了一种功能性的中性存在，一种零度化存在，体现了现代人对功能效率和自由民主的追求。尽管如此，必须清楚的一点是，物的具体功能及其象征意义虽然发生了一定的变迁，但物的存在仍以其客观的实用性功能为基础。当然，也必须看到，物品的物理特性正在日益退化和弱化，而其抽象符号意义正与日俱增。
其次，鲍德里亚从主观性角度论述了那些没有客观实用性的非功能性物品的意义。他以古物和特殊物品的收藏为例，进入物的非实用性领域，分析了那些没有直接使用效用的物品的象征价值。他指出，那些被人们收藏起来、细细把玩的古物，原初被塑形的实用功能消失了，“对于古物的品味成为了一种试图超越经济成功这一维度的渴望，它将社会的成功或者特权阶级富有的地位神圣化了，并将其转变为一种文化，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古物由此标志了一种社会的成功，它找寻着一种合法性，一种可继承性，一种‘高贵’的确认”[9]19-20。这就意味着，人们收藏古玩其实是为了获得超越物质财富成就的更高尊荣和持久神圣的存在感。通过这一过程，特权阶层成功地将其经济地位转变成了一种继承下来的美德，而知识分子则因此表达了一种“向传统致敬”的济世情怀，寄托了对永恒历史的追思，以此实现对自身存在地位的终极确认。也就是说，物本身并不会仅仅具有建立在客观物质基础之上的一般的功能性特征，它还具有超越于功能性的其他特征，有可能“在一个普遍记号的体系中，成为游戏、排列组合、计算中的一个元素”[8]72，产生特定的意义和象征价值。而象征价值则来源于人的主观赋予或心理认同，与人的爱好、激情和执著有关，体现了人们“通过物的差异性处置方式来表达一种超越物性实在的‘品位’意向”[10]68。物的自然属性渐渐被遗忘，它的非功能取代了功能，其象征意义反而成了其存在的最大证明，人与物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通过非功能物，人建构起了一个私人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当中，他获得了主体性以及超越死亡的手段，但却往往是以幻觉的形式”[11]70。
接着，鲍德里亚从对新奇的小发明和机器人等技术人工物的分析入手探讨了物的功能失调体系，揭示了物的“意识性”和“理念性”，并进一步深入物的引申意义场域，从技术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论述了物在消费社会中如何叙述自己并实现其意识形态实践的企图。他指出，高科技的技术物是人们对高度自动化追求的产物，而自动化是物的极致，使物产生了其现代意义上的神话学，从而造就出一个“功能错乱的世界”，其表现为：“无理性的复杂化，对细节强迫性的注重，怪异的技术性，无意义的形式感，典型的功能错乱物包括会飞的闹钟、太阳能剥蛋壳器、九种焦度的烤面包机以及调制鸡尾酒专用的机械调羹，等等。一旦进入这个眼花缭乱的层面，物品的功能就不再服务于人的日常生活，而是，转而服务于人的神经质和狂想。”[11]71从另一角度而言，物逐渐失去其本身的客观性和功能性，“让人觉得它和独立自主的个人有相似之处”[8]131，物成为一种拟人化的存在，成了像人一样的具有意识和智能的特殊物，这有可能引发物对人的反叛，导致各种意想不到的大灾难。在消费社会中，作为商品的物也有可能变成拟人化的主体，以种种象征符号控制人的行为和观念，进而带来人类生存的异化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人的需要产生了物，而是物生产着人的需要，区隔着人的地位差异，物因此成为标志性符号，而符号-物也成为消费社会的主导者。鲍德里亚进一步通过对品牌商品与系列商品、信用贷款、广告等市场现象的分析，论证了从物的主观意识性到物的个性化的转换过程。由于只有个性化的物品才能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和消费欲望，进而展现个体的身份与品位，因此肯定、追求、炫耀差异性的消费观念便成为适应消费社会需求的新意识形态。
从对物品的客观实用性功能及其象征意涵的分析挖掘，到对其超越功能性的非功能系统的解读，再到对物的功能失调结果的阐释，一直到对以追求品牌为标志的差异性意识形态的揭示，鲍德里亚一步步地彰显出物的符号价值。在他看来，物品的符号价值体系首先是以物品作为客观存在物为基础的，正是其功能效用使人祛除了物品摆放的层级观念和感情色彩，但由于人不能仅仅满足物品的功能效用，在丰盛的物品基础上，人又要追求超现实的非功能价值，在对功能体系的享用和对非功能价值的追求的矛盾中，通过对品牌追求而显现出来的以差异为基础的新意识形态生成了。这样，在消费社会，“物远不仅是一种使用的东西，它具有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正是这种符号的交换价值才是更为根本的”[9]2，它将社会成员区分为不同地位、划分为不同等级。因此，物的消费过程就是符号的交换过程，也是意义和社会地位的确立、展示与接受过程。
三、消费社会的分化逻辑与本质特征
物品极大丰富的社会为什么最终会走向终结，无法摆脱消亡的命运？鲍德里亚运用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对消费社会的运转逻辑及其后果展开了犀利的批判和反思，指出其背后蕴涵的等级分化思想经由隐秘的符号消费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与之伴随的结构性匮乏日趋严重，主体的异化也因此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如前所述，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物或曰商品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体系，对物和商品的消费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准，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及其内在区分的主要基础。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分化逻辑的这种理解，源于其对原始社会交换行为的思考。受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莫斯研究的启发，鲍德里亚发现，原始人的“消费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经济需要，而是发挥着散播声望和彰显等级的社会功能。这种消费起初并不来源于最基本的需要或者‘自然法则’，而是来源于一种文化的限制。简单地说，它是一种制度，商品和物都必须是为了社会等级的显现而生产和交换”[9]3。所以原始人的交换并非是使用价值的交换，而是一种彰显等级地位身份的象征交换，其体现了消费的社会功能。而消费的这种社会功能在人类社会中其实一直存在，也可以说，展示符号价值或表达象征意义是人类消费行为的本质规定之一，因此，应当从文化、制度、社会等级化的角度亦即符号功能的角度理解消费。借用凡勃伦对于炫耀性消费的分析，鲍德里亚进一步论证指出，消费本身就是一个分类和分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物体的秩序同时也是符号系统的意义结构和社会系统的地位结构”[12]442。他特别强调，以社会差异为基础和以符号价值为消费对象的消费社会，有不同于生产社会的运行逻辑，他称之为消费的社会逻辑。“这种逻辑根本不是那种把财富和服务的使用价值占为己有的逻辑……(而)是生产与驾驭社会符号的逻辑。”[1]47它表明，“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1]48。因此，消费的社会逻辑也就是消费社会的分化逻辑，其运作机理可以表述为：消费符号价值的行为就是谋求社会地位的行为。也就是说，消费社会其实是以社会不平等的地位差异为存在根据的，它以符号价值的差异为载体，以保持甚至扩大地位差异作为行动目的和发展目标。
这样看来，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已不再是受生产支配的附属物，也不是一种单纯的物质性实践或者说“丰产”的现象学，它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这意味着，“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也就是外在于一个它只是作意义指涉的关系——因此，它和这个具体关系之间，存有的是一种任意偶然的和不一致的关系，而它的合理一致性，也就是它的意义，来自于它和所有其他的符号-物之间抽象而系统性的关系”[13]223。所以，消费本身也是一种意义系统和沟通方式，其背后反映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或曰社会秩序。对于消费社会中物、符号、社会之间的关联，鲍德里亚深刻地指出，“这些物、它们的句法结构以及它们的修辞都指向了社会的客观事实以及社会的逻辑。物并没有向我们太多地说明使用者以及其技术性的操持，而更多地关注于在社会中的主导与屈从，社会的变动和惰性，文化的交流与同化，社会的分层与分类。借助于物，每个人以及每个群体都在某种序列中找寻他/她的位置，同时根据个人的发展努力地挤入这一序列之中。通过物，一个分层的社会出现了”[9]13。换句话说，物经由符号化过程成为阶层地位的象征，反过来，阶层地位也需要符号化的物为载体加以表征。由此，物与符号合谋操控起消费社会的运衍，使消费社会成为一种包含着“比剥削更为精巧和更为专制的控制与权力结构”[2]123的社会，一种被无限的物、特别是无限的符号所包围、人的行为举止和心理变化等都受到物和符号影响和操纵的社会。
通过对物、符号与消费之间关系的挖掘与解读，鲍德里亚揭示了消费社会的分化逻辑与运转秩序，并深刻地阐释了消费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消费社会就是一个外表丰盛富裕而内里匮乏贫穷、看似和谐安乐实则混乱疯狂的社会，其主要的特点就是“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1]13，或者说当代社会的人们都是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1]12，而所谓的现实都“靠符号而且在符号的遮蔽下存在”[1]11。
消费社会是物品大量繁衍、人受到物的包围的社会，“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1]2，其中，“堆积、丰盛显然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描写特征。大商店里琳琅满目的罐头食品、服装、食品和烹饪材料，可视为丰盛的基本风景和几何区。在所有的街道上，堆积着商品的橱窗光芒四射，还有肉店的货架以及举办整个食品与服装的节日，无不令人垂涎欲滴”[1]3。但在这种物品丰裕社会的背后，隐藏的却是无所不在的匮乏与贫穷。这里的匮乏与财富的多寡无关，更多的是结构上与心理上的匮乏，也可以说是一种“奢侈的、戏剧性的匮乏”[1]57。由于“消费并非(是)自为的、自主的、终极性的……(它)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一旦消费，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之中”[1]70，这种区分和交换的逻辑用“丰盛和消费替代剥削和战争”[1]43，不断生产着“外柔内坚”的阶层系统，人与人的关系依然被锁定在等级森严的阶层体系中，即使消费物再丰盛，也掩盖不了符号分化的本质与编码结构的先天不足。这种丰盛的匮乏也导致了当代社会人类“心理的贫困化”[1]54，人们的欲望需求在海量的商品刺激下无限地增长，满足感和幸福感在不断攀升的需求面前呈现边际递减效益，无法规避的差异和分化逻辑使人们的相对剥夺感愈发强盛，紧张、不安、焦虑充斥着当代人的心灵，持续不断的竞争压力使当代人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于是人们只好依托“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1]225的消费过程，将灵魂交付与符号和物品，在消费商品的癫狂中，在遁逃于真相之外的自我麻痹中，梦游和痴语般地想象着从中得到所谓的自由、幸福和享乐。
因此，消费社会并不像其标榜的那样，是由于物的丰盛自然而然地带来平等公正和谐的社会。“消费社会既是关切的社会也是压制的社会，既是平静的社会也是暴力的社会”[1]197，其秩序的运转势能来源于“能够相互维系物质丰盛和福利神话的平等民主原则与维系特权和统治秩序的根本必要性之间的一种妥协”[1]39，这种妥协意味着，“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一个功能”，而“不平等的功能就是增长的本身”[1]39。这样看来，消费社会的增长丰盛恰恰就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它是维系特权的需要和结果，进而也鉴证了匮乏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所谓的各取所需、人人平等只是一般大众的幻象，事实上因为统治秩序的需要，“在作为符号和差异的那些深刻等级化了的物品面前(消费者)没有丝毫平等可言”[1]85。所以，丰盛并不意味着平等和同质化，消费这种再分配方式“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就像学校并没有使大家获得一致的教育机会一样，它甚至加剧了其分化”[1]45，它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借由符号的价值编码系统反而再生产着社会的不平等。无论如何，在消费社会中，不平等并未减少，而是转移了，将原有的赤裸裸的不平等转化为经社会认同包装、归因于个体能力差异的不平等。“如在知识上的消费有教育程度的差异，在职业上有工作类型的差异，在权力上有参与政策程度的差异，在艺术上有欣赏和占有的差异，对其他方面如时间、环境和身体等的消费也因人而异。”在这种合法的不平等中，特权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加以扩张，其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一些过去无需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如纯净空气、绿色、水、宁静)却变成了惟有特权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1]43，通过消费这一软暴力及其符号价值的赠与，消费社会实现了对不平等的救赎，谱写出自身的神话。
四、社会的终结与“希望”
以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依托，鲍德里亚深刻地揭示了消费社会的异化本质，将对异化的思考从具体实在的“所指”领域推向了漂泊不定的“能指”领域，一切真实都成为“能指”构造的幻象，“所指”的实在性被取消了，剩下的只有处于迷乱状态之中、不断自我繁殖争斗的符码，理性意义上的社会已然湮灭于杂乱无章的符码世界中。
随着对符号消费逻辑及其意识形态作用的理解和批判的深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鲍德里亚开始将研究兴趣转向“拟像”的分析。他认为，拟像是消费社会中物品符号化的极端表现，而所谓拟像，或曰类像、仿像等，“不是某个领域、某种指涉对象或某种实体的模拟，它无需原物或实体，而是通过模型来生产真实，一种超真实”[14]152。因此，消费主导的社会也可以说就是一个日益由符号、代码和模型控制的拟像社会。在拟像社会中，“不再有存在和表象的镜像，不再有现实和现实的概念的镜像。不再有想象性的共存：那作为拟像的向度的乃是基因的微型化。真实从微型化的细胞、母体和记忆库，以及控制模型那里被制造出来，并且它能从这些东西中被无数次地复制出来”[15]2。这其中，大众传媒通过操控符码发挥着生产真实的重要作用，因此，真实的产生过程也就是媒体的传播过程，是符码制造术到处播撒、符码信息无休无止到处狂轰滥炸、符码无孔不入地渗透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无尽延伸，持续不断地鼓动和教唆着人们去购买、消费、工作、选举、填写意见或参加社会活动。“于是大众感到不堪重负并充满了厌恶之情，冷漠的大众由此变成了忧郁而沉默的大众。一切意义、信息和教唆蛊惑均内爆于其中，内爆从微观符号层面的意义内爆，发展到宏观层面的社会内爆。”[3]183这种内爆瓦解了一切社会价值和社会交往的可能，最终成功地制造了一个没有应答的拟像空间，“社会理论失去了它的客体，如意义、阶级，而差异内爆为一个无差异的‘黑洞’，社会群体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固定差异则内爆并凝结成面对面的社会关系的退化，就像个人从模拟媒体、计算机、真正的现实世界中消失了一样”[16]744，社会因此消失了，这就意味着“社会的终结”。
为什么拟像时代意味着社会的终结？鲍德里亚通过对符号发展与拟像秩序演变过程的剖析，展示了社会终结的历史文化基础和必然逻辑。他认为，在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中，原本起支配作用的价值的商品规律转变为了价值的结构规律，也就是由商品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等概念描述的规律，已经被由符号体系和符号消费展示的差异、区分和等级的符号价值规律所取代，所有的一切都按照模拟和仿像的原则建立起来，符号已取代现实，符号本身就是现实，传统社会中符号对现实的再现原则被瓦解，符号与现实达到同一化，现实已然消失，符号成了现实的替代物，作为现实载体的社会因此也面临着终结的命运。在《仿真与拟像》中，他对符号与现实关系的演变作了如下四个阶段的概括：最初，符号是“基本现实的反映”(这可能是科学语言或所指语言阶段)；在第二阶段中，符号“遮蔽和颠倒基本现实”(这可能是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理论阶段，它阻止人们看到他们所遭受的真实异化或剥削)；在第三阶段中，符号“遮蔽基本现实的不在场”(鲍德里亚列举了反对崇拜偶像者的观念，那些人认为圣像是神灵不在场的证明，因而害怕和鄙视圣像)；在第四也是最后阶段中，符号“与任何形式的现实都没有关系：它是其自身的纯粹拟像”。[17]56这样，“从今以后，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完全真实的东西——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以及经济的——都将带上超真实主义的类像特征”，而超真实的社会也就成为被类像重重包裹的虚假的社会，丧失了真实存在的可能。
为了揭示符号化引起的社会的深刻变迁，鲍德里亚还论述了拟像社会生成的历史逻辑，即拟像秩序的四级演化序列。他认为，拟像最基本的含义是形象的模仿，它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当代社会都存在，但是却随着历史条件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呈现为不同的形式。第一阶段以“仿造”(Counterfeit)为特征，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中随着封建秩序的解体而发生的，它以对原物的仿制为原则，“摆脱了一切束缚，可以普遍使用”[18]69，这既是对封建等级制下符号强制的突破，也是试图模仿自然、依靠实在、参照现存的一种观念的反映。第二阶段以“生产”(Production)为特征，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崛起而发生的，它以对同一物品的再生产为原则，“消除(了)原型参照，……带来(了)普遍的等价法则”[18]76，强调没有必要去模仿自然实体，只要能制造出具有操作功能和使用价值的大规模的产品即可。第三阶段以“仿真”(Simulation)为特征，是人类社会进入丰盛社会、在物质生产的统治地位已经失去的消费社会或符号社会中发生的，它以通过符码制造现实为原则，强调因追求差异、标明地位、区分等级而形成的符号仿真的作用，其主要目标就是不断地再生产出比真实还要真实的超真实①。而到了第四序列，真正的拟像时代到来了，在这个阶段，符号已经脱离了任何参照物，成为可以抛开现实而自足运行的拟像世界或符号世界。如果说第一序列是参照自然的秩序，第二序列是参照同类产品的秩序，第三序列是参照社会等级结构的秩序，那么在第四序列中，符号已经摆脱任何参照，获得了自主性，开始无限制地根据自身的原则扩散和运行。[19]313-315在这个拟像的世界中，各式各样的事物坍塌在一起，一切的边界和差异都消退，真实和意义的内爆(implosion)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大众媒介的推波助澜下，“符号与信息的激增不仅没有带来意义的丰饶，反而在能指链条的无限滑移中被消耗和分解，进而蜕变为或者说内爆为无意义的噪音”[3]194，与此同时，媒介与现实之间的区分也被瓦解了，我们再也无法分辨现实中的真实事件与媒介中的虚构，媒介通过不断的“议程设置”为我们建构着“现实”，真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漂移内爆为超真实，社会总体也发生了消解一切的内爆，说到底这种内爆其实是“一种导致各种社会界限崩溃的社会熵增加的过程”[14]156，或者说就是社会终结的过程。
那么如何化解内爆的灾难以摆脱当代社会终结的困境呢？鲍德里亚反对传统的革命策略(马克思主义式的)和理性策略(现代主义式的)，呼唤用源于原始社会的象征交换，亦即用非功利、非理性、非征服的、互惠的、可逆的交换行为摆脱拟像化的困境与社会终结的危机。在此基础上，后来他提出了一种宿命策略，以更为激进的方式阐释了他的应对立场。即怀着崩溃或逆转的希望将系统逻辑推至极致，最终采用一种高度讽刺的形而上学论述，放弃反对立场和言论，拒绝所有的意义及其言说，通过诱惑、反讽性权力、倒转系统，在象征性死亡中寻求等待新生。他指出，尽管诱惑从来都是不确定的，充满了幻觉、暧昧与模棱两可，不断让人偏离真理的轨道，以游戏的方式消解事物的深度，但它也在玩弄表象的游戏中获得了反抗被理性所操控的世界的能力，因此能够通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安排幻觉的力量来反对超现实，以幻觉反叛幻觉，解构猥亵猖獗的当代世界。另外，鲍德里亚抛弃了现代哲学中的主体优位思想，强调客体是主体命运的决定物，他将大众看成是一种客体，指出作为客体的大众更有权威、更至高无上，拥有“退出、无欲望、无知识、沉默不语，将所有的权力、意志以及意义的所有启蒙和深度加以吸收然后放逐的反讽的权力”[3]200。也就是说，大众通过惰性、沉默、非理性等方式，抵消着全部的政治景观和话语，因此能够获得“无为而无不为”的“邪恶的胜利”。与此同时，鲍德里亚还主张用“一种系统除非以自身的死亡和崩溃为代价才能回应的馈赠来对抗系统”[18]54，亦即通过倒转系统来加速现存社会系统的死亡，因为事物必须被推至极限，在那里它们才会相当自然地走向崩溃和翻转过来。他强调，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可逆性，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直面崩溃和死亡，才能以“埋葬”希望方能“长出”希望的形式为人类的未来寻求到一线生机和重建可能。
五、小结：从“社会何以可能”到“社会何以终结”
与主流社会学偏重“社会何以可能”的研究不同，鲍德里亚思想中贯穿的是“社会何以终结”的问题，当然也不能否认这种贯穿在很多情况下是“隐性”存在的。鲍德里亚用物、符号、消费、拟像等概念范畴为我们理解后现代社会及其终结提供了一个极具洞察力和解释力的坐标系。他以物的符号性思想终结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以消费社会理论和符号政治经济学终结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超真实社会终结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最终以形象和符号的系统终结了所有伟大的人文主义价值准则和文明价值观。他用诸多理论的终结论证了“社会的终结”，用思想中无处不在的终结意识完成了对消费社会的终极批判。尽管他的前后期理论研究的侧重点存在一些较大的差异，但其论证的核心范畴却始终未曾离开“消费”和“符号”，其理论大厦的基石也落脚于对消费社会逻辑的探讨。他后期关于拟像社会的分析看似已跳出消费范畴，但其实仍然建立在对符号消费的理解基础之上，是对消费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正是基于对拟像社会运转机制的剖析，鲍德里亚梳理了“社会终结”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对“社会何以终结”问题给出了较有说服力的解答。虽然鲍德里亚的思想有陷入技术决定论和符号唯心论的嫌疑，甚至有学者指责他的理论充满了“病毒性和妄想狂式的话语”[10]封面语，将其斥为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和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者”[14]144，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鲍德里亚思想所具有的深度和逻辑穿透力，毕竟是他第一次为我们系统详细地勾勒出了消费社会的符号面相及其终结逻辑。鲍德里亚思想体系中暗含的“社会何以终结”的论证线索，使他一反主流社会学关于“社会何以可能”的经典论题，通过本体论的颠倒、认识论的逆反和方法论的转向，扩展了社会学想象力的空间，也为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开辟了另一种视点与可能。
注释：
①
【参考文献】
[1][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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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翅君，韩丹，刘钊.后现代理论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4]参见Jean Baudrillard. 1975.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Translated by Mark Poste. Telos Press Publishing.
[5]马克·波斯特.批判理论与技术文化：哈贝马斯与波德里亚[M]//[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陈维振，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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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一兵.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1]刘翔.采取物的立场——让·鲍德里亚的极端反主体主义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2]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3]Jean Baudrillard. 1996. The System of Objects. London: Verso.
[14]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5]J. Baudrillard. 1994.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ranslated by Sheila Grase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6]道格拉斯·凯尔纳.让·鲍德里亚[M]//[美]乔治·瑞泽尔.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家指南.凌琪，刘仲翔，王修晓，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7]参见Steven Connor. 1997. Postmodernist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the Contemporary(2nd edi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8]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19]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刘翠霞(1979-)，女，山东招远人，南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原文载于：《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