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收入分配，首先要辨析清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表现和成因比较复杂，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行业收入差距。主要是一些资源性行业、垄断性行业收入过高。由于资源税和环保收费改革不到位，资源性行业生产成本没有体现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环境成本，形成不合理获利。一些垄断性行业依靠垄断地位攫取高额利润，其员工不是凭借人力资本和实际贡献而仅仅因为行业不同就成为高收入群体。对此，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资源和环保税费制度，让国有资源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打破行政性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对于必须保持垄断经营的则要加强收入分配监管和调控。

地区收入差距。东部地区之所以经济发展较快、居民收入较高，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走在了前面，市场经济比较活跃。东部地区的居民不仅工资性收入较高，而且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也较高。最近几年，中西部不少地区经济发展势头很好，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其主要原因在于过于偏重发展资本密集的大项目，带动就业较少；个体私营经济仍不活跃，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还不够强健。因此，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一方面需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特别是对发展基础较差、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在财政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方面继续加大力度；另一方面需要中西部地区加快市场取向的改革，特别是努力培育创业精神、创业氛围、创业环境，从主要靠政府抓发展转变为全体居民活力迸发、竞相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大部分可以用城乡收入差距来解释，农村居民收入低是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按照经济学原理，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会从效率低、回报低的地方流动到效率高、回报高的地方，进而在不同地区、行业形成平均利润和相差不大的收入水平。但在我国，由于城乡分割等体制问题，大量农民被束缚在农村有限的土地上，即使是转移到城市二、三产业的农民工，也很难获得同城市职工同等的收入和待遇。当然，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必须尽快着手、努力突破。

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国有企业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等改革举措，激发了企业内部活力和员工工作积极性，促进了企业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但近年来国企高管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引起很大争议。非公有制企业依靠用工灵活、劳动力成本低等优势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不少企业还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职工工资却没有同步增长，利润侵蚀工资问题日渐突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高管收入，完善监管办法；还需要健全劳动力市场，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和谈判制度，形成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公共服务差距。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虽然不能直接形成现金收入，但如若没有，则要花钱去购买，因而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近些年来，各地在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不可否认，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不均衡仍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解决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老年生活无着等社会问题，一方面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方面应在公共服务的必要环节引入市场机制，以增加供给、提高效率。

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差距。一些单位滥发奖金福利，一些高收入者逃避税收监管，一些人寻租腐败、侵吞社会财富……对于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堵塞制度漏洞，通过完善法制、加大执法力度坚决取缔和打击。

可见，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既有旧体制的残余影响，也有改革不到位问题。改善收入分配，既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市场扭曲和不能正常发挥作用问题，又要解决市场泛化和市场失灵问题。也就是要使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都到位、又都不越位，综合协调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