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对生长于美国的华人的一项研究》(英文书名为“A Study of American Born and American Reared Chinese in Los Angeles”)是我在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时根据对出生和成长于美国的洛杉矶华人所做的访谈取得的资料写成的。本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大地战祸与灾荒连绵不断，民贫国弱，国家正处在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瓜分的危亡之际。在当时所接触的知识中，我觉得社会学有经世济用的功效，决意出国学习社会学，以求学成能报效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在洛杉矶求学期间，与当地华人有较多的接触，亲眼看到了新一代华人(即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处境，看到了他们和他们的父辈在生活方式、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看到了他们虽然名义上成为美国公民，但实际上却不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纳，除了享受与美国人一样的受教育权利之外，在与外界交往、娱乐、求职等方面，因为肤色和种族之差异，仍然受到种种限制，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的情况。同时，我也看到这些年轻的华人因为自己面对的情景所产生的困惑。这触发了我把这一问题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愿望。随后，我在几个美国老师的帮助下，克服了种种困难，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进行访谈并整理这些资料，最后终于完成了这一本东西。在1931年1月，我把它作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递给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系的学位委员会并获得了通过，随后我就回国工作了。

往事如烟，转眼就是近70年。最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王思斌教授建议将我这本习作译成中文，并希望能同意出版。旧事重提，看着自己的纸张已经发黄变脆的论文，我不禁也生出很多感慨。面对这个正在急速变化的世界，我看到当年论文中所反映的问题依然存在，虽然就某些方面来说，相对也有了不小的改善。或许，对于一个移民社会来说，我论文中所反映的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所以我真诚地希望，时代的进步能够尽快地消解由于移民融合在当地社区中所产生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同意将这本习作译成中文并出版。因为这篇东西虽然不免有初学者的稚嫩，但它终究也是一种历史的记录，它从一个侧面提供了本世纪30年代初洛杉矶华人和他们的后代的生活图景，因此对了解美国华人生活和观念的变化以及他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可能会有所帮助。

由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斌教授、杨善华教授的提议和组织，杨善华、唐军、陈午晴、樊欢欢和苏红等老师和同学的努力工作，使论文的翻译得以迅速完成。也由于开明出版社社长焦向英先生的大力支持，使当年这篇习作的译本得以很快面世。在此谨向他们致以真挚的谢意。

前  言

将近70年前，我完成了《对生长于美国的华人的一项研究》，并将它作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提交给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系。我在该文中文版的“序”中已经提到，促使我下决心去研究在洛杉矶的新一代华人(即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华人)以及他们与他们的父辈及非华裔的美国人的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在这一人群与这种关系中看到的两种文化的差异、碰撞及这种差异和碰撞对这个人群的影响。

应该说，以儒家思想为其主要表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基于基督教的美国的主流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儒家文化强调“忠”、“孝”，强调小辈对长辈的服从；在个人定位上，它基本上是家本位和集体至上的，由此形成了一套价值体系、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这样的规范之下，个人自然受到严格的管束。了解美国社会及其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人都知道，这和基于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的美国人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无疑有着根本的差异——虽然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和基于宗教的道德观念仍在主导和约束他们的行为。这样的差异，自然也会导致人格型塑方面的不同。生长于美国的华人，在他们的幼年期，由于他们的父母生长于中国，他们是在一个相对封闭而且基本是按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生活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当他们到了上学年龄，他们却只能在美国的学校中接受美国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毫无疑问会具有美国文化的背景。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接触美国的老师和同学，这是美国文化的又一类载体。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大多数人很快适应了这种学习生活，接受了美国文化并按此建立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这样就势必与他们父母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同时也造成了他们内心的矛盾和紧张。然而他们未曾预料的是，他们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的认同也没有得到美国人的承认，换言之，他们在美国社会中找不到他们认为是适于自己的位置。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反过来更增加了他们的困惑。所以，由上述可以看出，他们和他们的父母的冲突是两种社会文化的冲突，他们内心的矛盾是两种社会文化的差异及社会和他们所属群体的关系不和谐所带来的矛盾。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华人由于他们没有被美国的主流社会所接纳，因而处于一种边际人的地位。这种情况造成了他们在身份认知方面的迷茫——理论上，他们是美国公民，可是实际上他们只享有受教育权和选举权，在其他方面，由于他们在许多领域中因为自己出身的种族和自己的肤色而受到歧视，他们不可能获得一个美国公民应该可以获得的许多权利，这无疑会影响他们的归化，也使他们产生很强的失落感。结果，他们与自己的父母、与美国社会都产生了疏隔和距离。对于他们的父母，他们从观念到行为都已经美国化了，由此导致的代沟是深刻和明显的；对于美国社会，他们的种族和肤色又决定了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得不到美国白人所能得到的机会。事实上，这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和他们保持着距离。这就给这个群体带来很多行为和心理方面的问题。

如我在论文的“结论”这一章所分析的，上面这些现象的存在，决定了美国出生的华人所具有的问题是群体和社会失调的问题，而不是同化和美国化的问题。他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并注意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期望以适应这个社会。因此，他们应该加强和老一代华人的互相沟通，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以增进家庭内的和谐；他们也要增进与美国人的相互理解以得到美国社会的接纳；老一辈的华人也要对美国文化持宽容的态度，尽量理解子女的观念和想法；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中也应注意培养新一代的华人精英，这些人因受过东方和西方的教育，了解美国出生的华人面临的问题，具有社会化的个性，有远见，视野开阔，能分辨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所在，能制定出一套行为准则，帮助美国出生的华人发展出一种集东方和西方人的优秀品质于一身的人格，以帮助美国出生的华人度过当前的困境。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也是这一研究的意义所在。希望这一想法也能得到读者的理解。

（本文原载于《民主》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