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经济人类学与政治人类学、宗教人类学、亲属制度研究等并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四大分支。但这一划分只是出于今天学科分类的需要，事实上，基于人类学特有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经济、政治、宗教与亲属制度之间非但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在很多场合它们甚至是浑然一体的，比如来自大洋洲的案例说明，所谓经济现象实际上是当地社会中宗教实践的内容，如“货币拜物教”；非洲的案例则表明，宗教仪式和亲属关系本身就是政治冲突与融合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除了切入点不同之外，任何一个分支实际上都是在研究作为整体的社会或文化本身，经济人类学也不例外。

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更不是经济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如果采取较为极端的说法，我们甚至可以说，经济人类学本质上是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反对者的面目出现的。经济人类学秉承人类学这一学科固有的通过研究“他者”（Others）的世界来反观自身社会的批判主义精神，试图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命题以及推论做出整体的反思，以求还原人类生活中经济现象——如关于交换、货币或市场——的道德和社会交往的本来涵义。

一般认为，经济人类学经历了下述四个较为重要的流派：功能主义（经济民族志）、新马克思主义、纯粹形式主义以及实在主义经济人类学，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壁垒分明或存在先后替代的关系。经济人类学的实际创始人是英籍波兰学者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其经典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里，通过探讨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库拉圈（Kula Ring）交换”，提出了对经济人类学影响弥深的一些主要研究课题：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概念是否可用于解释非西方社会的经济现象？经济是否必须由“非经济”的整体社会文化脉络来理解？在这里，马林诺夫斯基虽已涉及但未直接点明、后来由法国人类学大师莫斯（M. Mauss）正式提出的命题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外有没有另一种可能？莫斯自己给出的答案是“礼物经济”（当然，这一名称是由其他学者后来归纳的），由此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将经济人类学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第一次明确使用“经济人类学”这一术语的，却是美国学者赫兹科维茨（M. Herskovits），1952年他再版自己的《原始人的经济生活》时，改名为《经济人类学》，标志这一名称正式获得统一。此后真正把经济人类学带向理论高度，并且使之在整个社会科学界获得广泛关注的是波兰尼（K. Polanyi）。波拉尼和他的学生及追随者被称为“波拉尼学派”，从20世纪60年代起宣扬经济人类学史上最重要的“实质主义”（substantivism）观点，并且与“形式主义者”（formalist）展开长期的论战。波兰尼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过三种交换体系——同时也是三种社会整合模式——分别是互惠（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以及市场交换（exchange），各自对应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类型，如原始社会、古代社会以及现代西方商品社会。当然，这种对应并不是排他性的，每一社会类型可以同时包含多种交换体系，只是以其中的某一种为主。这种划分及对应隐含的意思是，经济是嵌合（embedded）在整体的社会文化制度之中的，换句话说，经济制度及实践根本不能脱离社会中的宗教、礼仪、神话等基本观念的限定，前者本身就是后者的一部分。所以，狩猎采集和农耕社会的经济不能想当然地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初级版本，西方经济学只适用于市场经济发展以后的社会、也即西方社会本身，而对非西方社会的经济现象则无法解释，实质论的含义正在于此。而形式论的观点则主张，不同社会类型中的经济现象就本质上而言是一致的，只是发达程度相异而已，因此西方经济学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实质主义者的观点当然具有认识论方面的崭新意义，但今天的学者也指出，实质主义对于形式主义默认的前提，即经济过程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边界分明的环节组成，并没有提出重要挑战；而且，两者在经验论的立场上也没什么差异。

实质论与形式论之争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从此实质论成为经济人类学最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来源，某种意义上说，在今天的人类学界，大概只有波拉尼的徒子徒孙们才配得上自诩为经济人类学。萨林斯（M. Sahlins）当然也是个坚定的实质论者，但显然试图比他的前辈们走得更远。他在《石器时代经济学》和2003年的“新版前言”中屡次力倡一种全新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路径，也就是他所宣称的“人类学经济学”（anthropological economics）。萨林斯的主张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古德曼（S. Gudeman）与威尔克（R. Wilk）等人的“文化经济学”（cultural economics）学派看起来似乎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至少他认为《石器时代经济学》为其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人类学经济学”（当然，也包括“文化经济学”，下同）认为所有经济学都是文化的建构，“没有经济学，只有隐喻”（古德曼），“没有经济学，只有文化特质”（威尔克），因此“人类学经济学”不仅可用以研究原始和古代社会的经济现象，它同时也是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社会自身的有力工具。在他们看来，如果说原来的经济人类学仅在人类学学科内部有意义的话，那么，“人类学经济学”则应当直接取代西方经济学，“永远成为人类知识的一部分”。为了配合这一宏大目标，萨林斯甚至对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诸如个体自治、理性选择、追求利益最大化等等——进行了谱系学上的认真追溯，认为这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悲剧，直斥其为“人性的西方幻像”。这大概是经济人类学发展至今最振聋发聩的宣言了。

归纳上面所述，我们可以认为经济人类学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历史转变：早期目的是寻找关于非西方社会中经济现象全新的认识模式，后期则试图直接挑战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对商品（市场）经济社会自身的解释权。这个转变的背后，和人文、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人类学知识本身的进步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真正的经济人类学者努力探寻认识人文世界的正确方式，他们也更关心已经商品化和即将商品化的社会里人类的价值、尊严和幸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