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社会质量理论为我们展开和谐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框架。

社会质量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新出现的一种社会政策范式。按照欧洲学者的界定，社会质量是指民众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程度，即社会关系的质量的提升与参与和个人发展的程度。从社会质量理论范式的基本架构来看，要达到社会质量的水准，必须具备社会经济保障、社会融入、社会整合与社会增能这四个基本条件。

一是人们必须有机会获得社会经济保障，以便使自己免于贫困和其他形式的物质剥夺；

二是在就业市场之类的主要社会经济制度中，人们必须体验社会融入，或使其所遭受的社会排斥最小化；

三是人们应能够生活在以社会整合为特征的社区和社会中；

四是人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并被赋予一定的权能，以便在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面前，有能力全面参与。

社会质量理论的这一框架设计，为我们研究中国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在这一理论中，社会经济保障是一个最基本的方面。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质量的社会必须使人们能够获得社会经济保障——不管是来自就业还是来自国家的社会保险——以免于贫困和各种形式的物质剥夺。人们是否具有获得必要的社会经济保障的权利直接关系到该社会再分配制度的公正与正义性，这些权利包括收入、就业、教育、住房、健康照顾、环境、个人安全等方面。因此，要达成中国和谐社会目标就要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人们都具有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时间里，由于中国社会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经济目标置于优于社会发展目标的地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从而出现了我国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状况，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中国社会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及其造成的弱势群体贫困化。因此要达成中国社会的和谐，就必须重视社会政策的制定，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民生，提生人们的福利状况和生活质量。

和谐社会的建设还有赖于人们具有共同的集体认可的价值观和规范，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充分的信任，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高度团结的社会。社会质量理论的第二个维度就是沿着“社会团结”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它把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作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中国，信任危机已经成为目前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三鹿奶粉”事件、传销中的“杀熟”现象以及医疗行业中医患“红包”的普遍存在，说明中国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这两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中国信任危机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削弱了中国传统的规范和价值体系，而新的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伦理文化与公民道德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从这一视野出发，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努力中，就要把社会建设的关注点放在如何重构我们道德基础和价值规范体系上。

同时，要达成和谐社会目标，我们也要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和谐社会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在一个具有强烈的社会分化和鲜明的等级制社会下实现的，它也不可能在一个具有许多社会离异者、流浪者和各种权利被剥夺者这样的社会存在。在社会质量理论中，社会融入和社会排斥问题是该理论所涉及的第三个维度，它主要考察社会边缘化群体的社会排斥问题，并以增进他们的社会融合作为其价值目标。社会排斥现象意味着对于特定群体的社会权利的剥夺，只有把这些群体尽可能地纳入到社会体制中（如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等），才能实现社会的团结与和谐。这就要求我们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要采取各种政策手段来降低社会排斥，把民众纳入到统一的社会经济体系中来，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体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教育体系、住房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使得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和谐社会的创立还需要人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来提升人们的教育文化素质和参政议政的能力。在此方面，社会质量理论把社会参与和社会赋权作为其考察社会质量的第四个维度，从社会参与的主体及其活动空间的角度来考察社会质量，认为一个民众积极参与并能够由此表达他们的利益和愿望的社会就具有较高的社会质量。为此，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我们有必要发展公民社会组织，并把民主参与和公民政治作为抗拒社会排斥和进行个人增能的手段。在加强公民参与的民主机制建设中，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政府有义务支持和帮助社会各阶层，特别是要为弱势群体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使各社会阶层都能平等地表达对政策问题的诉求，使得不同利益群体在国家政治架构下通过相互交换、讨价还价而实现利益均衡与妥协。这有助于防范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从而在制度层面上形成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的大环境。同时我们也要增进个人的发展潜力，努力培养一代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强烈公共意识的一代新人，使他们能积极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

由此可见，社会质量理论为我们分析和谐社会建设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并揭示这些问题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其所涉及的四个维度，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社会质量。同时这些方面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它们的协同作用将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增进社会的凝聚力，并为走向和谐社会形成社会基础。这一理论尽管产生于西方并为解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服务，但它所倡导的社会和谐和社会团结的宗旨以及分析方法，对于探讨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