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发展和社会质量
说到底我们所作的种种努力——政治、经济方面的努力，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和美好的生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质量、生活质量这些问题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中国在前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已经取得了很成功的经济增长，现在我们把越来越多的关注点放到民生、福利、社会生活、社会质量和生活质量方面。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讨论和倡导社会质量、社会福利方面的问题是尤为重要的。这是一个文化论坛，我是做社会政策的，在社会政策的研究中也经常涉及到文化问题，文化与社会政策联系也是密切的。我跑了二三十个国家，也经常比较他们的福利制度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在什么的社会会有什么样的福利政策，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就会感触到文化的作用。我在讲社会质量、社会政策之前我先讲一讲对文化的两点观感。
1、社会质量一种“愿景”
我从社会的视角来看，文化首先是生活方式，同时文化也是一种社会精神、社会风气、社会风尚，是文化内涵的表现形态。同时我又要讲，无论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的风尚和精神的表现，它都是与社会现实互动的，所以我们讨论文化问题就离不开现实。我们通过国际社会体制的比较就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文化，同时这些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体系，所以在社会现实的文化体系是密切互动的。中国也是这样，不同的地区就有不同的文化。
另一方面，当社会演进和社会变化的时候，文化也跟着要变。中国也是这样。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人，现在讲90后的人，文化都不一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现实在变。我们现在发展到哪一步、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为我们理解今天的文化状况是一个基础。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下一步我们应该向哪方面发展、将会向哪方面发展，就决定了我们未来的走向，文化是一个导引。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有可能就成为什么样的人。社会也是这样，我们今天经常使用一个概念叫“愿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质量，就是希望对社会以后的发展和追求给人们提供一种“愿景”，使社会和大家去追求某种东西，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在文化论坛上讲社会现实、社会问题、社会质量这些问题的内在联系。
2、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
下面我要讲社会政策和社会质量相关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现实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在近30年代，中国已经成为了国际典范，是发展的典范。我们在20年前关注的是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把“发展”作为一个关注问题来理解。那个时候现代化成为了一句口号，成为我们国家大家追求的目标。通过这二三十年的实践和努力，我们自己已经成了发展的典范，国外现在学习发展问题都要到中国来学。有一系列的数字表明，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的GDP的增长率，这个增长不仅翻了一倍、两倍，而是好几倍。今天人们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经济体系的领头羊，由于美国面临这么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发展的信心甚至对社会发展的信心在西方正在削弱，他们不再那么自信了。在中国正好相反，中国对经济发展越来越自信，经济实力也越来越大，现在至少在GDP总量达到世界前三名，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势头很猛，人们语言在未来的四五年中中国的经济仍然将继续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前10年、20年的历程和所做的努力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种努力已经有了成果。目前我们在今天再来谈论中国的发展问题，关注点不再是在经济上，而是应该放在社会方面。经济方面的发展固然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机制已经形成，有的人说中国经济只要按照这个机制运作下去就会安安稳稳的。但社会方面也有各种问题，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许多社会发展方面的机制和新的政策没有出台、没有形成体系。也就是说内部稳定、持续、激发的机制还没有解决，它不像经济发展那样已经具有了机制，可以自动走下去。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社会建设方面，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来讨论就是如何增进社会建设的问题。
3、社会问题普遍存在
大家在生活中已经体会到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很严重的。人们经常抱怨有住房问题、消费问题、各种各样的民生问题。在这么多的问题上如何看？我认为在考虑中国许许多多、方方面面的问题的时候，有两个方面是要特别关注的，也是我们现在搞社会政策的人所思考的。一个就是生活质量问题和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涉及的面很广，现在有的把公共交通、环境污染、供水供电、物价都包括进来了，这些都是民生问题，它们都涉及到社会质量和生活质量。
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有这几个问题是焦点问题。一个是收入差距过大，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两极分化，西方的经验是这样，中国的经验从1999年以后10年发展中所看到的也是这样。当市场经济建立以后，这个体制在运作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两极分化、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种种数据都表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会是社会心理和社会的问题，因为社会公平直接影响到人们观念的众多理念，也涉及到文化方面的价值问题。
如何解决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就是解决收入差距的一个基本途径，在这方面我们目前有一些发展，但是还很不完善。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了我们研究社会问题的关注点，特别是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因为社会保障在许多情况下就是收入再分配的机制，通过收入分配保障体制的运作可以减少收入差距。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很早，为什么仍然能够长治久安地维持体制的正常运作？马克思主义早就说资本主义体系是要瓦解崩溃的，但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体制出现了改革，建立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就是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机制来缓和收入不平衡。今天要么不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必然要考虑如何社会保障，这是两个相互匹配的问题，在这方面社会机制建设要做很大的努力。
另一方面，我们在教育、医疗、住房这些方面问题也很大，有些老百姓通俗地把它们称为新“三座大山”，压在老百姓身上，沉重得喘不过气来。有一项调查显示，老百姓觉得对家庭负担压力最大的是对子女的教育，这方面的花费很大。还有现在大家经常讨论的住房和房价问题，买不起房的问题。在医疗方面前几年（2005年）出台了一个报告，宣称我们的医疗改革基本是失败了，改革的结果就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并且有一系列的数据支撑。比方90年代中期的医改之后，老百姓看医生的次数在降低，住院的日期在缩短，但是每次看医生的费用在增长，每次住院的花费在加大等等。这就表明教育、医疗、住房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目前存在的、关系到人们生活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
除此之外我们在报刊上和各种媒体上关于农民工的讨论也很热烈，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社会媒体的关注对象和焦点关注群体，这也是一个十分尖锐的社会问题。还有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种种问题都表明我们在民生建设方面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今天我们要讨论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状况的时候，我们的视野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自然就会走到这些民生问题上去。这表明在社会生活中这些问题十分尖锐，无论是从事社会政治学的研究，还是从事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专家都在共同关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4、社会发展和社会质量问题
民生问题反映的是现实的状况，反映我们今天面临怎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着眼于社会，我们也将讨论到社会质量、社会发展战略这些问题。当我们的视野从老百姓的生活移向整个社会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走上台阶的过程，是从温饱阶段走向小康阶段、走向全面小康甚至到中等发展水平的阶段。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设立的目标是很低的，就是解决人们基本的温饱问题；随后邓小平时代提出了追求小康社会，人均达到800美元的目标；后来又提到800美元翻两番目标。但是到了今天我们的思考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现在的经济总值已经人均GDP3000多美元。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当人均产值达到5000—6000美元的程度，我们该讨论什么问题？该思考什么问题？这个时候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跟我们在翻两番时候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现在各地都在做“十二五”规划，浙江也在做，浙江省政府提出的课题就是要研究在人均达到6000阶梯上又设立怎样的目标，下一个“十二五”要怎么定位。
广州人均GDP也接近6000美元，这是09年的数据，所以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考虑的问题，已经大大超越了在经济要超越翻一番、翻两番的阶段。作为这种发展战略的反映，现在考虑的不是温饱问题，也不能再追求全面小康阶段怎么样促使经济发展、走到国际经济体的前列。我们要考虑得更加长远，要走向全面小康甚至到达到中等发展水平社会，看看这些中等发展水平的社会在民生建设上、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上有哪些经验，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早期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有人说我们在早期是全面追求经济、是暴发户的心态，这时候我们要考虑质量，而不是速度问题，包括生活质量、社会质量，所以下一步社会发展要考虑追求什么目标了。虽然我们经济数量已经上去了，但社会质量和生活质量与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是有距离的，要按照发达国家现在的生活质量来考虑我们的发展，要在社会生活、社会制度、社会设计方面来追求社会的质量。
5、中国的发展是叠加式的
中国地大物博、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在一些发达地区考虑如何追求高质量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在不发达地区所面临的仍然是如何推进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有些有些省份甚至没有达到人均2000元的标准，有些省份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的全国平均标准，像江浙、珠三角和三大直辖市，人均产值就提升得很快，上海市已经超过了1万。因此中国是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这就对我们社会问题的思考就有很多方面的启示，对文化建设的思考也有很多的启示。这要求我们在进行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思考上要考虑不同的阶段，用我的话说就是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叠加：包括各种模式的叠加，计划经济体制下老传统、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运作的因素；同时它又是各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叠加，有的是低阶段、有的是中等发展水平、有的是高等发展水平的叠加。因此我们在讨论社会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时候要讨论到种种因素的叠加。
6、考察社会质量，着重看“软环境”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态势很好，但是有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了很高的层次，而有的地方发展水平还处在十分初级的阶段。同时，在社会生活方面我们也有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社会保障、物价和环境以及就业的问题。如何评估目前发展态势、我们所处的阶段、我们的社会质量和我们的生活质量，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在这方面就要涉及到社会质量目标，我们有关于社会发展的评估有种种的评估指标体系，包括联合国经常使用的“人文发展指数”体系、“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这些主要都是反映一些经济指标。在中国也有各种指标，如“城市和谐发展指数”指标、“城市发展社区指标”体系等等。对于个人的生活质量，也有各种指标，比方说零点调查公司就有针对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而发表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在国际上还有“全球生活质量指数”，在中国还有“中国公民人文素质发展指数”体系。
种种调查分析都反映中国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速度在这几年很快，如果我们借用这些相应的指标来衡量我们的社会质量，那就会有问题。如果我们采用经济发展的指标来衡量社会质量指标，人们就会问：经济发展是不是总会带来积极的社会成果？也就是高速的GDP和人均产值的增长就意味着有很高的社会质量和社会质量的增进，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发展相应的社会政策或者进行社会建设的努力，经济发展越快，所造成的问题会越多，社会质量不是增进反而是下降。因此光靠经济指标来反映GDP，这样就不能够很好的反映社会质量的客观状况。
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些考察中经常会使用一些物质性的指标，不仅仅有经济发展指数，同时我们也会考虑到人均的医生数、图书馆数量、人均床位等等，这也是反映社会发展方面的指标。这些客观的指标还要结合人们对生活的感受，今年我们也展开了许多关于幸福感的调查，就是这方面的反映。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我们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硬件环境的改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软环境的改善问题。人的生存怎么样，公共服务机构的态度怎么样，办一个事容不容易，这些都是社会的“软环境”。就像我们的电脑，既是强调硬件同时也要强调软件的配套。比方说人和人之间是不是相互信任，社会组织之间是不是能够和谐，还是一天到晚充满了争斗。这些软环境因素都是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但在目前的社会指标中很难反映出来。
另外我们也有很多研究是关于生活质量的调查，但是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改善是不是就等于是社会质量的提高和改善呢？同时我们要考虑社会发展的价值目的是不是就为了人们的生活改善，还是我们有更宏观、更长远的追求目标呢？整个社会发展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生活质量指标不能够反映出来的。这样我们就讲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这些指标体系怎样反映社会发展的软环境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讨论的生活质量问题，怎么样反映社会质量。
软环境问题给人们带来的生活影响和社会发展影响是很深远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能够感受到的。在欧洲具有较高生活质量的社会，人生活在那里就不用担心吃的东西有毒大米、毒粉丝，这就意味这生活质量；也不用担心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半夜两点乘地铁回家有安全问题，可以看出软环境需要一系列的社会体系进行配套。同时，如果光强调生活质量够不够，那我们说还要有社会体系的配套、社会建设的努力，这样才能够影响、确保、增进人们的生活质量。网上有人讲在中国快速经济发展的今天无论是谁都生活得很累，都在打拼，为什么打拼？目标各不一样，有的为生存在打拼，有的为医疗、住房、教育在打拼，所以生活质量就不高。在全球195个国家的排名中，中国的生活质量处在116位，我们今天已经是“大国崛起”了，但是如果现在考察一下生活质量，它的情况还是不尽人意的。
7、社会质量理论的形成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考虑到一个问题，社会质量如何评估？从什么角度进行评估？它有什么意义？社会质量的价值目标是追求社会和谐，一个社会发展的状况不仅仅看硬性指标，更重要的要看软环境，而在这个软环境的发展中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社会和谐和社会凝聚。社会质量追求的是考察各个社会的和谐状况、公正状况、福利状况，从而来考察总体的发展态势。通过社会和谐、社会公正目标的追求，能够使人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现在我们政府也在倡导要使大家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且要使大家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得心情舒畅，能够十分情愿地投入到他喜欢和对社会有益的事业上去，无论这个社会在哪个领域，都能够心情舒畅积极地投入。这就是社会质量的理论倡导的东西，它不是追求多少的GDP、追求有房子、追求好的交通环境和比较少的污染，这些都是具体的目标，但是在这些目标之后我们要追求一个大的社会目标，就是高度的生活质量。
社会质量是国际社会科学中一个最新的理论，到现在也就10年左右的时间，10年对一个理论成长是一个很短的时间。1997年6月，1000多位欧洲社会科学家在欧盟阿姆斯特丹大会上签署“欧洲社会质量宣言”(即《阿姆斯特丹社会质量宣言》)，它思考的问题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欧洲将会走向什么方向，这是一个大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中提出了社会质量的说。欧洲所要走的不是美国的道路——追求市场经济的运作，而是要追求社会的欧洲，在社会的欧洲没有乞丐，人能够具有尊严，具有很高度的社会质量和社会保障。和美国比的时候不去比经济，就比社会的质量，就是人生活的尊严，这个是欧洲社会的长处。
回到今天的中国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在人均达到6000美元之后我们考虑下一步的发展、我们的前景在哪里？以前我们的目标是翻两番很明确，但今天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今天我们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跟欧洲当时的考虑、理念、追求目标有直接的联系，所以今天我觉得它具有现实意义。
8、社会质量指标体系
社会质量有四个维度进行考察，第一就是社会经济保障。要有高度的社会质量，至少人们在社会中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人在社会中能够生存，这是最基本的。不仅仅是生存，还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第二个方面是社会凝聚，也就是社会团结。一个社会是好的，必须有高度的凝聚力，如果大家互不信任，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好的质量。
第三个是社会包容，如果一个社会有很多人群是处在主流圈之外、被社会排斥，也不会有很高的社会质量。因为非主流的人群的利益和权利得不到保护，而且他们也会以各种方式反叛，对主流社会形成压力。
第四个方面就是社会赋权，也就是社会参与。一个好的社会要让大家心情舒畅，能够积极地贡献于社会，如果大家都是很被动、不愿意参与，各顾各的，这样社会质量就不会高。
这里有一个关于社会质量的分析维度图，分了四个象限，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保障，包括收入、住房、医疗、就业方面所提供的保障，这就是怎么样给人们提供物质生活的保障。因为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个人自己的责任，但是作为社会的责任得给人们提供基本的保障。第二个象限是关于社会凝聚和社会团结方面的问题，就涉及到社会信任、价值冲突和利益争斗。也就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能不能进行社会协调，最后导致社会阶级、社会集团进行斗争，那样也不是和谐的社会。我们今天倡导人与人之间要和谐、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要和谐，要通过各种社会政治和制度设计来推进。第三个象限是社会融合，就是要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够参与到社会体系中，就要给人们的参与提供各种各样的条件。比方说教育，不能使有些人上不起学，要让他们能够参与到公共教育体系中来。还有社会网络，不能把一些群体排斥在外。第四个象限就是社会赋权，要让他参与不是一句空话，要给他提供相应的知识、相应的信息、相应的渠道、相应的组织等等各个方面。所以社会质量就是从这四个方面来衡量社会质量是高还是低，在各个方面都有许多指标，但是这些指标都是具体的、次要的，重要的就是来反映社会总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它所考察的都是社会的软环境因素，就是这个社会的凝聚力。
二、从社会质量分析看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
刚才我们讲到中国面临的问题方方面面，有许多的社会问题。从社会质量的视角能不能提供给人们一个比较综合的视野，有的人说是房价问题，有的人说教育问题，面临的问题方方面面，能不能提供一个比较综合性的表述？我们就根据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来考察一下。
1、社会经济保障（衡量“社会质量”的物质基础）
首先在第一个维度上是生活经济条件的保障，这方面的因素反映了社会质量的物质基础，这方面的考察不是考察GDP和人均收入产值，我们是关注老百姓生活在社会中基本生活能不能得到保障。
在近10年来特别是1999年以来及中国加速了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我们在10年之前是一个转型阶段，从老的社会保障体系转型到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则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型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我们进行了许多制度创新，有些制度创新具有深远意义。
（1）制度的创新
首先是在各个领域进行扩面，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使其成为一项覆盖全民的基本社会制度。最初社会保障体系只是覆盖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职工以及政府机关工作者；后来扩大到城市私营企业的职工、自营业主；后来把农民工也包括进来了，现在要求企业只要签订了合同，就得缴纳“三金”，因为农民工也签工作合同，所以也覆盖进去了；目前则希望进一步把广大的农村居民也包括进来。我们一直讲西方福利国家对全体居民提供保障，而中国大的问题的城乡二元化，我们的保障只保障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是另外一个体系，以前是基于基础福利的保障体系。在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中，这个体制的意图就是要扩面，把大家都包括进去。
第二个制度创新就是城镇居民低保制度的建设，并要把低保制度推向农村，这个意义很大。因为这个潜台词就是说，保障全体公民福利的责任是国家，这是国家的一种责任。虽然国家对于反贫困和社会救助的工作一直在做，但是这个理念是不一样的。反贫困、救助都是帮助处于贫困中需要帮助的人，而低保政策的制定和制度建立无形中就培育了一种公民福利权利，只要低于这个收入程度，就有权向政府申请相应的低保金。有了这个起点以后，相信在3-5年后，福利权利这个观念就会逐渐成长起来。以前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福利权利，认为那是西方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观念已经在滋长，而且在不断地扩展，10年以后这个权利就会成为一个流行。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把东方和西方的观念对立起来，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一步的问题和相应的理念和观点。
第三是建设农村社保（包括农村新型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农村低保）。这两年来国家在这方面加大的力度做了很多工作，以前推进不动是因为缺乏投入，当公共投入加大以后新型农保就推进很多，当然这方面我们有进展但也有很多的问题。
（2）目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首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制度创新大多是在最近这一两年中制定下来的，要到它能够见效还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看看数字很漂亮，比如说新型农保一下子覆盖面达到了90%，但它真正对于保障人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实效？起到多少的作用？这个还有待观察。城市医保体系也是，公共投入制定了很多政策，但是政策的实效还有待观察。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很乐观，动不动就是90%，但是它的实效怎么样？政策在一两年内从无到有、到一下子就是90%，但是现实的生活的变化要有这么快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中央政府的推进和地方政府执行态度的矛盾。因为政策都是中央政府在制定，但是地方政府的执行有一个过程，而且态度不是很积极，因为各地的情况是也有差异的。以住房政策为例，房地产领域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经常抱怨公共住房发展得太慢，特别是经济适用房和公共廉租房问题推进速度很慢，之所以这么慢当然有公共投入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态度和推进的力度。现在地方政府的财力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它愿意花多大的财力投入到建设公共住房，这方面是有很多问题的。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去发展社会住房和社会建设，地方政府要应对也是很容易的，比方说公共廉租房问题，在2006年全国只有10多个城市宣称建设了公共廉租房体系，后面中央政府要求各地要建立廉租房体系，结果一年多的时间内各地都宣称建立了廉租房体系。其实哪怕是搞一个区、搞一幢楼也可以说是建设了，这个是很相对的，到底有多少实效来解决当地居民的实际问题，保障无房户的居住，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中央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和社保政策不断地制定和出台，但执行上各个地方还是有差异。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很大，相对贫困日益严重。我们经常会引用基尼指数（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零和一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的概念，世界各国基尼指数高于中国的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这就表明我们收入不公平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比美国要高，可我们还经常说美国是收入不公平的国家。
第四个问题是劳动者收入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这里我引用了两个表，就是世界各国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比例，中国的情况在这两个表上都是最后。中国最低工资的标准是很低的，各国工资在人均GDP的比重在这个表中中国的水平也是最低的。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好，挣的这些钱都到哪去了？都被谁拿去了？特别是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劳动者到底收益了多少？在很多地方最低工资就成了标准工资了，农民工签合同就按最低工资设立工资标准，这种工资标准的设立无形中就拉低了劳动者总体的收入水平。昨天有报道称，中国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这是进步，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搞社会政策的人经常在问中国GDP这么高的增长，以前是13%、现在也是10%左右，好处被谁拿去了？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不能说这些增长是不断地培养、产生亿万元户，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相对贫困的人群，尽管他们的工资也有所提高，但是整个的物价和生活水平上去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实际上在下降。
2、社会凝聚和社会团结（衡量“社会质量”的价值基础）
按照社会质量的考察，要衡量社会团结、社会凝聚这方面的问题。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质量的社会，必须要具有高度的社会凝聚力和高度的信任，这是一个社会质量高低的价值基础。在这方面我们存在的问题应该说是比较严重的，比收入保障方面的问题更严重，因为那方面政府已经行动起来。
（1）社会信任的缺失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星期以前，媒体上聚焦青岛的毒韭菜事件，在早一点的地沟油事件，如果再回到最近事情更多，三鹿奶粉事件、“大头娃奶粉”事件、瘦肉精、增红剂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今天真是搞不清楚端上我们餐桌上的到底是什么，这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健康问题，有人说这是政府的监管不力等问题，但是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总的社会道德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以后在各个方面会表现出来，哪怕是监管再有力，这个地方监管住了，又会在其他的地方爆发出来，所以社会诚信建设是根本。
这种情况不仅仅是社会的诚信问题，在人际诚信方面的问题也很大。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特点，就是相信圈内人，如果是朋友、亲戚就信任，交心交肺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但是在圈子外的就不是很信任。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人们就说这个情况甚至更糟了，对圈子内的人也开始不信任，甚至做生意还会出现了“杀熟”现象。
社会公共道德情况也很不乐观，在南京发生了“彭宇案”，老人摔倒了青年人去扶他，并且把他送到医院里去，然后这个老人就说你别走，是因为你推了我所以我摔倒了，结果要求这个人赔偿。这个案子经过媒体传播，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这个案子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搞到大家看到有人摔倒了也不敢去扶。而最近南京媒体又报道了类似的情况，老人摔倒了就喊“是我自己摔倒的，请来扶我一把”。这个事情就表明有人想做好事都不敢做了，这就是说明的社会的价值体系出了问题，社会的团结精神也出现了问题。
（2）目前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
之所以我们的价值体系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跟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有关，同时也跟我们的价值导向有关。今天一开始我就说我们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未来大家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这个是社会质量研究所要考虑的问题。这方面我们的价值观体系目前可以观察到三个主要的因素包含其中：
一类是反映市场经济价值体系的观念，这跟我们经济建设的变化相关。现在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经济可以催生一系列的观念，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积极的观念有科学的理念、理性理念、法制理念，这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搞市场经济要有技术创新和产品，就要求有科学;做市场经济就要有市场预期、理性分析和理性决策，这就需要理性;做生意的过程中有纠纷要通过法律的渠道来解决，就要有法制的观念，这些是积极的。但同时市场经济也会伴随一些消极的因素，比如以个人为本位、追求私利、强调竞争、机会主义的原则和追求短期效应、损人利己甚至超过道德底线，这些方面是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不幸的是市场经济积极的价值观似乎没有消极价值观的影响这么大。
第二个方面就是现在的文化主流因素中，有一些世俗化甚至低俗化的因素比较流行。这是因为大众文化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大，一些媒体为了要吸引眼球、要地方收视率、争取广告效益，迎合民众的欣赏趣味，跟着民众的世俗生活走，而不是去引领民众的观念和理念。昨天我和主持人讨论的时候谈到一个观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有风、雅、颂的传统。风是民风，民风是反映大众文化和反映民生的;雅有点相当于贵族文化的精神，追求的是高雅;颂是对天地、王权、威权的敬畏和歌颂。今天的社会我们缺乏贵族文化，大众文化十分流行，颂这方面的文化就更少了。所以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有通过的观察结果得出，这表明我们在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文化成了一种产业和大众消费的产品，而在另外一些层面上文化发展还有一些缺失，这是大众文化世俗化的观念。
第三个方面是“新生代”的观众，我们经常讲“快男”、“超女”现象、80后、90后的文化现象，用学术来反映就是后现代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现象。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可以观察到这些观念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到底是有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现在我们还很难评价，因为它是新的观念，还有待观察。但毫无疑问，这些观念已经成为我们文化中重要的因素，并且会影响到文化的下一步发展，不管愿不愿意，它肯定会起作用的。但这个体系中唯独缺乏的就是能够引导社会向上走的价值因素，那些能够促进社会团结和把全体的民众引导到一定社会追求目标的因素，就是社会质量所要倡导和提升的工作和努力。
3、社会融合和社会排斥(衡量“社会质量”的社会结构特征)
在一个具有高质量的社会中，要把全体的民众包容进来，而不是让一些群体呆在社会之外、发生滞留，那是不行的，被排斥的群体会造成很多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的理想是追求大同社会，我们经常引用《礼记·大同篇》中的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我们经常讨论的被社会排斥的群体有失业群体、古老病残群体、农民工群体、问题青少年、吸毒群体。
城镇失业群体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产生了一大批，在农村有一大批失地农民也有这个问题，这些人处在一种“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状态下，所以他们和城市失业工人所处的情况相似。人工作和不工作，其生活方式、观念以及社会网络是很不同的。如果你有工作，尽管工资很低，他的想法和社会地位跟没有工作的人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工作，他很可能就自我封闭起来，不愿意跟社会接触，而且他们自己会形成一个阶层、圈子，自认为会是社会的底层和边缘群体。这些群体如果我们不对他们进行工作，就会很容易成为社会排斥的群体，他们积极地跟主流社会接触和交流的意愿就会削弱。第二个群体就是孤老病残群体，特别是城市中的贫困老人、无人照顾的低保户，很可能会成为被社会遗弃的群体。
农民工群体是媒体和社会科学研究关注比较多的，这个群体是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往往容易成为被社会排斥的群体。因为他们离开了农村社会，很多时候又不能进入城市社会，就变成了边缘群体，两个社会都不接受他们，所以容易成为被社会排斥的群体。解决这个群体不仅仅是一个小的社会问题，而是中国发展前景的问题。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5%以上，按照预测再过5年会达到50%，也就是说，中国全体民众中有一半的人会住到城市里来，在这个情况下很多人都是农民工移民进入城市，他们怎么样能够融入到当地的社区中，怎么样安顿、安稳下来，怎么样解决社会需求是一个大的问题，不能够使他们成为被社会排斥的群体。
还有一个问题是问题型少年、吸毒者和艾滋病群体，他们往往处在主流社会之外，成为一个地下群体。如果我们不去关注他们，也将会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犯罪方面的问题。我们做的相应的社会措施、社会政策还不够，连最起码的对他们的关注还不够。
4、社会赋权与社会参与(衡量“社会质量”的制度特征)
第四个衡量社会质量的维度是大众参与，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质量的社会，必须能让全体民众有表达他们利益的渠道，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实现其发展的愿望和实现自我价值。中国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威权背景的社会，在东亚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背景。这样在大众参与方面会形成几个比较消极的影响，一个是反映意见的制度性渠道并不多，而且有时候并不畅通。由于通过制度性的渠道不能反映，这就会导致大量的信访和发生群众性事件，政府就要求用危机处理来应对这些问题，现在政府已经高度关注到危机处理和群众事件问题。这就表明反映意见的渠道不畅通，如果畅通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出来从而造成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反映意见的非制度性的渠道也有限并时常受到限制，发展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也是各种反映民众呼声和民众意见的渠道，但是这方面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现在十分有限。比方说基金会，在两年前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化，除了福利组织的数量有比较大的增长以外，民间组织的数量从1993年到2005年几乎维持在一个平行水平，当然也有上下波动。所以说我们在社会参与、社会赋权方面要给老百姓更多的机会来反映他们的意见，更多地渠道使他们能够反映他们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