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4日,由中国社会学会生活方式研究专业委员会(筹)、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编辑部、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起并承办的“生活方式:理论与应用研究”研讨会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当日论坛。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37篇。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生活方式研究的社会理论基础

王雅林（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作了题为幸福的“社会方舟”：“生活型”社会的构建的主题发言。王雅林认为实现人民生活美好与幸福的社会发展目标，不但需要确立正确的发展理念，也需要确立正确的发展模式和社会模式。中国正处于巨变时期，理论的研究应特别关注那些具有方向性、全局性的大问题，进行“顶层设计”的宏观理论建构更有意义。宏观理论不等于抽象思辨理论，而应关注其现实“应用理论”的性质。王雅林认为，“消费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出现在客观上是西方国家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心理和日常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社会模式”的出现反映的是资本逻辑支配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其体制的运行无论是对人还是对自然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破坏和产生异化形态，不应成为我国在走出“生产型社会”之后的社会模式选项。中国找寻通往社会幸福的“方舟”，应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新型现代性”的性质，立足于坚实的社会理论基础和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新成就，立足于中国国情实际。对西方消费社会某些理论和人类社会客观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应采取扬弃的态度构建新的“生活型社会”模式。“生活型社会”提出的历史超越性意义在于，它将在人类历史第一次为走出“物支配人”的现代社会模式而提供了一种在质上全新的社会形式，“生活型社会”的构建将把体现为发展的目的和手段、主体和客体、质与量、市场与非市场、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关系的历史难题的这些关系协调起来。“生活型社会”必然是“生态型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种发展模式的提出将为我国的社会改革、社会建设和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基本出发点和社会体制架构，将极大的促进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谷迎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认为，关于生活方式研究，我们应有一个自觉的提升和“颠覆性的”理论创新。否则，只能在原地上兜圈子。目前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应尽量在避免微观和宏观研究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偏颇。为此，我们应该在理论工具和方法论上进行选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要站在我们社会的现实上，切实地对我们的生活状况加以研究，不要盲目地跟着后现代主义思潮走。我们固然要研读帕特南和布尔迪厄，同时也要多从梁漱溟、梁启超和福泽谕吉的有关著作中吸取营养。

唐魁玉（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认为，要推进生活方式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眼下就应处理好如下五个问题：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理论的比较问题；二是关于生活方式研究的顶层设计、中层设计和底层设计的比较问题；三是关于30年来中国生活方式研究的总体评价问题；四是关于当下中国社会实体生活与网民社会生活之间的核心价值观比较问题；五是关于生活方式视野下幸福观研究的学术特征及方向的问题。简而言之，既要注重在多种理论资源中创造性地发掘马克思主义生活理论的价值，又要注重对生活方式进行不同层次的设计研究，也要注重对中国生活方式进行客观的、积极的学术史评价，还要注重将现实社会与虚拟网民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二元整合分析，更要注重用中国本土化的生活方式研究范式去合理地、适度地解释国人的幸福观和衡量其幸福（感）指数问题。

章仁彪(上海同济大学文法学院教授)认为,生活方式理论与应用研究应注重对社会发展有深刻影响的重大问题来研究,围绕着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进行,要结合城市社会管理、社会建设作深度研究。特别是要注重对现代城市化发展道路和城市治理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城市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二、生活质量研究

邢占军（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教授）认为公共政策导向的生活会质量研究的分析单位是个体或者地区，研究目的在于对公共政策进行干预与影响，帮助决策者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决策目标。生活质量是特定条件下人们所具有的良好的存在状态（Well-being），它体现为人们所享有的客观福利状况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主观体验。幸福指数是反映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可以从健康与基本生存福利评价函数、经济福利评价指数、环境福利评价函数、文化福利评价函数、社会福利评价函数、总体生活质量综合评价函数等六个方面构建并测试中国居民客观福利指标，从满意感、价值感、快乐感三个维度测量我国居民主观福利指标。

卢汉龙(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肯定了生活方式亟需进行顶层设计后指出，要衡量现代人的生活素质和社会发展质量关键在于得抓住生活质量和幸福质量（即幸福指数）这两头。就幸福观而言，它与价值观、精神压力和社会压力等都不无关系。在对生活方式做顶层设计时，应围绕着小康社会的理念进行，并将慈善因素也考虑进去，因为慈善也应成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潘允康（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在谈到幸福指数的设定与研究时强调指出，一定要将理论研究与经验考察紧密地、科学地结合起来，绝不能与生活事实不符，那样不靠谱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

李庆真（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提出发达乡村地区的生活质量研究的重要性问题。需要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描述和分析发达乡村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现状、特征和影响因素，以及对未来生活的要求。关注传统与现代双重嵌入中的乡村与村民生活，关注发达农村地区生活满意度及现实的生活水平与理想的生活质量。

叶南客（南京市社会科学院教授）提出用生活品质这个概念表示人们日常生活的品位和质量。他提出城市生活品质既是一个城市文明素养的反映，也是一个城市“软实力”的体现。应从经济生活品质、文化生活品质、政治生活品质、社会生活品质、环境生活品质等五个维度探讨生活观念、生活内涵、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和生活保障。

唐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提出“基本生活需要”概念与日常生活和百姓切身利益密切，所以学界给出一个在政策层面上具有实践意义的可作定量研究和分析的操作性定义。

三、民生议题中的生活方式问题

胡荣（厦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他认为对比中外社会的特征，中国社会应从横向网络和垂直网络两个维度对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他从意大利学者帕特南的民主制度理论出发，有针对性地比较了我国长春、天津、上海、厦门等八个南北方城市在制度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三种基本社会信任及社会网络上存在的诸多差异。

周芳名（湖北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关注生活方式对于个体安全感的影响，特别是乡村“关系疏离”与个体安全感的关系，她提出个体安全感作为其他人类安全的基础，是研究基层社会和一线生活的重要起点，而个体危机事件正是考察个体安全感的切入口。

贾建友（河北省新乐市正莫镇人民政府）认为社会学者必须关注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探求其变迁的动态过程和不同因素在变迁中的作用，看到变迁中农民创造的经验与国家在农村的政策对农村的改革发展具有互动性和交叉推动作用，注重保护农民的创造积极性，并因势利导，只有这样才能够激发农民更多更强的创造力，形成国家制度与农民创造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的改革与发展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杨建科（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关注经济社会快速向工业化、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农民工的城乡间的流动状况，及其对农村的生活方式现代化转变的影响。杨建科指出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是否有过外出打工经历对于其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外出打工时是否有接受过职业培训的经历，对农民工生活方式向现代化转变的影响非常显著，这使得外出流动打工的农民同传统在家务农的农民区隔开来，前者在生活方式上表现的更富现代性。外出打工可以促使农村居民自主获取现代生活信息，自觉转变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再社会化的过程。

周红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教授）认为结合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的分析解读，生活状态不仅包括“形器”之游的物质生活方式，而且更应关注心灵“神游”的精神生活方式和生命放歌。

赵丽娜（哈尔滨工业大学讲师）认为对消费角色的反思的基础上应该明确生活与消费是本源性与衍生性，服务对象与服务者，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应然关系，消费最初工具性角色预定与其现实价值性角色错位，这是其对生活的异化的原因，应从此入手探讨正确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