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承办的2019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于北京举行。
发布会现场
蓝皮书主编陈光金接受媒体参访
蓝皮书封面
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就业总量达到新的高峰
蓝皮书指出，总的来说，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总体平稳，创新创业活力增强，国内市场回旋余地较大，在这些积极因素的有力支撑下，全国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城镇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前三季度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107万人，提前完成了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的目标。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36万人，同比增加3万人。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持续下降几百万的情况下，就业总量达到新高。截至9月末，全国城镇就业总量达到4.33亿人，比2017年末增加900万人以上。同期，农民工人数稳中有增。
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继续下降。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2%，是多年来的最低点。7~9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1%、5.0%和4.9%。其中，25~59岁的主要就业人群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稳定在4.3%~4.4%的较低水平。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100个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情况的调查分析，2018年第三季度人力资源市场的求人倍率是1.25，环比、同比均有所上升，表明招聘岗位数量大于求职人数，企业用工总体稳定。
就业结构继续优化。9月末，全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为27.4∶28.0∶44.6，其中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同比分别下降0.7个和0.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0.8个百分点。在第三产业内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新兴服务业就业人员数量同比增速居前。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消费对增长贡献率大
蓝皮书指出，2018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035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599元，增长7.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645元，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可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相当，实现了同步增长的良好局面。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带动着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国内消费支出稳定增长。2018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281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同期增长6.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01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8538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高于城镇居民5.5个百分点。
消费增长动力有所变化，消费结构不断优化。2017年全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食品烟酒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首次降到30%以下。2018年前三季度恩格尔系数是28.5%，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7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农村居民消费增速大大高于城镇居民，而且农村居民消费中的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增速明显加快。从实物消费来看，升级类的一些商品消费仍然保持较快增长，比如化妆品、智能家电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可以看出，居民消费呈现加快升级趋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稳居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据测算，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比上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此外，不仅升级类商品销售加快，市场供给方式也在不断创新。2018年1~9月，全国网上零售额62785亿元，同比增长27.0%。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47938亿元，增长27.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7.5%；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穿和用类商品分别增长43.8%、23.3%和27.7%。
脱贫攻坚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蓝皮书指出，2012年起，中国反贫困战略实践进入以“精准扶贫”重要理念为引领的脱贫攻坚新阶段。五年来，中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2012~2017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近7000万，相当于每分钟至少有26人摆脱了贫困；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贫困县数量实现了首次减少，减少了153个。
2018年中国脱贫攻坚实践更加注重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转变。8月出台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为今后三年的脱贫攻坚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25个部门共出台26个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政策文件，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达到1060.95亿元，并新增200亿元资金全部用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到村到户到人的精准扶贫工作措施进一步强化。2018年出台了10项到村到户到人的举措：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全力推进就业扶贫，深入推动易地扶贫搬迁，加强生态扶贫，着力实施教育脱贫攻坚行动，深入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加快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强化综合保障性扶贫，开展贫困残疾人脱贫行动，开展扶贫扶志行动。随着十项扶贫举措到村到户到人，预计到2018年底将有1000多万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贫困村将退出60%以上，贫困县将摘帽50%左右。
2019年要从五大方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蓝皮书指出，2019年，要从五大方面继续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合理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2018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既有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和挑战，也存在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发展持续升级等不少有利条件。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要继续发挥2018年的优势，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和内部结构调整的阵痛问题。在继续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保持第三产业持续较快发展的同时，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加快发展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要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配合新型工业化，带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生态文明的进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要进一步优化中国的营商环境，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尤其是要为中小型、小微型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
（二）以稳就业为重心，努力推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就业形势总体平稳，但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预期影响，制造业就业景气指数有所下降。“互联网＋”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增加了就业机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造业就业景气指数下降的负面影响，但仍须关注新增就业群体和重点就业人群的就业问题。其中，高校应届毕业生、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1995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制造业去产能人员是未来一段时间需要重点关注的新增就业人群。
（三）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效扭转收入差距反弹趋势
从宏观来看，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反弹已经有两三个年头，并且反弹的力度有加大的趋势。在经济增长下行的条件下，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无疑有一定的难度。2018年，从大量媒体报道和部分调查研究结果看，一部分用人单位尤其是企业认为，用工成本上升是经营困难的一个原因；对于国家决定由税务部门征缴社保费并要求努力提高缴费率的新政，部分舆论以及企业的反应是十分敏感和担忧。这些矛盾在2019年可能会继续存在，扭转收入分配差距反弹的趋势，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
从2018年前三季度情况看，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都有增加，同比名义增幅分别为7.7%和9.4%。全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名义增长9.5%，其中居民获得的人均社会救济和补助、政策性生活补贴、报销医疗费等收入分别增长31.5%、45.1%和16.0%。从扭转收入差距反弹趋势的要求来看，重点在于提高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在工资性收入方面，除了引导用人单位合理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且提高幅度不可能很大）外，进一步提高城镇劳动力就业参与率，增加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就业，可能是更为重要的选择。提高私营部门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并进一步改善私营部门尤其是中小型和小微型企业的经营环境，也是扭转收入差距反弹趋势的必要措施。
在转移性收入方面，目前的努力方向应该是进一步增强转移支付的公平性，具体措施包括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全国统筹制度体系，加快推进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进程，加紧制定和实施扶助相对贫困人口的战略、制度和措施。
（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当前，中国仍然处于社会矛盾多发频发期，社会和谐稳定风险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格局。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要进一步落实党委领导、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进一步改革完善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建立健全现代劳动关系治理体制机制；继续做好各类特殊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应对工作，加快解决各种可能成为社会热点问题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历史遗留问题；继续加强社会安全问题治理，加大对影响公共秩序和安全的重点难点问题的治理力度，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尤其是黑恶势力犯罪活动，网络诈骗、色情、赌博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活动，网络金融违法犯罪行为以及传销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序良俗，保证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生活环境。
（五）不断健全完善网络社会治理，有效引导社会心态和社会预期
新时代的网络社会治理，不仅承担着打击网络谣言的制造和传播、治理不利于党和国家总体利益的网络言论等政治任务，还担负着澄清网络风气、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心智和人格健康成长的网络社会环境，以及引导社会心态和社会预期、阻断社会戾气积聚和发酵链条的责任。要研究制定网络传播产品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和法律，规范互联网企业与相关传媒生产和引进网络文化产品的经营活动。要促进互联网企业和相关传媒形成行业规范，建立健全行业自律准则，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要针对互联网时代的特征，不断完善国民教育体系。
有效引导社会心态和社会预期，化解社会焦虑、社会戾气等负面社会情绪，一方面要提高政府对社会心态和社会预期的管理能力，引导社会公众正确了解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和总体形势，另一方面要把建立逐步完善的现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提上议事日程，增强社会自身对社会心态、社会预期等社会心理的自我管理能力。
工资性收入仍是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
蓝皮书指出，随着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企业用工需求增长，就业机会增多，居民就业形势继续保持相对稳定，就业人数有所增加；同时，工资调整政策落实、车改补贴补发，加之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有效遏制，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等一系列增资政策的落实，直接拉动了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4620.3元，比2013年增长40.4%，年均名义增长8.9%，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54.9%，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6.3%，仍是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7.5%，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每年都在61%左右，工资性收入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56.2%；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10.8%，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每年都在40%左右，工资性收入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46.1%。
重点群体就业保持稳定
蓝皮书指出，2018年，应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突破800万人，达到820万人的高位。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保持了总体稳定，企稳回升。从全年情况看，7月受高校毕业生集中毕业影响，失业率有所提升，但随后逐月走低，9月20~24岁大专以上青年失业率同比下降2.4个百分点。三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8135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66万人，增长0.9%；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月均收入3710元，同比增长7.3%。
2019年，就业形势面临四大挑战
蓝皮书指出，2018年我国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同时也呈现阶段性的变化特征。下一步，我国就业形势总体上仍将保持稳定态势，就业总量压力持续、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基本特征不会改变，同时也将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主要是人口结构深刻调整、世界经济格局和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新业态和新技术变革等对就业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总量压力仍存、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基本特征仍将持续
从总量上看，劳动力供给增速趋缓，总量逐步减少，总量压力相对缓解，但仍然高位持压。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下降，与以往高速增长的发展趋势明显不同，就业总量的压力从增量向存量转变。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的就业总量仍将处于一种持续中高压状态。据测算，到2030年之前我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仍将一直保持在8亿以上。
从结构上看，就业结构性矛盾不断上升。与改革开放初期和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阶段出现的就业结构性矛盾不同，当前就业结构性矛盾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转型到一定阶段时形成的，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结构都存在显著的转型特征。
就业结构性矛盾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在就业领域的集中反映。其既有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因素，也有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如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被打破，但体制分割没有完全消除；各地区发展迅速但仍然很不平衡；居民收入水平上升但仍然差距巨大；劳动者社会横向流动过于频繁，而纵向流动困难。但最根本的还是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不匹配。
（二）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带来就业形势不确定性
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必然对我国经济产生冲击，进而影响到就业领域。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贸易摩擦对外贸生产经营企业的直接影响，可能导致部分企业短期内出现经营困难而减少就业岗位；另一方面，经贸摩擦的持续发展，可能导致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整，部分相关企业可能重新布局生产线，并进一步影响消费市场，这将在更长时间内对我国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调整产生更广泛和深入的影响。
受此影响，我国部分对美外贸依赖度较高的企业可能出现用工减少，并对当前就业形势产生影响。从目前调查监测情况来看，这种影响十分有限，对用工总量的实际影响要小于对市场预期和心理的影响，总体来看仍将是可控的。我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回旋余地和承压能力仍然巨大，在考虑未来就业形势时，要更多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同时，应加快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在国际经济再调整、再平衡过程中，促进就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协同推进，避免结构性失业风险，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三）应对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与挑战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近十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爆炸正在重塑新一轮社会经济格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是以工业智能化、互联网产业化、工业一体化为代表，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量子信息、3D打印、智能制造、虚拟现实、生物医药技术和新材料科学等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其将重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各环节，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带动经济高速增长，也实现生产力的新跃升以及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必然对就业产生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回顾人类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技术革新对就业的影响通常具有两面性，既有“替代效应”，也有“创造效应”。目前，两种效应正在我国人力资源市场上叠加显现。
从新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创造效应看，技术革新和进步将催生出一批新模式、新业态，带来新兴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加速，直接创造新的岗位需求，还将增强生产与消费对接的便利性，降低产品成本及价格，刺激消费、扩大需求，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甚至整个经济增长，拓展新的更广阔的就业空间。随着技术进步，需要深度思考、增强用户体验、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一些岗位将大量产生，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创业设计、产品研发、工程师、程序员、文创人员、教育、管理咨询师等方面的人才需求增加。新技术的进步，也将与传统技术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传统行业就业岗位的质量，同时催生出一批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受益于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就业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将逐渐减少，劳动者不再拘泥于“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时间，就业的灵活性、多元化和个性化特征也会越来越明显。
再从新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替代效应看，一是技术进步可能导致短期内技术性失业风险增加。随着新技术发展应用对就业的影响扩大，技术性失业可能增多，短期失业风险或有所抬头。相对于技术的快速发展、流水线的迅速更替，人的观念转变和能力提升是一个慢变量，转岗转业需要一个过程，若不能及时进行知识、技术和观念更新，原有的部分中低技术人员也将面临失业风险。二是新技术革命也将加大人力资源投资成本，短期内技能结构矛盾更突出。新技术革命会使人力资源市场岗位需求结构有所调整和优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普工过度需求的问题，为高校毕业生创造更多更匹配的就业机会，但同时也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要求。若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改革不能及时跟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模不能有所扩大，计算机等学科的“通识”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力度不够，部分院校、部分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仍将难以化解，而复合型、技术技能型、创新创业型劳动力将严重短缺，技术性失业和高层次人才短缺的矛盾将同时存在，技能结构矛盾进一步加剧。三是技术鸿沟将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分化，收入差距扩大。财富向资本和技术拥有者、知识技能人才聚集的趋势将会加剧，劳资之间、不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将加剧分化。资金实力雄厚、市场份额大的少数企业很容易成为市场寡头，也将掌握更多话语权，中小企业对新技术发展创造的“蛋糕”可望而不可即，参与市场并获取报酬的难度加大。资本、技术等鸿沟扩大，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劳动力市场结构分化、断裂，出现一定规模的低端、低质量的劳动力市场，这种失业风险和部分劳动者的下沉，可能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阶层隔阂，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潜在风险点。
（四）应对新经济、新形态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与新技术进步相伴而生的，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经济部门和经济活动的繁荣，新的动力和增长点逐步形成，战略性新兴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文化及相关产业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电子商务及相关的快递业等实现较快增长。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层出不穷，在线旅游、医疗、教育、网络约车、第三方支付等“借网而生”，智能制造、个性化定制、普惠金融、智慧城市等也催生出一批新模式和新业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推进，新企业、新经济蓬勃发展，创客群体不断扩大，营造了新的就业增长空间。
新经济的快速成长改变了传统的就业方式，创造了大量的新就业机会，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技能、时间和其他资源禀赋，参与新业态活动，实现就业，获得收入。目前，我国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规模呈现扩大趋势。以分享经济为例，《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人，比上年增加1亿人左右。
新就业形态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就业形式的基本含义和突出特征：一是具有以开放共享、随机协同为特征的新的就业资源与机会配置机制。二是体现去雇佣关系的新的生产关系。劳动者与资源机会配置平台以及用户（劳动消费者）之间在生产关系上具有明显的“去关系化”或者说“弱关系化”特征。三是由于从业者和工作岗位的关系不再像传统产业模式下那样紧密结合，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劳动报酬获取等呈现灵活性和更加碎片化的特征。
因此，要抓住新经济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开发大量适应新生代劳动力就业取向的高质量就业岗位，促进就业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要避免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带来失业风险，防止部分低知识技能水平劳动者被甩出正规劳动力市场，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和健康受到损害，这也是我国就业政策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
未成年人成城市低保重要瞄准对象
蓝皮书指出，从数量来看，2012年及以前，城市低保对象中未成年人的数量大于农村低保对象中未成年人的数量，其占低保总人口的比例更是大于农村低保中未成年人的占比。表明城市低保资源更多地投向了有未成年人的贫困家庭。从2013年开始，农村低保对象中未成年人的数量超过了城市低保对象中未成年人的数量，且呈现上升趋势，其后有所减少但是减少幅度不大，其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表明农村贫困儿童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城市低保对象中未成年人的数量明显减少，其占比并未显著下降，仍然高于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占比。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市低保对象中部分未成年人摆脱了贫困，但是未成年人仍是城市低保的重要瞄准对象。
教育事业稳步发展
蓝皮书指出，截至2017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38万所，比上年增加2105所，增长0.41%；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70亿人，比上年增加545.54万人，增长2.06%；专任教师1626.89万人，比上年增加48.72万人，增长3.09%，总体教育规模继续扩大。
各类教育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学前教育入园状况发展良好，全国共有幼儿园25.50万所，比上年增加1.51万所，增长6.29%；学前教育入园儿童1937.95万人，比上年增加15.87万人，增长0.83%；幼儿园教职工419.29万人，比上年增加37.50万人，增长9.82%；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79.6%，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比2012年提高15.1个百分点。九年义务教育进一步巩固提升。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1.89万所，招生3313.78万人，在校生1.45亿人，专任教师949.36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8%。特殊教育招生增幅明显。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107所，比上年增加27所，增长1.30%；共招收特殊教育学生11.08万人，比上年增加1.93万人，增长21.11%。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共有学校2.46万所，比上年减少93所，下降0.3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8.3%，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高等教育规模进一步增大。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31所（含独立学院265所），比上年增加35所，增长1.35%。民办教育快速发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7.76万所，比上年增加6668所；各类民办教育在校生达5120.47万人，比上年增加295.10万人。
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2557亿元，比上年增长9.43%。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4204亿元，比上年增长8.94%，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14%，连续六年保持在4%以上，一半以上用于义务教育，一半以上用于中西部地区。
近四成大学生关注网红，游戏美妆类最受青睐
蓝皮书指出，2017年“大学生调查”发现，有近四成的大学生关注过网红。其中，8.0%的大学生基本每天都查看网红动态，16.0%的大学生至少每周查看1次，5.5%的大学生至少每月查看1次。对比高职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的情况可以发现，高职生和本科生在关注网红动态上存在明显差异，高职生关注网红动态的频率显著高于本科生。约有1/10的高职生基本每天都会查看网红动态，约1/5的高职生至少每周查看1次，频率明显高于本科生。本科生基本每天都看网红动态的学生比例为6.6%，至少每周查看1次网红动态的学生比例为13.3%。
对于关注网红动态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所关注的网红类型与直播类型有比较相似的地方，游戏和美妆是大学生最喜欢的网红类型，有41.7%的大学生关注游戏类网红，31.6%的大学生关注美妆类网红。其次是美食/烹饪类网红、秀场类网红和旅游/户外类网红，比例分别为25.9%、16.6%和16.0%。财经类网红得到的关注度最小，仅有3.1%的大学生会关注。在性别差异上，男女生关注的网红类型存在明显不同。男生更多关注游戏类网红，关注比例达到62.8%，而女生则热衷于美妆类网红，关注比例达到55.5%。此外，体育类网红和科技类网红相对更受男生的欢迎，分别有19.0%和16.2%的男生关注这两类网红。在女大学生群体中，除了对美妆类网红的关注之外，美食/烹饪类网红、游戏类网红和购物类网红比较受欢迎，关注比例分别为38.0%、23.5%和23.2%。可以发现，男生对网红的关注更多是为了追求游戏和科技体验带来的快感，而女生更多是为了满足对美丽外表、美味食物的需求。
大学校园里的网络直播和网红文化体现着95后大学生的鲜明特征，观看网络直播和网红动态的学生比例较高且关注的类型多样，直播和网红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值得一提的是，男女生虽然在观看的直播和网红类型上存在差异，但游戏类直播和网红受到男女大学生的普遍欢迎。
青少年触网年龄集中在6~10岁
蓝皮书指出，调查显示，5岁及以下就已经接触到互联网的青少年占10.88%，6~10岁开始接触互联网的青少年占61.43%，10岁以上开始接触互联网的青少年仅占27.69%。在一个被互联网覆盖的时代和家庭背景下，青少年往往在较早的成长时期就会与网络接触，而且触网的低龄化趋势越发明显。同时，一线和准一线城市青少年普遍更早接触网络，平均触网年龄分别在8.3岁和8.6岁，而二线、四线城市青少年的平均触网年龄为9.1岁，三线城市的平均触网年龄则为10岁。
青少年使用的上网设备主要是手机，占样本的87.33%，远高于其他各类上网设备。新兴的上网设备如平板电脑，作为青少年上网主要设备的比例也占到21.88%。调研发现，学生们较多使用电脑做PPT、写报告和其他作业，因此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作为青少年上网主要设备的比例也较可观，分别为22.68%和36.90%。
青少年最主要的活动场所是家庭和学校，学校通常对学生上网进行一些限制，比如禁止带手机或限制使用手机，因而可以理解家庭是青少年上网的最主要场所。调查显示，青少年经常上网的地点是家庭的占95.07%，学校其次，仅占18.44%，公共场所占14.65%，随时随地占13.20%，其他场所占5.46%。
父母的陪伴对青少年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目前没有和父母同住的青少年每天上网时间在6小时以上的占14.61%，而与父母同住的青少年该比例仅为7.58%；没有和父母同住的青少年每天上网时长在两小时以内的比例为36.99%，与父母同住的青少年该比例为49.70%。可以看出，父母在场对于防止青少年过度上网、合理控制上网时间具有重要的调节和控制作用。
近三成青少年遭受过网络暴力
青少年遭遇暴力辱骂信息的最主要场景是社交软件，为68.48%；其次是网络社区，比例为55.30%；在短视频和新闻及留言上遇到暴力辱骂信息的比例也很高，分别为30.66%和30.16%。可见，青少年在网络上遇到暴力辱骂信息的比例与其关注的内容和使用的平台有关系，也与社交网络、网络社区和新闻及留言的互动性和话题性较强，容易引发不同观点的争论并形成冲突有关。而短视频的一些制作者为了吸引眼球，有时候也会故意引入有争议的话题并使用偏激语言。此外，青少年在微博上遇到暴力辱骂信息的比例为25.36%，在直播平台上遇到暴力辱骂信息的比例为19.91%。
与父母共同居住的青少年遭遇网络暴力的比例为28.3%，比没有和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共同居住的青少年低12个百分点。调研中发现，没有和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居住的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也更容易受到欺凌。也有老师反映，没有和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居住的青少年本身自控能力比较弱，不仅容易受到网络暴力，也容易对别人实施网络暴力。
“当作没看见，不理会”是青少年最常用的应对暴力辱骂信息的方式，60.17%的青少年选此项；其次是“网络投诉或者举报”，占比为49.36%；而选择告诉父母、老师、兄弟姐妹以及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的比例分别为9.96%、3.87%、4.87%和2.22%，均不足一成。青少年对于暴力辱骂信息还会有一些其他反应，比如“觉得可能是开玩笑，不在意”，占比16.91%，“很好奇，点开看看”的比例为7.81%，而选择“报警”的比例仅为6.23%。
同遇到色情信息骚扰的反应类似，青少年遇到暴力辱骂信息更可能跟同辈朋友讲（而不是告诉老师、家长或兄弟姐妹），调查显示，“跟同学或者朋友讲”的比例为15.54%。
调查中发现，表示自己遇到过针对自己的骚扰、暗示或者陌生人约见面情况的青少年占11.07%。其主要场景同遭遇诈骗和暴力辱骂信息一致，依然是社交软件和网络社区，前者占比为79.81%，后者占45.61%；其他场景如短视频、直播、微博、新闻及留言的比例只在15%左右，其中短视频场景下的骚扰或陌生人约见面的比例相对较高，为20.56%。
青少年应对骚扰信息的主要方式是不理会和网络投诉或者举报，前者占63.74%，后者占43.74%。而青少年选择将骚扰信息告诉父母、老师、兄弟姐妹以及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的比例分别为12.34%、5.61%、4.49%和2.06%；对骚扰信息表示“觉得可能是开玩笑，不在意”的比例为20.75%；而选择“跟同学或者朋友讲”的比例达到15.33%；选择“报警”的比例依然较低，为5.61%。
中美经贸摩擦对不同工业部门的影响不同
中美经贸摩擦可能影响的主要行业包括：①美国公开的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的出口品类瞄准的《中国制造2025》中列出的高技术产业。②中国对美国出口具有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③中美关联度较低、竞争性较强的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非金属矿制品等产业。
中国工业部门就业人数总量从2014年12月最高峰时期的9977.2万下降至2018年8月的8058.5万，技术类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和其他制造业部门的就业量也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传统优势产业的降幅最大。这一过程实际上出现在此次中美经贸摩擦产生之前，甚至在特朗普执政开始前，因此中国工业部门就业下降源自多方面因素叠加。但从走势来看，2018年较之2015~2017年下降有加速趋势，这与中美经贸摩擦的负面影响有关。
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来看，由于中国对美商品出口三成以上集中在玩具、家具、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和电器设备制造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并且这些行业的毛利率较低，依赖出口退税生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贸易政策波动几乎没有抗风险能力。因此，如果美国征收较高关税，这些行业对美国的出口可能会停止。并且，由于土地、劳动和其他要素成本的上升，以代工制为主要方式的加工贸易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上挤下压”状态，面临较严峻的冲击，由此而来的产业外移可能导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岗位流失严重。
从技术密集型部门来看，由于中国对美国在技术进口以及融资上有一定的依赖性，一旦美国停止此类核心技术的对华出口，会对中国的产业供应链产生冲击，并且寻找此类技术的替代需要一定时间，因此中国高新技术行业发展也会受到一定影响。近年来中国在高压输电、高铁、可替代能源汽车和超级计算机等领域都处于优势地位，还需要广阔的海外市场消化产能，美国公布的对中国关税的征收对象包括了航空、现代铁路、新能源汽车以及高科技产品等，可能对我国的高新技术行业发展和行业就业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