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教育学的基本问题,每个时代的研究者都不可回避。迄今为止,大多数教育学者对此问题采取的主要是应答式、被动式和单向式的运思方式。
研究者总是强调教育者要有时代敏感,敏锐体察时代精神,在把握时代脉搏中发觉时代对教育的挑战。同时,研究者强调教育者要有社会意识,为社会发展服务,社会变迁与发展需要教育提供什么,教育就要对此作出回应,努力满足社会的教育需求。因此,教育的价值与角色缩减为只是为社会服务,在对时代挑战和社会需求的应答中,成为社会变迁的附庸和应声虫。这种应答必定是被动的,即使是“迎接”时代和社会给教育带来的挑战,也是被动地迎接:挑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只好去迎接它。这种对社会亦步亦趋的心态,带来的结果是教育学很少考虑:教育如何主动介入到社会变迁与发展的进程中去?社会如何为教育提供更好的服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教育学思考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往往是单向式思维,即只考虑社会对教育的影响,如社会变迁如何引起教育目的、内容以及方式的变革等,却很少思考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实际上,教育与社会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任何单向式因而是割裂式的思考,都难以窥其全貌。
在叶澜等人看来,上述思考方式的形成是因为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已有研究存在三大缺失:一是社会发展的教育尺度缺失。社会很少基于教育的尺度和眼光来衡量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原因、状态和质量。二是社会缺乏对教育的责任。总是强调教育要为社会服务,却忽略社会如何为教育提供更好的服务。三是每个社会细胞缺少对教育价值和功能的把握。长期以来,社会整个细胞没有成为内含教育责任和为社会成员提供学习的平台,许多社会机构也没有能够成为具有教育价值和功能的机构。
要解决这种因袭已久的缺失,需要改变思考方式并转换提问方式,提出并解决新的重大现实问题:其一,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已经有什么样的教育基础?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目前的教育基础,是否能适应中国社会变迁的需要?其二,要促进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需要怎样的教育基础作支撑?其三,已有教育基础怎样转型和重建,才可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动力和支撑?社会需要为变化了的教育基础做些什么?
新问题提出和解决的过程中,逐渐创造和呈现的不只是问题的具体答案,更可能树立的是新参照系和新研究范式,即社会变迁与发展研究的“教育参照系”和“教育范式”。它们共同提出理解社会变迁与发展的“教育视角”,并从这一视角出发分析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之间双向互动的关系。由此引入的“教育参照系”和“教育范式”,不仅为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也将为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带来新的问题域、新视角和新的分析框架。
转换参照系和视角之后的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其复杂程度和研究难度显而易见。它既需要对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教育基础做结构性、整体性和关联性研究,形成测量指标和体系,也需要探究社会变迁与教育基础之间双向建构的发生机制与过程机制,包括教育基础自身转型与重建的过程机制,这种过程性的机制探究,因其牵涉因素众多,且往往处于隐性的动态流变之中,所以难以把握。此外,还需要对现有“教育基础”做重建式研究,形成系统的重建思路和对策,最终探究促进中国社会变迁的教育新路。
与研究难度相伴而来的是这种研究的突破性价值。其突破首先表现在反向式的研究思路上。如前所述,以往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通常是集中在社会的发展要求教育要有什么变化、会产生什么影响,而现在的思路却是反过来理解。这一思路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到今天的程度,社会内部的教育基础是什么?中国社会作为整体而言,教育基础应该发生什么变化?社会需要为这种变化了的教育基础做些什么?第二,不再只是用社会的尺度,如政治的尺度、经济的尺度来衡量教育的发展,当代社会需要形成的是教育的尺度。即用教育尺度来衡量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原因、质量和路径,以及衡量当前社会对待教育发展问题上的局限性,应该怎样去奠基、创造和建设现代的教育基础。换言之,现在需要反其道而行之,不仅要关注社会怎么不断向教育提要求,而且还要研究教育如何向社会提要求,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如何形成双向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背后是双向意义上的责任追问:社会对教育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教育要对社会承担什么责任?
通过对上海卢湾、江苏常州、浙江宁波、广东佛山、贵州毕节等田野点的持续性参与观察和调研,基于社区与教育、家庭与学校的关系,从教育资源、教育知识、教育选择、教育组织和教育观念等五方面,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索。描绘出我国教育基础的真实图景和具体表现,提出社会变迁视野下教育基础的基本维度和评价指标,初步形成教育基础的检测指标,如: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指标;人均阅读量以及闲暇时段活动分配中学习活动所占比例;社会各类学习型组织的建设情况,以及社会为人民群众提供的学习类服务机构及服务质量;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系统与家庭、社区、社会的联系和互动情况等。在此基础上,列出教育基础重建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清单,研究以何种机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来促进教育基础的转型与重建,进而用政策分析方法,系统地对教育转型与重建的相关政策工具的事实、价值和规范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区域内教育基础的关键政策性因素,建立促进教育基础转型与发展的政策机制,科学讨论政策方案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及预期效果,并在备选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作为政策的依据和基础。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87期10版“教育学”文章之一。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