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期看，中国农村劳动力仍持续向城市转移。老一代农业劳动力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时，他们的后代将不再从事农业活动来实现。

　　随着近年来“民工荒”等问题的日益凸显，关于“中国是否发生劳动力短缺”、“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的有关争论日益增多。部分学者对此持乐观态度，认为刘易斯拐点并未到来，中国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一些学者从人口结构、劳动力市场供求、“民工荒”、工资上涨、农业成本等角度出发，作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判断。可以看到，关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讨论是一场围绕数字展开的争论，其焦点在于中国剩余劳动力到底有多少。

　　农民工工资持续快速增长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并存

　　对于这场论辩，笔者认为不应该生硬地以剩余劳动力数量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是否由剩余转向短缺的依据，因为当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高于转移收益时，即使存在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也不会发生。刘易斯模型假设，劳动力可以在农业和工业间自由转移，剩余劳动力由于边际生产率接近零，因此不存在转移成本。但是，中国现实情况无法满足刘易斯模型关于劳动力转移成本恒为零的假设。首先，转移成本存在且不可忽略。农村劳动力在向“非农”转移过程中需要技能培训，其成本难以忽略。同时，找工作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前期支出，如交通费、房租等。发达地区住房成本昂贵，租房或购房所需花销不菲，这也增加了转移成本。此外，现行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在就业保障、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无法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因此农民工承受了高额转移成本。其次，转移成本存在且在不断增加。虽然农村仍存在剩余劳动力，但由于农村留守人群年龄持续走高，城市生存成本上升等原因，农民工边际转移成本持续增加。

　　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存在且不断上升的事实很好地解释了当前“农民工工资持续快速增长”与“农村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并存的现象。涨工资很大程度上是雇主为了留住农民工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工资上涨一方面可以弥补由城乡壁垒所造成的高额迁移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保证农民工外出务工获得的真实可比工资（扣除生活成本和迁移成本后）高于其在家务农收入水平。同时，由于高额转移成本的存在，一些年龄大、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许永远无法转移出来。因此，我们不能单纯以“农民工工资增长快慢”、“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少”来判断中国是否发生劳动力短缺。因为中国很有可能在整体上不存在劳动力短缺，只是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由于高额迁移成本的存在而使得局部发达地区出现“民工荒”、“涨工资”等现象。在运用刘易斯模型对我国劳动力市场进行研究时，我们需要放松刘易斯模型关于转移成本恒为零的原假设，将迁移成本考虑在内，同时允许其随时间变化（目前成本在增加）。

　　为了验证上述观点，本文从以下两个角度开展研究：第一，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速度是否放缓；第二，农民工边际转移成本是否增加（包括农民工年龄分布、务工区域分布、工资情况）。

　　农村外出劳动力增速放缓

　　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1985—2003年），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本乡镇以外务工）从800万猛增至1.13亿，年均增速15.9%。除1994年、1995年速度放缓至4%以外，其他年份外出农民工数量均保持快速增长。但是从2004年开始，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速急剧下降，2004—2010年间平均增长率仅为4.3%。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达1.53亿。

　　劳动供给增速的下降逐渐扭转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紧张程度。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即需求人数/求职人数）从2001年第1季度的0.65上升至2008年第3季度的0.97。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在2008年第4季度至2009年第2季度期间回落至0.85—0.88。此后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开始回升，并于2011年第1季度达到1.07的高位。不断攀升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紧张局面。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是劳动力的主要供给方，其增速的放缓由此可见一斑，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作为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力量，农村外出劳动力增速放缓的趋势由此可见一斑。

　　边际转移成本上升

　　在中国农村，非农转移成本最低的年轻劳动力目前基本已完成转移，与此同时，非农务工的边际转移成本在不断上升。Rozelle等（2008）和deBrauw等（2002）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1995年农村各个年龄组非农务工比例基本均在25%左右，其中21—25岁年龄组的非农务工比例最高，约为33.6%。而到了2007年，40岁以下人群的非农务工比例普遍超过65%，其中16—20岁人群非农务工比例更是高达97.7%。这表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已转而从事非农经济活动，中老年人群逐渐成为农村务农的主力军。相对于年轻人，中老年群体在进行非农转移时会承担更高的风险、付出更大的成本，如职业技能培训、医疗、住房、养老支出等。

　　与“农村年轻劳动力转移殆尽”现象相呼应的事实是，近年来农民工年龄持续走高。中国人民银行第五次农民工问题监测报告结果显示，2007年年龄在30岁及以下的农民工比例为53%，而到了2009年，该年龄段农民工所占比例已经下降到了43.9%，18岁及以下农民工占比年均下降19%（2007年2.3%，2009年1.5%）。

　　边际转移成本上升的另一个证据是，农民工务工区域发生了相应的区域性转移，具体表现为“省外到省内”、“东部到西部”的转移。2007年以前，农民工群体主要倾向于跨省务工。Rozelle，Huang， Zhang 和 Li（2008）的调查显示，1995年在乡镇以内、省内乡外、省外务工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36%、29%、35%。在2007年，对应数据相应地变化为30%、24%、46%，跨省务工人员比例明显上升。但从2007年以后，农民工外出意愿逐渐降低，更多的人倾向于在本省务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2010年间省内务工人员比例不断向上攀升，三年间省内务工人员比例分别为46.7%、48.8%、49.7%。此外，从东中西区域上看，外出农民工赴东部务工的热情在逐渐减退。国家统计局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71%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分布在东部，而在2009年这一比例仅为62.5%，降幅高达8.5%。农民工赴东部地区务工比例的下降是近年来东部出现“民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东部“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从2009年第2季度的0.9一路攀升至2011年第2季度的1.08，持续高于中部、西部。综上，农民工“省内务工潮”、“由东向西的区域性转移潮”均充分反映了当前外出务工成本不断上升的事实。

　　与此同时，近年来农民工工资也保持着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调查报告显示，未扣除价格因素，2010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1690元，比上年增加273元，增幅为19.3%，高于同期城镇居民工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Knight，Deng 和 Li（2011）公布了2006—2009年农民工名义工资涨幅分别为11.5%、11.2%、9.1%、16.6%，实际工资涨幅10%、6.4%、3.2%、 17.3%。按地区来看，201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 1696元、1632元、1643元，相较去年名义工资增长19.2%、20.9%、19.2%。分教育水平来看，人民银行第五次农民工问题监测结果显示，在2009年，小学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月收入分别为1581.7元、1770.7元、1836.3元、2102元，从2007到2009年各学历层次农民工名义年工资增长15.1%、16.9%、14.4%、12.4%。

　　从长期看，中国农村劳动力仍持续向城市转移。根据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农业就业人口占比10%或更低是使中国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劳动力达到均衡分配的比例，即达到刘易斯拐点。但10%的目标不仅可以通过转移农村现有剩余劳动力的方法来实现，而更有可能通过代际变化，即在老一代农业劳动力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时，他们的后代将不再从事农业活动来实现。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转移成本的存在，“农民工工资增长”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会继续并存。因此，政府部门当务之急是减轻农民工转移成本，推行福利均等化政策。鉴于财政预算的约束限制，笔者建议相关部门在加快推进中小城市建设进程中，相应减少发达地区与户口相挂钩的一系列社会福利。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