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的学校教育受到人们的抨击和指责，其中一条严厉的指控是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和不公正。据社会学界的调查结果显示：即使在义务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扩招的条件下，社会分层结构也正日益影响人们的受教育机会。鉴于教育依然是个人未来职业和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那么普通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可能将变得更加艰难。换句话说，尽管受教育的机会更多了，但经济上的不平等却加剧了。这显然是一个让人忧心忡忡的社会问题，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个社会的稳定、秩序和进步。

　　对此，笔者认为，对于社会阶层分化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研究。

　　首先，家庭社会资本是促进子女学业成功的重要关键。对于教育来说，学生所占有的最重要社会资本就是家庭社会资本。比如，借助亲子关系和父母的经济能力，子女所获得的不仅是择校机会那么简单，自孕育起便有着更多的优势，胎教、更好的营养补充、亲子课程、更多的照顾、可开发智力的玩具、额外的补习、优质的家庭学习条件等都会对子女的智力和学习能力有所增益，这已被国内外大量的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实验和调查所证明；学业成就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子女本人的抱负和理想，在统计学上体现为志向远大则成绩就好，而子女的抱负更易受到父母期望的影响，较高社会阶层的家庭通常对子女有更高的期望——达到或超越他们原有的水平，较低社会阶层的家庭则通常期望子女今后更加稳定，由此拥有较强社会资本的子女在对待学习的态度上获得了优越；父母的人际关系网络、地位、声望和受教育水平对子女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家庭社会资本，它们越高意味着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关注、鼓励与期望越高，对学生的教育抱负有正面的影响，并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其次，家庭文化资本的存在影响子女教育的再生产。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不同社会阶层所特有的文化、知识、风格与习性，它包括语言、品位、知识、技能、艺术、举止仪态等，在日常生活中文化资本也是通过饮食、服饰、家居、交通工具、艺术品等所展现出来的风格。布迪厄强调，文化资本其实是作为社会不平等的载体而发挥着作用。在我国，较高社会阶层家庭所传递的文化资本，相对于较低社会阶层家庭而言，更加丰富和广泛，也更加贴近学校里所传达、培育和考核的知识与文化。比如，较高社会阶层家庭所使用的语言通常与学校中的相一致，不仅是标准的普通话和文明用语，还包括各种专业词汇和术语，这使得他们的子女感到在学校就像在家里一样适应；较高社会阶层家庭会更早让子女学习和掌握外语、文学、科学、艺术、电子产品等，这些对他们而言的日常活动却是较低社会阶层家庭子女无法或较少接触的，进入学校后，文化资本作为一整套知识和本领，使得较高社会阶层家庭子女在外语、语文、自然科学、计算机、美术音乐等很多课程上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最后，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强化了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作用。其一，在宏观的教育政策上体现为教育投入总量上的不足与教育投入结构上的不合理。这使得教育尤其是优质教育成为了一种较为稀缺的社会资源，由此优质教育资源被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阶层所占有；在结构上，我国公共教育投入体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这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原本就存在的巨大的城乡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差异，剥夺了农村子弟接受优质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权利。其二，在微观的学校教育层面体现为能力分组与标签。现在能力分组已经成为了学校教育的一个应然模式，特别在初高中学校尤为突出。每个年级都分别设有实验班与普通班，甚至毫不掩饰地称为快班与慢班，前者配以优秀的老师和更多教学资源，后者反之。能力分组用考试的表面平等掩盖了学生在文化面前实际的不平等，将那些因为在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方面处于劣势而无法取得好成绩的学生，标签为智力缺陷和能力不足，进而暗示他们永远也无法进入快班或者坐到教室的前排。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三浦展说：“阶层是会遗传的”，这并非是危言耸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不合理的教育体制模式正在强化我们的教育不均等，若不及时予以干预和调整，贫富分化的扩大就不再是可能而是现实。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