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传统的家庭结构仍以一种比较松散的方式存在并延续，“80后”虽然有着叛逆的青春期，但随着其进入职场后的再社会化，他们会逐渐摒弃原有的“幼稚”，开始承担压力与责任，逐步融入长辈设定的文化价值观框架。

　　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社会的到来，使得文化传承大大超越了其原有的范围；同时使个人吸取知识信息的途径变得多元化，从而使文化传承似乎脱离了其原有的链条和轨迹。文化传承的基本法则——“父为子纲”遭遇严重挑战，父代不再是文化传承的绝对权威，子代却在知识、信息方面占有某种优势，“反向社会化”或者说是“文化反哺”日益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 根据父代、子代处理这种局面的不同方式，可以判定目前我们正处于并喻文化时代。

　　我们正处于“并喻文化时代”

　　前喻文化（pre-configurative culture）、并喻文化（co-configurative culture）和后喻文化（post-configurative culture）是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中提出的三种不同文化模式，其分类依据是祖辈和子代在文化传递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在前喻文化中，长辈是晚辈学习的楷模；并喻文化时代，长辈和晚辈都向自己的同辈学习或互相学习；而在后喻文化里，晚辈则是长辈学习的榜样。

　　玛格丽特·米德提出，人类将进入崭新的后喻文化时代。国内一些学者基于这个结论，认为当前中国的青年一代在流行文化中占有一定主导权，从而将中国社会置于后喻文化情境，并据此研究“80后”现象。其实不然，文化的改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对于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长辈的权威及在家庭中的主导权一直被中国的传统道德——“孝”维持，并且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也使得年轻人对长辈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依赖性。此外，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传统的家庭结构仍以一种比较松散的方式存在并延续，“80后”虽然有着叛逆的青春期，但随着其进入职场后的再社会化，他们会逐渐摒弃原有的“幼稚”，开始承担压力与责任，逐步融入长辈设定的文化价值观框架。因此，对目前的中国社会而言，并喻文化仍是比较显著的文化特征。

　　这些特征体现为：在并喻文化中，长辈在社会生活中仍具有主导权，为晚辈的种种行为设定了种种不可逾越的基本原则；同辈是彼此学习的楷模；长辈和子代存在隔阂，长辈很少希望接受反向社会化，而反向社会是子代向长辈传喻知识，是后喻文化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80后”在职场中具有组织反哺功能

　　“反哺”源于“乌鸦反哺”的美丽故事，借指子代对父母应尽的孝道、赡养义务。后来的国家政策“工业反哺农业”借用了“反哺”这一词，使之得到广泛运用。其实早在1988年国内学者周晓红就在《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中提出了“文化反哺”，指长辈吸收年轻一代文化的过程。这里，笔者借用“反哺”一词着重强调“80后”所具有的特殊的组织功能。

　　（1）信息收集和处理。信息是企业制胜的必要、宝贵财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信息收集和处理成为系统性的工作。虽说现在电脑已成为大多数人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但从小接触电脑的“80后”在这方面拥有天然优势。他们可以熟练运用各种网络资源，对所需信息进行全方位、高效率的搜集，同时，对各种办公软件的熟练运用也可以让他们对已有数据进行有效的处理和展现。

　　（2）前沿社会思想。“80后”在职场表现中尚存在多方面不足，但在崭新社会背景中成长的他们生来就接受着新思想的熏陶，又得益于义务教育、高校扩招而多具有高学历，因而他们处于社会思想的前沿，对新生事物有着较强的接纳能力。在组织中，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民主氛围、自我管理、组织规范的追求有助于促进中国管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3）国际化视野。近些年来，学者们发现许多西方管理思想在中国“水土不服”，如“360度考核”，许多西方知名企业来到中国后多少出现了不适应症状，严重者如“百思买”的关闭。中国文化塑造的商业氛围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犹如黑洞。同时，中国企业在国际化扩张的道路上也面临着种种挑战，也多是由于文化不相容所导致。相对而言，“80后”的国际化程度要高出不少。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即将或者已经、主动或者被动、或多或少地介入多国经济业务，“80后”可以成为企业全球化战略实施的生力军，为此增分不少。

　　（4）创新能力强。在“80后”的成长过程中，新生事物源源不断，从而使他们拥有较强吸纳新生事物和创新的能力。此外，“80后”也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当前，创新已成为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词，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管理创新、流程创新和产品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吸收“80后”在创新过程中的话语权，这将会大大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链接

　　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美国人类学家，在晚年著有被称为“青年宣言”的压卷之作《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这本不足7万字的小书，人们无论读哪一句都不能不为玛格丽特·米德的语言、思想及其内在情感所震撼。关于老生常谈的代沟问题，玛格丽特·米德独辟蹊径，从整个人类文化史的考察角度出发，认为纷呈于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不能归咎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不能归咎于生物学方面的差异，而首先导源于文化传递的差异。这本小书不仅对代沟问题进行了极具说服力的阐释，而且本身就是一部气势恢宏的“青年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