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目前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学理论与农村社会学分支及农村经验研究脱节的现象，主要表现为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关心也无从解释中国农村社会，而农村社会学经验研究的理论观照则相对较弱。

 　　编者按

　　《中国社会科学报》3月26日“社会学”版曾刊发《水利设施利用不当致“治理性干旱”》一文，引发积极的社会反响。本版以此为契机，反思中国农村社会学已有实践，力图推进这一重要分支学科的发展。

　　中国农村社会学面临着一些困境：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农村”大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发展现状似乎在滋养农村社会学的崛起，以至于社会学前辈们常常强调，今后能真正实现社会学本土化，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研究一定会出在此领域；另一方面，当一些农村社会学研究者被动或主动地卷入走向国际的各种行动时，却发现在欧美社会学主流学者和理论中很难找到呼应。　　

　　中国农村社会学在国际面临“尴尬”　　

　　笔者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前不久我曾委托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北美社会学年会上发布浙江大学招聘农村社会学、社区社会学研究者的信息。朋友作答：社区社会学还可招到人，农村社会学恐怕难有人问津，各校社会学系都未培养研究此领域的学生。这个直爽的回答不只印证了上述印象，还让我联想起另一件事：早些年就有同仁提醒我的几位博士：你们干嘛老跟导师做农村研究，那有什么前途？我清楚地知道他的善意。他是想说：看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劲头，农村眼看就没了，搞农村社会学相当于为农村做临终看护，学术意义有限得很。

　　笔者相信农村社会学研究者面临这种尴尬会有多种朴素的应对。常用的应对方法是职业计算法：既然还存在与农村社会学相关的教学科研岗位和发表园地，那研究就仍有必要。精细者甚至预算，即便20年后中国城市化率超过70%，仍有数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庞大研究对象的持续存在说明农村社会学还有发展空间。另外一种应对来自社会学传统旨趣：社会学研究者应依靠社会学知识改良社会，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中最大焦点之一，农村社会学研究人员有什么理由为跻身国际社会学主流而放弃自己的关怀？所以，坚持发展中国农村社会学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多少关系到中国社会学者保持良知的问题。　　

　　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　　

　　笔者相信这两类看法都有助于研究者认定：中国社会有自己的问题，因此不必理会这个领域在国际上是否“时兴”，按自己的兴趣做研究就行。在实践上我们也可观察到：这两类看法的确在促成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的表面兴盛。例如，这些年来做农村社会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越来越多，有关乡村组织、土地、农民工、留守人员、农村社会冲突、农村社会史及可被包括在农村政治社会学名目下各种题材的研究论著数量极多，纯粹依量计，农村社会学几近于“显学”。

　　但是，中国农村社会学是否有持续的学科地位、学术贡献、社会作用及能否赢得国际尊重，主要不取决于此类姿态上的坚持，也不可能依赖研究数量的堆砌。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目前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学理论与农村社会学分支及农村经验研究脱节的现象，主要表现为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关心也无从解释中国农村社会，而农村社会学经验研究的理论观照则相对较弱。要改变现状，研究者尤其是经验研究者了解国外乡村社会学的理论进展仍是必要路径。关于英语世界农村社会学研究稀见且长期停滞的看法是种误解。系统梳理Rural Sociology，Journal of Rural Studies，Sociologia Ruralis三种国际期刊最近20年的论文，可发现：虽上世纪50—80年代乡村社会研究曾因“城市导向”而将描述乡村社会特性与“病理”的研究作为重点，农村社会学研究因缺乏独特理论基础而被边缘化，但70年代末以后的各种乡村修复运动为农业政治经济学、新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动力；90年代后，随着乡村地区消费角色定位及其潜能的发掘，乡村研究甚至发生扭转，出现大量关于“乡村性”的讨论。从正面看，近20年出现的实体乡村与建构乡村的概念，从生产主义乡村到后生产主义乡村的概念转型，以及乡村转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研究等都值得注意。从批评角度看，很多研究的去农业化、去社区化问题也值得警醒。在很大程度上，仅强调中国农村独特性、与发达国家无可比性、乡村社会学理论没有可通约性，很可能是懒人放弃理论关怀的一种美丽借口。 　　

　　中国社会转型为农村社会学发展提供空间　　

　　第二，开展农村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不等于被政策性问题牵着走。在我国着力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许多农村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简单地用非农化、去农化的方子为农村“治病”，用社会学或看似社会学的语言，重复经济学的城市化主流理论，怜悯农民、农村、农业在城市化过程中付出的不必要的牺牲。笔者认为，农村社会学的经验研究，首先需要在布洛维的批判社会学、专业社会学、公共社会学意义上，弄清楚影响村庄命运的主要因素、研究者当持的价值，回应主流经济学的主流城市化理论。不清楚当代村庄的命运，各种具体的经验性研究就有可能是琐碎和不必要的，农村社会学就真有可能沦为临终看护学。

　　第三，利用中国作为“农村”大国及农村变迁的经验事实，努力发现和推动社会学理论与知识的更新或扩充。斯科特的近作《逃避统治的艺术》提出，包括中国西南一些地区在内的地方存在自我蛮夷化、“文明不上山”现象。笔者觉得，在中国东部发达区域中的一些不发达山区存在 “文明半上山”现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乡村治理已有六十多年历史，那些滞居偏远不发达山区的六七十岁的农民在日常语言上演变出自己的一套体系，既不是“传统农民”式的，也不是干部式的或城里人式的。比如他们习惯说“大队长”而不是村主任或村长，习惯把自己所在自然村称为我们小队。这类“文明半上山”现象的主要意义，不在其提供了与斯科特相对的反例，而在于：被习惯归于传统村落类型的农村社区早已变成国家力量与村落传统力量共同作用的地方，村落充满了由家庭、社区等组织起来的传统性关系，以及由公社制和村民自治制塑造的组织关系，由政府组织影响的政治关系，甚至还渗透了因全球化影响而形成的隐蔽的“国际关系”。变动的农村社会恰好呈现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无法以现有社会学理论去解释，其中包括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

　　因此需要探寻中国的实践，生产出有关中国的农村社会学理论，从而推动中国学术增长。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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