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静 潘启雯
1994年12月14日，随着第一罐混凝土浇筑在大坝江心岩石上，三峡工程上马。如今，作为举国关注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在顺利完成大江截流、首批机组发电、全线竣工后，业界人士称，三峡工程将迎来“后三峡时代”。
高峡出平湖：承载民族振兴梦
千百年来，长江水患一直困扰着中华民族，治理长江成为各个时代人们的意愿和诉求。有资料显示，自汉代以来，长江中下游发生较大洪灾200余次，水灾更是不计其数。其中，1931年大水，江汉平原14.5万人淹死；1935年再次大水又夺去14.2万人的生命；1954年长江大水，京广线中断百余天，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0亿元。
“三峡工程建好后，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到百年一遇。对长江中下游发达地区，包括上游、下游意义很大，可以减少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不仅减少了洪水的直接危害，而且提高了滨江地带土地的利用率。这是它的直接功能。”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三峡库区后续工作规划》中“三峡库区地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三峡库区地域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旅游规划”课题组负责人贺云翱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峡工程总公司原总经理陆佑楣也坦言，三峡工程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巨大综合效益，而最重要的就是防洪。
20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写道：“自宜昌而上，入峡……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他是三峡工程的最早设想者。
修建三峡工程、防止长江水患，我国几代领导人均有相关论述。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三峡工程真正摆上议事日程。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中勾勒出三峡工程的壮美图景，“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论证三峡工程的步伐加快。1986年3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表示，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至此，三峡工程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从构想到实施，三峡工程成为20世纪以来我们的一个百年梦想，而这个梦想的实质就是民族振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黎小龙这样总结。
生态安全之路任重道远
长江三峡以山高谷深、水流湍急、风光旖旎闻名于世。众多的支流、山间盆地、发育的河床台地，为人类的栖息和繁衍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三峡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距今200万年的古人类——巫山人，大溪文化以及神秘的巴国。
“‘后三峡时代’三峡工程将面临严峻考验，保护库区生态环境安全、防止新的污染，任重道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赫治清感慨，任何水利工程的效应都不是单方面的。在充分肯定三峡工程的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对于三峡工程的负面影响和可能引发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他将“后三峡时代”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归纳为泥沙淤积、消落带、小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等六个方面。民盟中央副主席、三峡枢纽工程验收专家组副组长索丽生则强调，未来特别要关注河流、河势的进一步发展和泥沙问题。
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是21世纪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话题之一。三峡库区历来被认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在此基础上建成的三峡工程，人工改变库区原有地貌，由此带来的生态安全问题还有许多未知性，需要继续论证、观测。在应对三峡工程生态安全问题上，赫治清指出，应有世界眼光，既要积极学习外国先进的生态学理念、总结和借鉴世界各国建设大坝的经验教训，又要把对三峡库区可能存在的生态环境隐患纳入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视野中去考察，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应对之策。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既不要悲观，也不要盲目乐观。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集思广益，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严密规划，精心设计，认真实施，沉着应对。
库区四大定位：紧扣低碳经济
不应忽视的是，三峡工程巨大的发电效益和清洁能源效益使其成为践履低碳经济的楷模，而庞大的防洪功能也令人拭目以待。正如重庆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蒲勇健教授总结的那样，三峡工程是高代价、高收益的工程。未来，三峡工程更多地是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
日前，在2010年度三峡工程移民工作会议中，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汪啸风介绍说，目前三峡工程的巨大综合效益已全面显现，防洪、发电、航运和生态等作用开始发挥。2009年，三峡工程在汛期最大削减洪峰流量已达15000立方米每秒，三峡电站全年发电798亿千瓦时，通过三峡枢纽的货运量再创新高，达到7400多万吨，比上年增长8.5％。三峡库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移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库区社会稳定。
《三峡库区后续工作规划》是目前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据相关人士透露，“后三峡时代”建设中的库区目标有这样几个定位：一是安全库区，具体指库体安全、库区的生态环境安全和库区的社会安全，希望把库区作为中国的生态文明示范区进行建设。二是和谐库区，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库体与它的生存区域和谐、库区移民与社会和谐、城乡和谐、库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和谐。三是生态库区，不能走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的道路，提出跨越式的、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道路。库区是多元战略意义的库区，一旦出现污染问题和环境问题，所有的功能将遇到巨大的风险。如果三峡水库遭致污染，影响的是整个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本身就是国家经济的脊梁。四是文明库区，具体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人的行为举止文明。五是幸福库区，包括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及合理运用、优良的管理制度建设等。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风笑天呼吁，“后三峡时代”国家应该继续关注、进一步支持移民。“后三峡时代”的规划，要对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不能说补偿和安置妥当了，事情就完了。因为迁移对移民们来说不是暂时性的，而是永久性的。国家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或者优惠条件，让这些移民真正在安置地生产适应、生活适应、心理适应，让他们逐步做到和当地居民一样，在经济、生活、就业等各个方面达到相同的水平。
“后三峡时代”催生“重庆模式”
日前，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重庆被确定为我国五大中心城市之一，奠定了其西部发展“领头羊”地位。人们也许不会忘记，这个由三峡工程直接催生的直辖市在蛰伏十年后终于迎来国家政策的“偏爱”。2007年3月8日，胡锦涛在全国“两会”上给重庆的三大定位是：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此政策随后被简称为“314总体部署”。外媒由此判断，一个“重庆模式”即将到来。
1997年3月14日，中央把直辖的“钥匙”交到3000万重庆人民手中时，也交代了“四件大事”：解决好三峡移民、国企改革、生态环保和农村扶贫。特别是针对如何建设好三峡库区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1998年4月16日，江泽民在视察重庆时，将坚持开发性移民方针、按期完成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的移民任务作为中央交给重庆的首要任务。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陈，三峡库区建设问题成了他“最操心”、“牵肠挂肚”、“每天考虑最多”的四件大事之一。
对于中央的此番“苦心”，蒲勇健有着自己的理解，他郑重地告诉记者，没有三峡工程就没有重庆。中央把重庆划成直辖市，赋予它的使命就是通过得到更多中央政策的推动，取得大的发展、快的发展；通过它的城市化、工业化吸收库区大量的就业人口；使库区人口减少，至少不是增加，让库区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央积极支持三峡库区的发展，就是支持重庆的发展；而支持重庆的发展，就是支持中西部的发展，支持内地的发展，就是拉动内需。
近来，西南五省市干旱，有种说法认为，大旱与三峡工程有某种联系。记者在采访国家气候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相关专家学者时，他们一致表示，大旱属于气候问题，与三峡工程没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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