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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06期
2010-11-29

 

从精英国家化到国家精英化——我国干部录用制度的历史考察

余洋

[摘要]在全能主义时期,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固,国家倾向于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出身的骨干录用为干部,实现了干部的阶级化;同时,为了促进精英与国家的合作,也录用了很多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精英为干部。国家对待1949年以前的精英策略是用一批、养一批和关一批,对被录用为干部的精英进行了相应的教育和改造,从而实现了精英的国家化。市场经济时期,基本上只有精英才能够成为干部,精英国家化已经演化为国家精英化。但是,在干部的考察任用方面出现的问题,则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现代国家治理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因此,反思国家精英化中间存在的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

 

 

国企改制中工人的内部分化及其行动策略

吴清军

[摘要]本文具体分析了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企业内部职工受雇身份的区别与他们的行动策略。计划经济时期的身份不平等在市场化改革中得以延续。通过对国企职工不同身份的分析可知,工人内部因身份不同而明显地分化为四个利益不同的群体,即国企退休职工、全民所有制固定工、全民所有制合同工以及国有企业内部的集体企业工人。面对市场化改革,在同样的体制环境下,四个不同的群体选择了不同的行动策略。身份、生存压力、再就业能力以及制度设计等要素是影响他们行动策略的主要因素。

 

 

市场、制度与网络:产业发展的三种解释范式

梁波,王海英

[摘要]产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现有的理论来看,主要形成了三个理论解释范式,即以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为代表的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及以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网络主义的解释范式。这三种理论范式分别把市场机制、制度与产业政策、产业网络与社会资本等因素视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解释范式分别存在着“市场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与“网络决定论”的倾向。

 

 

Where Efficiency Comes from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lyOwned Enterprises in Wenzhou

李沛

[摘要]本文的关注点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模式”下民营企业的效率机制产生的来源是什么。关于企业的效率机制历来存在两种解释路径:来自企业内部的制度优化和由地方政府及地方市场提供的支持资源。本文考察了这两种解释路径在不同规模企业里的适用性,并提出两种解释路径不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它们对不同规模的企业有着不一样的适用性。文章对制度化产权和家族管理模式、理性化的企业运作、源自政府的支持对企业效率的实际影响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

林宗弘,吴晓刚

[摘要]本文结合制度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把阶级带回来”的观点。根据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和私有产权等造成转型时期中国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建立一个以对不同形式生产性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即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并在经验层面展示了其较之于其他分类法的优越性。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重塑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生产性资产,即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权威等四种所有权作用的相对转变,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

 

 

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

吴愈晓

[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本研究利用1995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检验了教育获得、家庭责任(婚姻和子女)和家庭经济状况三项个人或家庭因素对女性就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它们效应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在1995年至2002年间,教育的正面效应变小,即教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下降,但婚姻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上升。对照1995年, 2002年时家庭收入高的已婚妇女更有可能不工作,表明这是城镇女性就业决策走向理性化的一个过程。另外,作者并不认同“沮丧的工人”观点,认为失去正式工作的低收入家庭女性因生活所迫更可能进入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继续就业,而不是对再就业失去信心而永久退出劳动。

 

 

区域差异背景下的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迁入的态度研究——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王嘉顺

[摘要]本文为外来人口城市融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来自于城市居民的观察视角。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作者构建了区域差异背景下的城市居民是否愿意外来人口迁入的多层线性模型。结果发现,市民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城市的制度环境对其态度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暗示在户籍制度的作用下,城市居民同外来人口之间的利益分隔和心理区隔可能互相转化,并有可能对后续的户籍改革造成阻碍,这提示我们为了获取大多数人对户籍改革的共识,城市居民的态度不应该被忽视。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on the Socialization of Han and Mongolian Chinese Teenagers

刘保卫

[摘要]基于对内蒙古两城市青少年的抽样调查,本文比较分析了网络对边远地区汉族和蒙族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青少年在普遍接触网络的情况下,社会化状况总体良好,网络对汉族、蒙族青少年社会化均有显著影响,但并无普遍的不良影响。研究显示蒙族青少年受到网络全球化的影响与汉族青少年社会化效果差异很小。从整体上看汉族和蒙族青少年都随着接触网络时间的延长,网络对其社会化影响将增大。青少年对网络的认识直接影响其在网上的表现;网上的表现直接影响网下现实生活中的表现;上网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又对其他人产生影响。

 

 

制度与信任形成的微观机制——兼评房莉杰《制度信任的形成过程》

赵德余

[摘要]本文试图从博弈论的视角为信任的发生机制提供微观行为基础,并重新解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信任问题。信任是对交易关系中利益相关方可能采取的对各方都有利的合作性策略行为的一种概括化的、稳定性的期望,也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信任形成的关键是需要一系列触发机制不断地强化而形成稳定的预期。〖JP2〗在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其涉及的农民信任问题解释时发现,大量的触发机制发挥了积极的反馈强化作用,如说服与政治动员、加大资助特殊群体、引入家庭账户、提高补偿程度、信息公开等。正是这些触发机制的正反馈作用,农民逐渐相信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及其他的医疗保险服务机构等,他们所采取合作性的策略行为承诺是可信任和期待的。

 

 

区域差异视野下的艾滋病社区防治经验——云南L县之个案研究

余晓燕

[摘要]2003年之后,全国各艾滋病重度流行区域兴起了社区干预的高潮,各地干预的具体做法和社会后果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以此为出发点,以云南省L县为个案,探讨地方性防治经验的体制成因与实践过程。本文试图说明,L县经验的成功之处在于防治重心的体制沉降恰好契合了本土的族群关系及信任文化,在此基础上,良善的医患关系实践最终将村医制度打造成了连接官方防治体制与本土道德世界的制度及文化桥梁。